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國末期的34年間（1194～1227），竟有五朝皇帝繼立（桓宗純佑、襄宗安全、神宗遵頊、獻宗德旺、末主）。由於黨項統治集團內部矛盾不斷激化，加之蒙古軍隊的連續征伐，致使西夏政局動蕩，國力大衰。昔日生機勃勃的王朝，從此一蹶不振。虞集感歎道：“西夏盛強之時，宋人莫之能禦也。學校列於都邑，設進士科以取人，尊信仲尼以‘素王’之名號，為未極於褒崇，則文風亦赫然昭著矣哉！其後，兵火相尋於無窮，而所謂儒亦寥寥矣！”
不過，透過史料的零星記載，我們可以推知：西夏末期的文化，大體保持著早已形成的外“蕃”內“漢”的模式，其原有的一整套成熟化的儒學教育、科舉、職官、法律製度及其他思想意識形態，照舊存在，並繼續運行。
西夏末期考中進士的人依然不少。桓宗純佑天慶十年（1203）三月，西夏策進士。“遵頊（夏宗室齊王彥宗子）端重明粹，少力學，長博通群書，工隸篆。純佑廷試進士，唱名第一，令嗣齊王爵，未及，擢大都督府主。”時任吏部尚書的權鼎雄，也是天慶年間舉進士的，並以文學名授翰林學士。遵頊成為西夏第八代皇帝（神宗），登基（1211年）後，即召權鼎雄為左樞密使。權鼎雄“（1208年）嚐奉使謝金橫賜，與接伴爭相見儀，金人服其論正。及進吏部，氣宇肅然。”西夏滅亡前二年，即獻宗乾定三年（1226），科舉考試仍在進行。“三月，策士，賜高智耀等進士及第。”高氏一門，係“世仕夏國”，“曾大父（即曾祖高嶽）西夏進士第一人。大父大都府尹。考諱惠德，中書右丞相。”高智耀本人“舉進士第二人，抱道懷藝”。
從俄國柯茲洛夫於1908～1909年在原屬西夏的黑城（蒙語稱哈拉浩待，今內蒙古額濟納旗）遺址掘得的大批西夏文獻中，發現有世俗文獻60種，其中有譯自漢文的儒家著作《孝經》《論語》《左傳》《孟子》《類林》《貞觀政要》等，有西夏文文學著作，如：佚名《西夏詩集》、詩文集《三世屬明言集文》、五言詩《新集金碎掌置文》、故事集《新集慈孝記》等，還有西夏文字典、韻書等多部。在並非西夏文化重鎮的地方，能有如此眾多的文化典籍，這從一個側麵展示了西夏末期儒學文化的發達情況。
1226年，成吉思汗攻下西夏東部重鎮靈州時，“諸將爭取子女金帛，（耶律）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耶律楚材所搜集的“遺書”，主要是儒家著作。他到西夏來搜集，可知這些“遺書”在別的地方（至少在蒙古統治區）不易得到，也說明西夏的儒學文化確實發達。
從《元史》等所載可知，入元的西夏人中，有許多都是精通儒學的人才。他們對元朝的多方麵的貢獻，更進一步發射出儒學的光輝，實乃西夏文化之遺響。在元代禦史台的組建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盡“奏陳之力”的，是西夏名儒高智耀。他認為“儒者之有用，不在荷戈與殳”，“用儒則治，舍儒則亂”；他“力言儒術有補治道，反複辯論，辭累千百”。高智耀出任元朝翰林學士後，使幾千戶淪為“驅”（奴隸）的貧困儒者得以免役。虞集評曰：“抗正言於幹戈搶攘之中，存儒術於塗炭顛沛之極，我朝儒業之不泯，實權於此。”高智耀專領漢、夏諸儒之事，“時鼙鼓之聲未絕於城邑，而弦誦之習不輟於戶庭，章甫縫掖於於然彬彬然，得以修其專門名家”。由此我們不難想象，西夏末期的儒學麵貌，大概也是這樣。在元代監察機構中任職的西夏人不少，其中有一批遵循儒家“人治”思想，而直言敢諫的風憲之臣，如廉訪使朵兒赤（西夏國相斡道衝之曾孫）。他之所以能夠認定“生殺之柄，係於天子”，敢於同貪暴而專擅誅殺的行省丞相作鬥爭，是由於他“年十五，通古注《論語》、《孟子》、《尚書》”，並受到中華儒學修養深厚、世代執掌西夏國史的家庭的影響。在蒙元統一戰爭中作出重要貢獻的西夏將領，也有不少人都是深受儒學文化教育和影響的。如對宋、金作戰最有名的統帥察罕，其父曲也怯律，為夏臣；其叔曲也怯祖，曾舉為西夏進士。察罕自幼敏慧通達，以習禮儀至誠而受到元太祖的寵愛。原為西夏皇族子的李楨，自幼苦讀儒學經典，曾以“經童”入選；既長，入元為質子。後“以文學得近侍，太宗嘉之，賜名玉出幹必赤。”更值得稱道的是，他“奏尋訪天下儒士，令所在優贍之”，頗有杜甫“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風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