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包蘭鐵路以巨龍般的身軀鎮服了一向狂放無羈的騰格裏沙漠，並驕傲地承載著坐滿了五湖四海建設者的列車駛進了寧夏。這一年，我隨由鐵道兵轉業鐵路、誌願建設大西北的父母來到了銀川。從胸前飄動著火焰般的紅領巾，到如今已是兩鬢秋霜，我在享有“塞上江南”美稱的西夏故地，已生活了整整50年。
50年來，我經曆了“大躍進”的躁動和不安，“低標準”的饑餓和寒冷，“文革”的狂熱和迷惘，軍隊農場的壓抑和磨煉，山鄉工作的清苦和寂寞，以及攻讀墳典的拚搏，執教講壇的辛勞。其間所遇，形形色色，林林總總，不僅有冰雪寒流的襲擊，更有細雨暖風的撫慰。而令我最難以忘懷的，是那些激勵我不斷地高擎著生命火炬，勇敢地行進在人生旅途上的良師益友。我會時常地感念他們，並把他們的那些出自一片真心的善言善行，永遠地銘刻在心裏。
李範文先生就是我的這樣一位良師益友。自1991年結識以來，我們已交往了18個春秋。是他在我初闖西夏學藩籬的時候，及時地校正了我踉蹌的腳步。他毫不保留地將其珍藏的多種西夏學資料遞到我的手中，使我方便地領受他本人以及其他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他在從事緊張、繁忙的學術工作的同時，不顧疲勞地加班加點，為我主編的《西夏文化概論》進行學術把關並作序，鼓勵我要“善於發現，有所創新”。他介紹我參加了首屆和第二屆國際西夏學術研討會，吸收我參與了《西夏學大詞典》的編寫工作，並推薦我擔任了西夏學研究會理事。尤其值得特別提及的是，李先生在我任寧夏大學西夏文化研究所所長期間，接受了張奎校長之邀，前來寧大做兼職教授，擔任了我國第一個“西夏語言文字研修班”的主講。他不要專車接送，堅持搭班車來校上課，有時還要在寧夏社科院和寧大之間步行往返，任憑風裏來雨裏去，也毫無怨言。他授課認真細致，對學員要求嚴格，為培養寧大和自治區的西夏學研究人才，作出了特別的貢獻。對由寧大西夏文化研究所和西夏曆史研究所合並而成的寧夏大學西夏研究所，以及以後擴編成立的西夏學研究中心，李先生都是鼎力支持，給予了許多的幫助。後來雖然由於寧夏高校的幾輪合並和多方麵的人事變遷，使李先生未能在寧大從事西夏學碩士、博士的培養工作，但他以複旦大學、陝西師大、南京大學等高校特聘教授的身份，為國家培養出了多名優秀的西夏學博士。李先生以他在西夏語言文字學方麵的傑出造詣，以及積極推動我國西夏學深入發展，以期徹底改變“西夏在中國，西夏學在外國”局麵的不懈努力，贏得了人們的尊敬和稱讚。
正是在李先生學術精神的鼓舞下，我一直堅持著業餘時間的西夏學研究。本書文稿的寫作斷斷續續，前後經曆了6年，方得以完成。在對西夏人精神世界的探討中，自然涉及到以往學術界或不曾觸及，或描述有誤，或存有爭議的一些問題。我想，我雖然學識淺薄，但還是要踐行李先生“善於發現，有所創新”的勸勉。於是，在不斷透視曆史資料的過程中，便有了對黨項羌人在青藏高原活動蹤跡的尋覓；關於黨項羌人與吐蕃人血緣、地緣等關係的遐想；關於“集體無意識”的天神崇拜觀念，如何演變為一種國家的信仰，進而形成神權與政權疊合的西夏社會的分析；關於對學術界所因襲的《遼史》中“西夏語以巫為廝”一說的考評；關於西夏佛教所承續的由“世居本土者”和“遷居後來者”兩方信仰彙合而成的悠久傳統的溯源；關於西夏“以物贖經”“延師譯經”所具有的多重文化意蘊的品鑒；關於西夏文字的創製，包括其造字的基本方法，若幹音譯、意譯字的確定，以及大量以“緣起說”為依據所創製的文字，均應是得益於佛教的討論；關於西夏處於印度佛教北傳北支與北傳南支交彙帶上的認定；關於西夏人以極其自然的心態，“拿來”以至“兼得”漢地佛教和藏傳佛教，並以極其廓大的氣度，促進兩地教派多方麵融合的描述……總之，沉浸於學術研究聖境之中的我，所孜孜以求的，就是要將西夏人的精神世界，盡量本色地展示給人們，並表達出我的一些認識或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