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說陸王心學，其實王陽明是心學發展的最高峰。王學有三個基本命題，知行合一、心即理、致良知，其中致良知是關鍵。所謂致良知，就是要達到、恢複、實行那種天賦的道德意識，在事事物物中求得與天理的符合。
現實中具體的人，往往因為私欲的蒙蔽而遠離了天理，能找回良知，實踐良知，就能克服蒙蔽。既然強調的要點在於我心，就不是要人離開真心而求所謂的事理。內心和行為跟不上的事理即使再頭頭是道，也是假的、空的。王陽明把萬事萬物中的理，拉回到心上來說，就是反對心和理、知和行的脫節。他說心即理，決不是他連天地萬物的事理規律和每個小我的心思知識兩者都分不清。他要達致的是抽象的、廓大無垠的本心。這個本心，才是良知，是和天地間一切事理不相違背的。王陽明認為，每一個人都以他自己的身體軀殼為“我”，而和一切別的東西對立起來，這就是私。一個人的身體是“私”的根本。一般人的思想行動往往以他自身的利益為出發點，這就是從“軀殼上起念”。這種“起念”就是“私欲”。人有了私欲，他的本心就會被私欲所遮蔽，就像空中有浮雲、太陽的光輝就要被遮蔽一樣，但是，浮雲總不能完全遮蔽太陽的光輝，私欲總不能完全遮蔽“本心”的靈明，“本心”
的靈明總還有所表現，這個表現就是人的分別善惡的能力。這是每一個人都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天賦認識能力，所以稱為“良知”。“良知”並不是全知，它的能力就限於分辨善惡。王守仁並不是說，人有了“良知”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人和其他動物的分別就在於人能分別善惡，作道德的判斷。
所以要充分發揚人的天賦能力，也就是所謂“窮人理”。王守仁講“良知”
也不是泛泛地講認識論問題。“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這個“行”也不是一般的行。他講“知行合一”，並不是一般地講認識和行為的關係，也不是一般地講理論和實踐的關係。王陽明講的良知不是教條，也不須遵奉教條。宇宙和人生都是很複雜的，其中的事物經常互相矛盾，情況也經常變化。人在其中，如果不能靈活應變，必然要寸步難行。總之，王陽明致良知學說體係有綱領，有條目，有工夫，簡單明了，直截了當。對於其宗旨，他本人作了最好的闡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功，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王陽明告誡後學，這原是徹上徹下功夫，知行不可有一處放鬆。以為可以一悟盡透，不在良知上實行為善去惡的工夫，實際上脫不去世俗的習心，又隻去懸空想什麼本體，一切事都不著實，不過是養成虛寂空疏的流弊。
五四新文化觀
20世紀初，中國出現了以反對封建製度和封建文化思想，宣傳民主和科學，主張文學革命為中心的文化思想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1915年9月，《青年雜誌》(1916年第二卷第一號改名《新青年》)創刊，標誌著該運動的興起。針對辛亥革命後一度出現的尊孔複古潮流以及“三綱五常”未被觸動的社會現實，陳獨秀等一批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提出了一套新文化觀，主要內容是宣揚民主科學和文學革命，以此駁斥以三綱五常為中心的儒家學說。新文化觀的兩大121號是“民主”(即“德先生”，Democracy，當時亦稱“人權”)和“科學”(“賽先生”，Science)。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中國人要脫離“蒙昧時代”，應急起直追，以“科學”和“人權”並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