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兵誌》載，“私茶出境者罪死，雖勳戚無貸”。國家重臣，後來整頓茶馬頹勢，力挽狂瀾的陝西禦史楊一清也曾說道：“私茶有私販五百斤的，照現行私鹽例，押發充軍陝西等處，但有漢人結交邊人互相買賣，借代、誆騙財物，引惹邊釁者，問發邊衛，永遠充軍。”
私茶因為具有物美價廉、性價比高的特點，還不看強令征收馬匹的官兵眼色，交易形式不拘一格，較為靈活，對官營的茶馬互市形成一定的衝擊。曆代明朝統治者把打擊私茶的販運，作為一項刻不容緩的事情來抓，但因其利潤巨大，愈禁愈嚴，總是有不法分子飛蛾撲火、鋌而走險，且不惜以身試法者多為官僚、權貴、駐軍高級將領。有明一代，官茶和私茶的貓鼠大戰從未停歇，雖然認識到放縱私茶，無異於政開私門，但沒有從根本上處理好這件事情。最典型的例子發生在洪武三十年四月，朱元璋駙馬歐陽倫親自坐鎮陝西，指揮規模巨大的茶葉走私活動，責令地方政府陝西布政使頒發公文，配備車輛，他的管家周保，每至一處，就翻雲覆雨，逼迫地方政府動用軍車運販茶葉，前後索車50多輛，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和法律叫板，影響極壞。當車輛浩浩蕩蕩地行駛至今甘肅蘭州市河橋巡檢司時，周保因侮辱並廝打值班官吏，被後者將此事上報朝廷，予以揭發。朱元璋龍顏大怒，下令徹底追查此事，最後，駙馬歐陽倫被處以極刑；布政司不如實上報，行政不作為，同樣被賜死；周保等公然參與走私和擾亂地方行政法規者，均被誅殺；而那位因不避權貴的小吏，被“遣使齎敕嘉勞之”。
上麵這個故事，還有兩點沒有交代清楚，一是駙馬一死，安慶公主會嬌滴滴地鬧朱元璋嗎？她為了保全夫君性命，悲催欲絕、淚眼婆娑地求過情嗎？也許是有的。但是明代最高領導者無動於衷，他知道，一個人的死，充其量拆散了一個家庭，是人亡；縱容私茶的發展，則可能導致國破。孰輕孰重他老人家心裏端得比誰都清。還有那位小吏，他如何做到飛鴿傳書，把一起公然違法的事情及時上報？在信封上直接注一筆茶馬要事，才沒有被地方攔截，隻有茶馬的話題才是觸動神經的，才能及時地傳到最高決策者的手中。
《明經世文編》記載，明代開國君主提倡治國以德為主，反對肆意殺伐、濫用酷刑，一直被後世保持。而如今販運私茶給少數民族的，全都要遭受特別嚴酷的刑法，受千刀萬剮而死，其禁止私茶的用意和決心由此可見一斑。由於國家以西綿長的戰略邊防線上，沒有一處不和各少數民族緊緊相鄰，考察他們的飲食習慣，沒有哪一個民族能離開茶葉，有則生，沒有則病，所以要用健全的法規禁止私茶的通行，換回的馬匹要給予對方一定的補償、報酬。嚴格實行這種製度使少數民族對中原王朝始終懷有一種敬畏感，給予他們一定的報酬從而使雙方聯係更加緊密，這就是控製少數民族不生二心，壯大中國國土界域的方法。
相中他者名馬，給以茶斤而謂之酬，的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還是有明白人，不管私茶如何盛行，明朝的基本國策沒有變。對抗法律可以賜死、淩遲處死、誅殺，死的方式有多種，唯一不變的是始終如一的茶馬政策。
第三個特征是機構健全。明代曾經根據茶馬市易變化，設置洮州、河州、岷州、西寧、甘肅茶馬司，雖然市易的數量、規模各有不同，但是都主持了茶馬貿易。
茶馬司——專門管理茶馬貿易的機構。宋代曾置都大提舉茶馬司專理榷茶易馬之事，官品甚高，明代更加強了茶馬之事。《明史·職官誌》：“茶馬司，大使一人，副使一人，掌市馬司之事。洪武中，置洮洲、秦州、河州三茶馬司，設司令、司丞。十五年改設大使，副使各一人，尋罷洮州茶馬司，以河州司兼領之，三十年改秦州茶馬司為西寧茶馬司。又洪武中，置四川永寧茶馬司，後革，複置雅興碉門茶馬司。”
