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進步，西夏的生產習俗日趨豐富，並呈現出適應各種生產方式的民俗互相吸取、長期共存的局麵。
1.狩獵生產習俗
西夏的黨項羌、吐蕃、回鶻等遊牧民族，有著悠久的狩獵傳統和豐富的狩獵經驗。狩獵曾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物質基礎，也是他們的民族文化早期植根的肥沃土壤。西夏統治者十分重視狩獵業，明言：“吾朝立國西陲，射獵為務”。西夏廣泛流傳著皇族獵虎英雄的動人故事。精湛的狩獵技藝與豐碩的狩獵果實，被西夏人視為極大的光榮。
西夏人使用的獵具，主要是弓箭。西夏盛產犛牛（又叫竹牛），其角既長又硬，是製作弓身的極佳材料。弓弦，多用牛筋、鹿筋、狗筋為之。箭杆，多以木質製成；箭頭，多是金屬（主要是鐵）製的帶有許多“刃芒”（即倒刺）的鏃，鏃形不一，以“三刃箭”（即三棱箭）為多；箭尾，開叉並設羽。“西夏弓”用料講究，製作精良，名聲遠播。宋朝人曾以每張弓價格數百千的高價，購得一批，作為禮物奉送權臣（見：莊綽《雞肋編》）。西夏製造的一種強駑，號“神臂弓”，射程約三百步，能洞穿重紮，被視為利器。弩，主要由弩弓和弩臂構成。弓上裝弦，臂上裝置由望山（瞄準器），懸刀（扳機）、牛（鉤心）等組合而成的弩機。弩弓與弩臂兩相配合，擇最有利的時機發射箭矢。弩較之一般的弓箭，命中率要高，射程也更遠。西夏黨項族製弓傳統經久不衰，以製弓為業者很多。成吉思汗征伐西夏時，得西夏弓，賜名“怯延兀蘭”；西夏人被命為“怯憐口”（皇室家族私屬）行營弓匠者，達百戶之多。西夏的製弓民俗，為中國弓弩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西夏人的狩獵方法，不僅因地製宜，簡便易行，而且富有智慧，充滿情趣。他們常用的方法有：“綠龍”（捕捉）、“韋度”（誘捕）、“底都”（網羅）、“胡杜”（煙熏）、“蛇勞”（圍伐）等。他們還將獵犬、獵鷹訓練為狩獵的幫手。山林中有一種名叫“鷂子”的鷹鳥，體長達40多厘米，目明爪利，飛行迅猛。經一段時間的專門關閉、喂養之後，便可放飛而出；在獵犬的配合下，獵鷹往往常有所獲，得物（雀鳥、雞兔之類）而歸。“鷂子經天過，群雀兩向波”，是西北常見的地域風景畫。
西夏地區飛禽走獸種類繁多，數量很大。從有關資料上看，西夏主要的狩獵對象有：虎、豹、豺、狼、鹿、獐、兔、獺、野狐（沙狐）、黃羊、刺蝟、野豬、鬆鼠、鷹、雕、鷲、鷂、雁、鴿、鵪鶉、野雞、白鷳、鵂等。西夏人對狩獵對象的生存環境與生活習性，有著仔細的觀察，不斷地總結著一些具有實用價值的狩獵經驗。西夏諺語中，反映狩獵內容的不少。如：“半夜犬吠貴（富人）不起，黎明兔叫智（聰明人）不守。”“草兒捆紮挺更直，兔子臥下跳更快。”“火石打火可燒山，群鴿穿雲下大雨。”“寧射蒼鷹不射兔，寧捕猛虎不捕狐。”“老狼假哭不流淚，大雕張口沒有齒。”“狼犬發狂難合群，虎豹降伏能馴養。”“狐狸捕食喘息絕，小狗蹲坐不露尾。”“虎豹威風，野狐憑借。”“食肉猛禽心強，互爭無止息。”“食泥小鳥心弱，起落不離群。”“鹿躲藏、難安穩，角枝易暴露。”“虎豹出、易辨認，皮毛眩人目。”“鹿鳴叫，近黎明；杜鵑啼，近黃昏。”“狐小尾尖發白，熊小臉皮發黑。”
西夏人狩獵的形式，分個人和集體兩種。集體狩獵，即“圍獵”，是一種悠久的古俗。依靠集體的力量，可以獵獲較多的野獸；同時，也是一種令人興奮的精神活動。他們通過圍獵，在某一具體範圍內，發揮數十（或數百、數千）人的威力，以縮小包圍圈的方法，最終將野獸集中捕殺。這是一種經濟手段，更是一種政治手段和軍事手段。大批的智勇雙全的人材，從中鍛煉而成長，這無疑成為造就英豪的良機。圍獵就是戰鬥的訓練與演習。西夏人的大規模圍獵，往往緊連著正式的軍事行動（戰鬥、襲擊、遠征等）。史載，元昊“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
