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甘肅作為華夏文明和中華民族的重要發祥地，不僅是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資源寶庫，而且參與譜寫了華夏文明輝煌燦爛的篇章，為華夏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甘肅長廊作為古代西北絲綢之路的樞紐地，曆史上一直是農耕文明與草原文明交彙的鋒麵和前沿地帶，是民族大遷徙、大融合的曆史舞台，不僅如此，這裏還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交彙、融合之地。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言：“世界上曆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係、影響深遠的文化體係隻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係彙流的地方隻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因此，甘肅不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華夏的“民族走廊”（費孝通）和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資源寶庫，而且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國防安全的重要戰略通道。
自古就有“羲裏”、“媧鄉”之稱的甘肅，是相傳中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媧的誕生地。距今8000年的大地灣文化，擁有6項中國考古之最：中國最早的旱作農業標本、中國最早的彩陶、中國文字最早的雛形、中國最早的宮殿式建築、中國最早的“混凝土”地麵、中國最早的繪畫，被稱為“黃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跡”。興盛於距今4000—5000年之間的馬家窯彩陶文化，以其出土數量最多、造型最為獨特、色彩絢麗、紋飾精美，代表了中國彩陶藝術的最高成就，達到了世界彩陶藝術的巔峰。馬家窯文化林家遺址出土的青銅刀，被譽為“中華第一刀”，將我國使用青銅器的時間提早到距今5000年。從馬家窯文化到齊家文化，甘肅成為中國最早從事冶金生產的重要地區之一。不僅如此，大地灣文化遺址和馬家窯文化遺址的考古還證明了甘肅是中國旱作農業的重要起源地，是中亞、西亞農業文明的交流和擴散區。“西北多民族共同融合和發展的曆史可以追溯到甘肅的史前時期”，甘肅齊家文化、辛店文化、寺窪文化、四壩文化、沙井文化等，是“氐族、西戎等西部族群的文化遺存，農耕文化和遊牧文化在此交融互動，形成了多族群文化彙聚融合的格局，為華夏文明不斷注入新鮮血液”（田澍、雍際春）。周、秦王朝的先祖在甘肅創業興邦，最終得以問鼎中原。周先祖以農耕發跡於慶陽，創製了以農耕文化和禮樂文化為特征的周文化；秦人崛起於隴南山地，將中原農耕文化與西戎、北狄等族群文化交融，形成了農牧並舉、華戎交彙為特征的早期秦文化。對此，曆史學家李學勤認為，前者“奠定了中華民族的禮儀與道德傳統”，後者“鑄就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經濟和文化格局”，兩者都為華夏文明的發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自漢代張騫通西域以來，橫貫甘肅的“絲綢之路”成為中原聯係西域和歐、亞、非的重要通道，在很長一個時期承擔著華夏文明與域外文明交彙、融合的曆史使命。東晉十六國時期，地處甘肅中西部的河西走廊地區曾先後有五個獨立的地方政權交相更替，涼州（今武威）成為漢文化的三個中心之一，“這一時期形成的五涼文化不僅對甘肅文化產生過深刻影響，而且對南北朝文化的興盛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張兵），並成為隋唐製度文化的源頭之一。甘肅的曆史地位還充分體現在它對華夏文明存續的曆史貢獻上，曆史學家陳寅恪在《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中慨歎道：“西晉永嘉之亂，中原魏晉以降之文化轉移保存於涼州一隅，至北魏取涼州，而河西文化遂輸入於魏，其後北魏孝文宣武兩代所製定之典章製度遂深受其影響，故此（北）魏、（北）齊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則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詳論者也。”“秦涼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續漢、魏、西晉之學風，下開（北）魏、（北）齊、隋、唐之製度，承前啟後，繼絕扶衰，五百年間延綿一脈”，“實吾國文化史之一大業”。魏晉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時期，中原魏晉以降的文化轉移保存於江東和河西（此處的河西指河西走廊，重點在河西，覆蓋甘肅全省——引者注），後來的河西文化為北魏、北齊所接納、吸收，遂成為隋唐文化的重要來源。因此，在華夏文明曾出現斷裂的危機之時，河西文化上承秦漢下啟隋唐，使華夏文明得以延續，實為中華文化傳承的重要鏈條。隋唐時期，武威、張掖、敦煌成為經濟文化高度繁榮的國際化都市，中西方文明交彙達到頂峰。自宋代以降，海上絲綢之路興起，全國經濟重心遂向東、向南轉移，西北絲綢之路逐漸走過了它的繁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