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造時勢’隻是一句誇大的話。事實上，英雄之所以成為英雄，止囚其能順著時勢進行之故。‘時勢造英雄’這句話倒是真的，因為它能決定英雄的趨向。”（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秦始皇是公元前259年出牛的，13歲時繼嗣他的父親序襄土為秦土。關於他的繼嗣，原本有一段頗富傳奇色彩的故事。
莊襄王是秦昭襄王的太了孝文王的兒子，名叫子楚，但卻不是舉足輕重的長子，因此被派到趙國做了交換的“質子”（人質）。當秦趙失和、兵戎相見時，子楚失去了經濟來源。
這時有一個叫呂不韋的大商人在趙國都城經商，見此情形，便做了件很了不得的政治投機買賣。隨著秦昭襄王的老邁，孝文王的繼位隻是但夕之事，而孝義王最寵愛的華陽夫人，自然也是最有做王後希望的。不過華陽丈人無子，將來的太子是誰，就成了一個還不能確定的問題。呂不韋瞅準機會，一方麵供給子楚生活費，另一方麵遊說華陽夫人收子楚為兒子，這樣不儀有利於華陽夫人成為王後，而且可以使其擁有一個得力的黨羽。結果，計劃成功了。
依靠呂不韋的資助，子楚杠做質子時，娶了呂不韋的姬妾，生下一個兒子（更有一種說法是呂不韋留在姬妾肚裏的孩子），取名叫贏政，這便是後來的千古一帝秦始皇。
在這個大變革的時代，最直接最有效的曆史助推力固然莫過於列國之間的軍事行動，但秦朝統一中國，卻實在絕非仝是武力的結果。
秦始皇的成功，在於他不僅能認識到還能順應時勢。“三帝不相複，三代不相襲”。要稱王稱霸做皇帝，還必須有一個徹底的“革命”行動。
秦始皇終於做到了這樣兩點：一是對內建立一個有利於久安長治的政治體製；二是對外把力所能及的地方都收入秦的版圖之內，那些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則確立起一條防線來。而指導他實施這“革命”行動的理論基礎乃是“法重於民”的法家傾向。所以，秦始皇在親政之後，既沒有追隨“仲父”呂不韋的道家精神，也沒有接受此前占優勢的儒家政策，而是堅定不移地走自己推崇法家治國的路。
隨著政敵呂不韋、姬皇的被消滅，軍國大權鞏同在贏政一人手中；隨著收回逐客令而堅持“任人唯賢”，智能之十紛紛來秦。“萬世之功”的鄭國渠強同了秦同立足於關中的經濟基礎，尉繚入秦帶來了指揮秦軍節節勝利的軍事韜略，韓非、李斯的影響則堅定了秦始皇的政治思想和行動措施。於是，便有了“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兩來”（唐·李白《古風》之三）的勢如破竹的兼並戰爭。公元前230年，滅韓；公元前228年，滅趙；公元前225年，滅魏；公元前223年，滅楚；公元前222年，滅燕；公元前221年，滅齊。
短短十年之問，如秋風掃落葉一般，“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並吞八荒（漢·賈誼《過秦論》），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時代終於到來了。
當新的帝國建立伊始，頭等大事自然是議定帝號與運命，秦始皇“既滅周家八百年，更掃三皇五帝如灰土”（清·袁枚《始皇陵詠》），功德無量。於是，他合並“皇”字與“帝”字而號稱“皇帝”。又一反古禮，取消諡法，自稱始皇帝，子孫稱二世、三世，以至萬世無窮。按當時流行的五德相生相克之說，秦是代周而興，周為火德，秦便屬水德，色彩主黑，數寧尚六。其次，廢封建，立郡縣，法度劃一，包括文寧、貨幣、馳道、度量衡等等，在政治、經濟與文化製度上，開創了一個全新的局麵。再次，秦北築長城，南收兩越（東越、南越），一個“六合之內，皇帝之上，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有人夏，人跡所至，莫不臣者”（《史記·秦始皇本紀》）的具有遼闊疆域的帝同也隨之橫空出世。第四，秦盡收天下兵器，鑄成金人和鍾、鐻，既可表明偃兵息武之心，又可免去人民反抗之虞，並且征兵戍守，大興勞役，乃至東巡郡縣、封禪紀功的舉動也可以行之而有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