2.遊牧生產習俗
西夏的主體民族黨項羌族和境內的重要民族吐蕃族、回鶻族等，最初都以遊牧為主業。當他們逐漸兼事農耕以後，其經濟仍以遊牧為主。畜牧業始終是西夏經濟的支柱行業。他們自認：“事畜牧，蕃性所便”。遊牧生產，不但提供著他們生生所資之物；也建構著他們的精神世界（包括開闊的視野、頑強的意誌、粗獷的性格、尚武的傾向等）。由於西夏境內有許多“善水草，宜畜牧”的大片牧場，甚至稱得上是“甲天下”的優良牧場；加之西夏政府設立專門機構（群牧司·馬院司）統管畜牧業；因此，西夏的遊牧生產習俗，得到了穩定的傳承和廣泛的傳播。
西夏人所飼養的牲畜，有馬、牛、羊、驢、騾、豬、駱駝、犛牛等；其中，尤以馬、牛、羊、駱駝為主，它們構成了西夏畜牧業的主體。西夏牧人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畜牧經驗。從他們對牲畜的稱謂中，人們便不難感受到西夏畜牧業的發達。他們對馬有多種叫法，有“末卒”“日”“內”“領”“力”，還有指稱良馬的“倉解”“朱茹”，指稱馬駒的“梗”等。對牛的叫法也很多，有“鄱薄”“茹部”“普蘇”“悟麼”“勿蛇”等。對羊的叫法，就更多了，有“野苗”“野吐”“七”（山羊）、“戛乃”（羯羊）、“七戛”（山羯羊）、“兀丁”（頑羊）、“野列”（黑公羊）、“訛占”（未滿周歲的羔羊）、“卒卜”（小羊）、“訛特”（一歲羊）、“特奴”（一歲至六歲的羊）、“祝七”（小黑公羊）等。
西夏人對牲畜的放牧、飼養和管理，形成了一係列的民俗事象。由於這些民俗事象大都相對穩定，便成為代代相傳的模式，支配著廣大牧民的全部遊牧行為。其中較為重要的，包括尋找牧場、開掘水源、合理放牧、精心喂養、防治疾病、選育良種，以及供奉保護神等。
黨項羌族是經過幾次大遷徙，才在西北邊陲立國稱雄的。其遷徙的過程，也是不斷尋找牧場的過程。立國之後，雖生活漸趨固定，但因仍經營畜牧生產，便自然保持了遊牧傳統。畜群的飼養和繁殖，對自然環境的依賴性極強，其首要條件就是大片綠色的牧場。為此，從賀蘭山麓，黃河兩岸，到河西走廊、祁邊山下，沿涼州（今甘肅武威）、甘州（今甘肅張掖）、肅州（今甘肅酒泉）、沙州（今甘肅敦煌）一線，以及更加遙遠的黑水（今額爾濟納河）流域，都有西夏牧人奔波的身影。為了尋找牧場，他們往往曆盡艱辛，作長途跋涉，或翻山越嶺，或穿過流沙，或踏遍戈壁。夏秋兩季，他們緊跟著移動不息的畜群，住的是頻頻易地張立的氈帳，吃的是幹巴巴的炒米和乳渣。他們憑借馬和車，載其帳幕、輜重，機動靈活地逐水草而居。而到冬春兩季，他們又須選擇北風向陽的地方，以保證畜群渡過難關。西夏諺語說：“弭藥狂，天地狂。”“畜臥下，草隨傾。”“天地都愛遼闊，水草皆喜相合。”自由無羈的遊牧生產，激發起西夏人巨大的生活熱情和極為濃鬱的興趣，造就了他們堅毅、剽悍、豪爽的性格。
西夏屬於氣候幹燥的西北內陸。人說“地無木植”“天產丘陵”之處，“如何造物開天地，到此令人放馬牛？”缺水，是對遊牧人的極大威脅。由於嚴重缺水，草情日漸惡化，草場急遽萎縮。西夏牧人深知“揉搓幹沙不出水”，“草場鑿井畜不渴”（西夏諺語），因而十分重視牧場鑿井事項。他們並不滿足於隻是利用現成自然物的“逐水草而居”，而是要能動地改造所遇的自然環境。他們每選擇一處牧場，都要仔細地尋找“水源泉”，並盡可能地“修造水井”。而井水，還一定要保證其為“淨水”，不可汙染渾濁。有了這種“淨水”，他們的生活便有了希望，不但解決了畜群飲用的問題，還可引水澆灌牧草和墾耕的田地。
