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角亭病院是一棟馬蹄形的低層錯式建築，一二樓為病房和各科室，3樓為院方人員辦公室。
我的病房在2樓，5號的病房正對著我，不過他在一樓。
下午的時候，那棵水杉樹仍然被修剪去了多餘的樹枝，猶如一個翩翩君子站在院子中央，微笑而又滿懷耐心地看著院子裏的每一個人。
我在樓上繞著馬蹄形的回廊漫不經心地走，有意無意地看向5號的房間。
5號正坐在床上發呆，也許是發現了我若有似無的目光，他偏過頭，抬起臉，露出幾顆牙齒，詭異地朝我笑了笑。
這笑容，使我對於迫切得知他話真假的事情上，產生越來越多的焦慮心理。
在焦慮中，居然不知不覺地下了樓，走到了他的門口。
“進來坐。”他坐在床上，指著牆邊唯一的一張凳子對我說道。
“你是不是對於我真病還是裝病這件事情上有疑惑？”他等我坐下後，看著我笑道。
“是的。”我承認道。
“確實，這是一個很大的疑惑。”他悠悠說道，“精神病人一般是無法證明自己是正常人的，並且對於自己的病情並不自知。而且一個被法律判定為精神病的人，也是無法證明自己沒病的，因為法律規定，精神病人是沒有行為能力或者喪失部分行為能力的人。”
“就你正常起居飲食散步，真以為能走出這六角亭？”他無奈地笑著說，“太天真了。1968年到1972年，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DavidRosenhan做了一個著名的“Rosenhan實驗，8位正常人前往各家精神病院就診。這些正常人被收治、觀察、診斷，他們在病院裏表現得跟正常人一摸一樣，最後還是會帶著一張“輕度精神分裂症”的診斷結果出院。”
“實驗者在病院裏每天要寫實驗日誌。一開始他們都偷偷摸摸的記錄，擔心被醫護人員發現後戳穿實驗。但很快他們就發現醫護人員根本不關心這個。一位護士還在一個實驗者的病曆上記錄著：“病人有書寫習慣。”他繼續說道。
5號說到這裏，我想到了那本《蔣生日記》，腦袋裏似乎閃過了什麼，卻沒有撲捉到。
“還有個例子，將紅糖水當做血液送進醫院化驗室進行化驗，化驗單還是會得出可能患有某某疾病的各種數據。這不能說醫院不負責任，技術落後。而是我們給的紅糖水，已經被默認做血液了。隻會被當做血液那樣檢驗，而不會去辨別它是不是血液；否則，每送過去一個袋子，他們都要檢測是不是血液，那醫院不要運作了。”
“我進六角亭，因為我是病人。”5號笑著說道，“某種程度上來說，你是‘被精神病’，所以在六角亭，你也是‘病人’，那麼，你現在是無法判定我是真有病還是裝病的。”
“而被認定為醫生身份進來的人，他們在六角亭裏，依舊是醫生，即使他們是精神病。”
“…”我有點無語，無奈地說道，“這是精神病人思路廣啊！”
“你說這麼多這話，是什麼意思？”我反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