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西夏大力吸收中華儒學，始自景宗元昊朝。而後的毅宗諒祚、惠宗秉常、崇宗乾順等朝，可以說是西夏文化廣泛吸收儒學的不斷發展階段。
毅宗諒祚“去蕃禮，從漢儀”，是一位積極的漢化主義者。這不僅因為他本人是由兩位漢族乳母哺養成人的，自幼受到漢文化的熏陶，還因為有父親元昊的臨終遺言在案：“宜附中國，不可專從契丹。蓋契丹殘虐，中國仁慈，順中國則子孫安寧”。他遣使向宋上表言：“本國竊慕漢衣冠，令國人皆不用蕃禮”。毅宗主動向宋貢馬，希望換回他實現漢化所急需的儒家經典等文化精品。史載：“表求太宗禦製詩章，隸書石本，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宋正（正旦）、至（冬至）朝賀儀。（仁宗）詔賜《九經》，還所獻馬。”宋仁宗給西夏的《九經》，包括《易》《書》《詩》《左傳》《禮記》《周禮》《孝經》《論語》《孟子》9部儒家經典。
毅宗諒祚精通漢語文，酷愛漢文化，並以漢語文行於西夏王國中。在他的直接影響下，形成了中原文風籠罩西夏朝廷的局麵。比如，為紀念承天寺這一浩大工程的落成，他命人遵其所囑，作一漢文碑記：《新建承天寺瘞佛頂骨舍利碣銘》。碣銘描繪了興建承天寺和埋葬佛骨舍利的有關情況，純乎是一篇優美的駢文。
毅宗時期的一些佛教論述中，有的也明確摻雜了中華儒學的有關內容，如西夏文《妙法蓮華經序》在宣揚佛家“三寶”（即佛、法、僧）的同時，還宣揚中華儒學的“依德行行”“以孝治民”的思想。這說明毅宗是力主佛儒相融的，他毫不猶豫地將中華儒學引入到他本人以及西夏王國的精神世界之中。
毅宗在招攬漢族儒士方麵，更是滿懷敬重之心的。“每得漢人歸附，輒共起居，時致中國物，娛其意，故近邊蕃漢樂歸之。掠秦鳳時，俘漢人蘇立，授以官，頗用事。（景）詢，延安人，小有才，得罪應死，亡命西奔，立薦之。諒祚愛其才，授學士，日夜謀”。
夏都六年（1062），毅宗對西夏官製進行了較大的補充，增設了各部尚書、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書學士等官，從而使西夏在漢化之路上，又跨進了一大步。
惠宗秉常（諒祚子）繼位時（1068），梁太後垂簾，政權為梁氏所握。梁氏本為漢族，但出自勾結黨項貴族、稱霸邊陲的野心，反而廢止漢禮，采用蕃禮。結果，不但激化了西夏與北宋的矛盾，也加劇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分化。在戰爭的慘痛敗績和皇族的責罵聲中，梁氏不得不讓出惠宗。惠宗旗幟鮮明：廢蕃禮，行漢禮！他極力恢複毅宗時所行之漢禮，以及“和宋”的政策。他“每得漢人，輒訪以中國製度，心竊好之，乃下令國中，悉去蕃儀，複行漢禮。”盡管受到後族軟硬兼施的折磨，但他實行漢禮的態度仍然鮮明而堅定。惠宗秉常之朝臣、西南都統、昴星嵬名濟曾移書宋涇原路經略使劉昌祚，所出之言頗能代表惠宗秉常旨意：
中國者，禮樂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動止猷為，必適於正。若乃聽誣受間，肆詐窮兵，侵人之土疆，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體，為外邦之羞。
即念天民無辜，受此塗炭之苦，國主自見伐之後，夙夜思念，為自祖宗之世，事中國之禮無或虧，貢聘不敢怠，而邊吏幸功，上聰致惑，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存亡之機，發不旋踵，朝廷豈不恤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