放牧畜群，看似粗活，實有講究。西夏人深諳根據草情、氣候等不同情況，采取種種不同的放牧方式。如漫灘放牧時，要不時地揮動“節”（馬鞭）或“苗節”（羊鞭），驅使畜群得以移動。畜群沿一條線吃草而過，於草場的利用是合理的，於牲畜的消化也是有利的。決定每天出牧、收牧的時間，要考慮氣溫的高低及刮風大小等情況，隨時注意避霜雪、防寒氣。適應獸類天性，促使放牧順利與獸體健壯，也是西夏牧人所著意追求的。他們放牧畜群時，往往利用“高角”者（如公牛、公羊、公鹿）為群首之畜，使獸群聚有中心，行有方向。西夏諺語說：“鹿角高，追美草。”“沒有高角畜群空。”他們驅動獸群時，有緊迫也有舒緩。經草木稀疏之處，便匆匆而過；而在水草豐茂之處，則流連難舍。他們或讓馬駒兒與其母相伴，在廣闊無限的草地上撒歡學跑；或讓疲憊的老馬貪婪休憩於水草叢中，得以養精蓄銳。為了準確地管理各地牧人所放牧之官畜的情況，西夏風行“置號印”的做法。所謂置號印是在馬、牛、駱駝的耳朵上及羊的麵頰上，由公派的牧戶代表“盈能”（一般是200～250戶派1人）打上記號。當年官畜所生的仔、駒、犢、羔，均須置號印；而公母畜則須置火印（烙印）。每年有6個月（從4月至9月）為置號印的時間，而從10月1日起要舉行“大校”。雖說這是在加強對畜群的管理，可其中浸透著許多西夏牧人的生活樂趣。
西夏人對與他們同生死、共患難的畜類，懷有特別的愛憐之情。他們常常幫助牛、馬、羊、駝等畜類清洗身上的土灰，為它們製作一些實用的飾品（如披氈、掛鈴、纓絡、兜帶等）。尤其在喂養方麵，堪稱精心。他們發現“薩胡草”“恰能草”“黑草”等是牲畜愛吃的草，便大量收割，聚集備用。他們總是將成捆的飼草用“式”（鍘刀）切細、切碎，使草上的小刺脫落掉，才倒入糟中。在糧食緊缺的困難情況下，設法弄些豌豆、黑豆之類，添之為飼料，他們甚為得意。諺語說：“馬瘦毛長緣缺糧”，“畜喂精料耳垂大”。對於無奶的乏母羊，他們還專門熬製一種“補湯”，格外加以照顧。
防治獸病，為西夏人所擅長。他們在豐富的畜牧生產實踐中，對獸病的認識是極為細致和深刻的。他們對馬和牛的患病，都有專門的叫法。“克卒”指馬病，“移相”指牛病。對獸類較常見的幾種病——“赤六”（瘡）、“麻卒”（疥）、“白麻”（癩）、“巴”（疤），都有明確的認識和治療的方法。如他們認為“瘡者，出於人則不愈也，出於牲畜則愈也。”（《文海》）這種“瘡”，很可能就是我們所講的“天花”。西夏人用鬆柏、藥草製成的漿，外敷治癩瘡。西夏醫書《治療惡瘡要語》，也收有治馬病的藥方。他們把畜身上的疥癩叫做“沒特哄”，而把蹄上的疥癩叫“刻叟”。這些不同的叫法，也反映了對獸病的細微觀察。他們認識到獸病傳染的危害性：“一羊有瘡，千羊惹蒼蠅”（西夏諺語），對造成千馬萬牛死亡的“黑病”和“水腫”，保持著高度警惕性。
西夏的畜牧業之所以那麼發達，西夏的駝、馬、牛、羊等牲畜之所以深受宋、遼、金諸朝的喜愛，與西夏人重視良種繁育有極大的關係。西夏諺語中，“鹿下羔，母也康子也健；蛙產仔，母也肥子也圓。”——說的是遺傳的道理。“紅羊相配產白羔，心裏不愛盼變變。”——說的是交配的事情。“君子珂貝骨，莫怕向外出；幼畜膘肥胖，未曾憋母腹。”——說的是接生的情景。西夏牧人年年抓緊有利時機，促使母畜“有孕”，將“不許母畜輪空”的法令，化作自己從事畜牧良種繁育的實際行動。他們的具體目標是：百大母駱駝一年內30仔，百大母馬一年內50駒，百大母牛一年內60犢，百大山羊一年內60羔。努力繼承盛行於西北地區的良種繁育的經驗，使西夏人不斷獲得了牧業的豐收。西夏的良馬品種，主要來源於河西走廊的“青海驄”，它是“波斯草馬”（即“大宛馬”）與西北騍馬雜交的成果，會作“對側步”的步法。這種俗稱“走手”，被譽為“天馬”的西夏名馬，體態雄俊，奔馳迅疾，深受各地民眾的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