茶馬司的盛與衰是不一樣的，各自的撤並是明王朝政治外交的一種縮放，自明洪武五年秦州茶馬司掛牌成立以來，至嘉靖四十一年的甘州茶馬司，中間間隔時間達到190年，不斷有人離開，也有人進入，從權力傾天到風光黯淡，仿佛彈指一揮間，副使可以升為大使，從六品成為正六品，沒有哪一位茶馬司的主要負責人能夠扳指算出其機構的命運，國家懷柔遠夷的政策沒有調整，而茶馬貿易卻在動蕩的時局中，越來越走向分道揚鑣的邊緣，隻留下世態炎涼、人心浮蕩。
第四是建立了巡茶製度，“歲遣行人等官巡視”，定期派遣朝廷命官至地方政府調研、查看茶葉征課、監督行茶過程中的營私舞弊行為，開始時“每年三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員，巡視河州、臨洮、碉門、黎、雅。半年以內，遣二十四員，往來旁午”。到宣德十年改為“三月一遣”，“巡察陝西，番人不樂禦史，馬至日少，乃取回禦史，歲一更，著為令”。中央工作組下至地方，主要針對內部官吏的監督管理，從內到外，建立起一整套的監察製度。
《明會典》卷三十七記載，陝西漢中、四川夔州打擊私茶的力度很大，以茶易馬有一整套清晰無誤的環節，用以換馬的茶葉需要持有政府頒發的合法證明，出產茶葉的地方要上繳稅款，貯茶要有專用的茶倉，有茶馬司和茶課司分管馬匹、茶葉的諸多事宜，有檢驗茶葉的質量監督機構，還有專門的官吏監督，負責交易過程中的調研，不斷總結得失。嘉靖十二年獲得批準通告，陝西金州、西鄉、石泉、漢陰、紫陽、五州縣的茶戶，巡茶禦史每十年做一次清點審查，統計茶葉出口數量、各項指標，以及平均數。嘉靖十四年獲得批準在四川夔州、東鄉、保寧、利江一帶，以及周邊臨近陝西通茶的地方，不論是否有軍隊戍衛，凡是從事茶葉相關的經濟活動，全部要聽從陝西巡茶禦史的調遣和管理。
因為政治和軍事鬥爭的需要，明代的以茶易馬，以至薄之物寓莫大之用，從來都不是靈機一動、一拍即合，而是深謀遠慮。陰柔之道，大概明代統治者都對老子的哲學熟稔，故《明史》曰：“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用製羌戎，而明製尤密”，不容有任何的猜忌和質疑。
明代文學家湯顯祖在《茶馬》詩中這樣寫道：“黑茶一何美，羌馬一何殊”，“羌馬與黃茶，胡馬求金珠”。應該看到，漢藏兩個民族之間，用各自引以為豪的生產品，換取對方心儀的物品，取長補短的過程中，兩個民族之間，說了多少掏心窩子的心裏話，溫暖彼此。
黑茶黃茶沒水可不成，好馬劣馬沒人騎不行，此時，我想掛上那麵遺落的金牌，騰身上馬，就成了一位殺氣凜凜的明代錦衣衛，縱然馬術不精，武功低劣，但早忘記了書生的那一套，隻顧一路打馬飛奔，表情枯滯，沒有言語，都因為我執行的茶馬任務，容不得有任何的閃失。
誠如嘉靖時戶部左侍郎唐胄所說：“外邦入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鄰，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因為其特殊的政治軍事鬥爭需要，明代對西北諸族采取“柔遠之道”，利用茶葉等軟實力，達到控製少數民族的目的。在這個過程中，較之唐宋，明代的茶馬貿易在組織體係各個方麵邁上了新的台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