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居於中西交通的樞紐地段。作為著名的“絲綢之路”構成部分的“靈州道”，東向：可至宋之長安、洛陽、汴梁（開封）；西向：沿河西走廊，可至西域各國、印度、阿拉伯半島、古羅馬。而從興慶府（今銀川市）輻射出去的交通大道，不僅連通西夏四方重鎮，而且可直達遼國的都城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東鎮南），以及金國的都城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南）、中都大興府（今北京）等地。西夏的黃河水運，在聯係西北與內地的經濟貿易方麵，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從靈州（今寧夏靈武西）、豐安（今寧夏中寧）、安遠（今寧夏平羅）、雄州（今寧夏中衛）、興慶（今銀川市）等地的許多渡口，常有成批的貨物裝卸。黃河飛舟將西夏這一河套地區與上遊地區（今青海、甘肅）、中遊地區（今內蒙古、山西、陝西）及下遊地區（今河南、山東）之間的空間距離大為縮短。
西夏的交通習俗，可從陸路、水路兩種運輸方式來看。
1.陸路交通習俗
作為內陸地區，西夏有著適應自己地理特點的陸路交通。在前代已經開辟的幾條古道的基礎上，西夏又不斷開辟了新的大道，從而形成了以都城興慶為中心，貫通靈州、夏州、涼州、天都山、鎮戎軍等重鎮的全國性的陸路交通網。根據不同地段的地貌狀況，西夏人采取了多種多樣的人力、畜馱、車運等運輸方式。
西夏素以畜牧業發達而著稱，其盛產之馬、牛、驢、駝，奠定了馱運的雄厚物質基礎。西夏的牧民們一生與馬為伴，他們的生活基本上是在馬背上度過的。依靠馬的馱運，他們進行著或近或遠的遊牧，並把自己收獲的畜產品送到很遠的市場，再換回各種日常生活用品。他們對馬有著特殊的感情。喂之飼料，唯恐粗而不精；醫之疾病，幾近無微不至，無論表皮創傷、頭部生癩、蹄上長瘡、或者腳跛蹶失都盡力醫治；各種用心製作的馬具，如、銜、鞍、鐙、胸秋（絡兜）、肚帶、鈴、鞭、“羅六”（馬氈）、“羅浪”（馬毯）等，以及觸處皆可有的銅、鐵、皮、絲等飾品，更是體現著他們的愛馬之心。西夏辭書《文海》收有“拂慰”一詞，釋曰：“拂馬也。拂也，慰也。搔畜拂拭之謂也。”還收有“撣拂”一詞，釋曰：“拂也，拭拂也，搔獸拂拭之謂也。”透過這些詞條，凸現出來的分明是西夏人以馬為友的嗬護之情。西夏人以馬為騎馱作長途旅行時，不僅要帶上盛滿清水的囊袋，還要給馬蹄加綴一層既可防滑，又可防硌的木質馬掌。他們為負載的馬兒想得何等細致。
西夏境內的毛烏素沙漠、烏蘭布和沙漠、騰格裏沙漠、巴丹吉林沙漠，都有駱駝出產。以耐力著稱，號為“沙漠之舟”的單峰、雙峰駱駝，是西夏重要的運輸工具。由成串的駱駝組成的商隊，在清脆的駝鈴叮當聲中，艱難地跋涉在戈壁沙漠之中。不僅西夏人使用駱駝載重運物，連借道西夏的中原人，西域各國人，都要換用駱駝，以求順利穿越沙漠瀚海。宋朝供奉官王延德等人深歎西夏駝運民俗，說：“（漠中）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駝。”西夏人對駱駝極盡關切之意。為禦寒，給駱駝的背上披氈；為解悶，給駱駝頸上係鈴；為防硌，還給駱駝蹄下包上犛牛皮。
車運，在西夏陸路交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從有關史料上看，西夏地區至遲在北魏時期（386～534年），已有了“高車”。這是一種木製雙輪車。車輪幾近人高，車軸粗如椽，輻木數甚多。由於輪徑較大，相應加大了力臂、力矩，所以運行起來較為穩妥。無論路況平坦或坎坷，幹爽或泥濘，這種車輛皆可適應。西夏地區多溝窪，多沙石，多草灘，冬有冰雪，春有泥漿，正是這種“高車”大派用場的地方。幾輛牛拉“高車”，可相連串行，成為西夏農牧民遠途運輸的重要方式。諸葛亮發明的“木牛”小車，也曾被黨項人使用過。宋人將改製過的四人牽挽的“木牛”雙輪小車，帶到了西夏地區，並逐漸成為當地農牧民的習用運輸工具。西夏還自製過名為“對壘”高至丈餘的車輛，用於戰地運輸。西夏畜力充足，無論何種車輛，大都借用畜力，而較少隻用人力。凡平素生活中用於馱運物品的家畜，除羊而外，都可以駕轅拉車，如牛、馬、騾、驢、駱駝等，這是西夏車運的顯著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