以中華儒學為主體、為標誌的漢文化，具有一種穩定、和諧、整體化的發展模式，它是深深植根於農業社會的土壤之中的。它對於由單純牧業向農牧業經濟過渡的西夏黨項羌人來說，是格外富有誘惑力的。西夏黨項羌人由衷地欽佩漢文化的高度發達，渴望自己的民族盡快漢化，從而使自己的民族也步入先進民族的行列之中。
孔子說，他“誌於道”，“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所追求的“道”，是博大精深的中華儒學的核心所在，即治國平天下之道。黨項羌的首領們對中華儒學的治國平天下之道極為欽慕，深盼依憑漢化來成就自己的割據事業。元昊之祖李繼遷曾毫無隱晦地說過：“（靈州）人習華風，尚禮好學，我將借此為進取之資，成霸王之業。”元昊之父李德明，也十分向往以儒家仁德為內質的漢禮，他於“禮文、儀節、律度、聲音，無不遵依宋製”，“大輦方輿，鹵簿儀衛，一如中國帝製”。伴隨著黨項羌社會性質的重大變化，即“由原始氏族公社直接向封建領主製過渡”，以黨項羌傳統文化為主體的西夏文化，發生了深刻的轉型。原先那種與“事畜牧”“不耕稼”“無法令”等生存方式相適應的傳統文化模式，不能適應新的社會價值取向的需要了。代之而起的，則是以“蕃禮”為形式標榜，而以“漢禮”為主要內容的新的文化模式（即外“蕃”內“漢”）。雖然由於種種原因，使“蕃”“漢”之間的文化衝突，呈現複雜情態；但重要的是，西夏王國完成了係統化的文化交流過程，即衝突-理解-溝通-選擇-調適-融合。正是在不斷的自我調節、自我轉換之中，造就了西夏文化的燦爛和輝煌。
一代雄傑元昊，欲以保持和突出黨項的民族特點，去實現成就霸業的宏願。針對其父“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的說法，他鮮明地提出“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他特別看重“蕃字”（代表黨項羌民族文化的重要標誌——西夏文字）、“蕃書”（以西夏文字書寫的各種文書），建立了“蕃字院”（以西夏文字寫作和翻譯有關文書的機關）和“蕃學”（以西夏語文為教育手段的學校）。但稍加考究便知，元昊的重蕃學，在客觀實際上，恰巧變成了重儒學。因為西夏蕃學的基本任務，是以西夏文翻譯漢文儒家經典，來教育西夏官僚子弟。故西夏的“蕃字”“蕃書”，不過是傳播儒家思想的工具，“蕃學”，變成了傳播儒家思想的重要場所。當時譯成西夏文的重要著作，有《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等。眾所周知，《孝經》即屬儒學的基本經典，據說它是孔子傳給弟子曾參後，被整理而成書的。孔子認為：“人之行，莫大於孝”。其所論之以家族為紐帶的“孝”的觀念和儀式，是中華儒學以至中國文化中最重要、最持久的核心內容之一。“以孝治天下”這一中華儒學的基礎理念，被曆代帝王所公認並被較為普遍地躬行，使它成為維護國家秩序和保持安定的精神力量。《爾雅》是中國最早的詞義解釋的專著，是一部古代訓詁知識的彙編，它包含著豐富的有關考證詞義和古代名物的珍貴資料。經學家常用《爾雅》解說儒家經義，是後人了解中華儒學時的重要工具書。《四言雜字》用於漢語文的啟蒙，屬儒學教育的入門讀物。西夏統治者翻譯、傳授這些漢籍的直接作用，是引進和吸收中華儒學文化，以居於漢文化正統地位的儒家思想哺育和武裝蕃漢官僚子弟，為西夏王朝造就大批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