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1957年下半年後，不但世界上各帝國主義國家正加緊對新中國進行政治、經濟、外交的全麵圍攻，而且連被中國人稱作“老大哥”的蘇聯也與中國分道揚鑣，一時國際局勢對於新中國非常不利。而就是在這種國際局勢緊張而微妙的時刻，馬寅初在演講中說的那麼一番“石破天驚”的話，無疑有授人以柄之嫌，無疑是在捅婁子、添亂，作為國家領袖的毛澤東極其敏感也實在是情理之中，而且也十分應該。雖然後來馬寅初自己也意識到這話說錯了，也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在北大校園裏，公開做了自我批評，但造成的不良影響，以及對毛澤東心理的幹擾卻已難以消除。
第二，毛澤東態度的改變也是他在一個特定的曆史階段站在全局考慮問題的結果。具體說來，由於毛澤東導演的“大躍進”所產生的虛幻，使他作出了一係列錯誤的判斷，而在人口問題上態度的改變，隻是這一係列錯誤判斷中的一個。1958年，大躍進放出的一個個高產“衛星”給毛澤東造成了一種誤會，也產生了一種錯覺，覺得中國糧食問題已徹底解決了，他曾說，“原來想不要超過八億人，現在看來可以到十億”。盡管他很快發現大躍進報出的產量都是假的，但是到這個時候又陷入了另一種尷尬——全國已進入了經濟困難時期，當時最要緊的問題便是如何走出眼前的困境，而人口問題實在不是這個時期最要緊的問題了，因為從1958年下半年到1961年期間，由於經濟的極度困難，全國不但人口出生率極低，而且許多地方還出現了人口減少的情況——此時說計劃生育自然是很不合時宜，也沒必要，而馬寅初恰恰在這個時間段提出並一再堅持他的“新人口論”，雖然從學術的層麵上說他並不錯，但是其命運可想而知！
到1962年，經濟得到了恢得，人口增長也得到恢得，對此國家也立即意識到了。當年國務院就成立了計劃生育辦公室，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通知》，明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計劃生育，適當控製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從完全無計劃的狀態逐漸走向有計劃狀態，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既定政策。”這個通知還要求做好宣傳工作和技術工作。計劃生育工作就此算開始正式執行了，但執行了沒幾年，曆史又一次增加了一個插曲：1969年，蘇聯挑起“珍寶島事件”等，並揚言要對中國進行“核修理”。為了應對這一切，毛澤東在號召全國人民“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同時，考慮有可能要打一場“人民戰爭”，這或許又讓他想到了“人多力量大”，計劃生育工作隨之再次發生了波折。但盡管如此，國務院還是於1973年成立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各地區各基層單位也陸續開始建立計劃生育機構，國務院提出了“四五”期間人口增長計劃，這是我國第一個人口增長計劃。1973年12月，全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工作彙報會在北京召開，會議貫徹了毛澤東提出的避孕藥具一律免費並送貨上門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傳口號，並針對不同地方不同情況作了具體部署。1974年底，病重中的毛澤東在國家計委《關於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上作了“人口非控製不可”的批示，這一批示實際上正是馬寅初《新人口論》的三個小標題（馬寅初《新人口論》七、八、九三部分的三個小標題分別是：“從工業原料方麵著想亦非控製人口不可”、“為促進科學研究亦非控製人口不可”、“就糧食而論亦非控製人口不可”）。
記得我小時候，我家大門對麵的牆上就寫著“人口非控製不可”這樣一條標語，當然那時我並不知道這是毛澤東的批示，更不知道是馬寅初“新人口論”中的小標題，後來知道了，這更使我覺得，毛澤東至少在人口問題上的想法其實與馬寅初並不存在根本的衝突。或許也正是因此，馬寅初事實上在曆次政治風暴中相對而言並沒有受到太多太大的衝擊。當然，這裏麵與周恩來、陳雲等人對他的保護有關，但是說到底，如果真在毛澤東看來他與馬寅初之間是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那是誰能保護得了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