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寇逼皖，大铖避居南京，頗招納遊俠為談兵說劍，覬以邊才召。[25]
“流寇逼皖”，是崇禎八年（1635年）的事。為此，阮大铖從老家安慶避亂到南京。但實際上，他來此遠非避亂。到了南京，就開始大肆活動，《明史》所說“頗招納遊俠為談兵說劍”，隻其一端；我們從別的史料發現，他在南京廣為交納、到處公關。吳梅村說：
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奄黨也，通賓客，畜聲伎，欲以氣力傾東南。[26]
策劃《留都防亂公揭》時，陳貞慧也說：
士大夫與交通者未盡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點破，如贅癰糞溷，爭思決之為快，未必於人心無補。[27]
可見活動重點，並非使槍弄棍之人，而是社會名流、有政治影響力的人物，且頗為奏效。之所以能得逞，一是“逆案”已曆多年，不少士大夫對此頗感淡然；二是阮氏本人確實風雅博才，與之交不失怡悅，況且他還擁有一個頂級劇團，誰不想飽飽眼福？三是施以恩惠，說白了，就是以財賄通（阮大铖相當有錢），連複社名流也在其列，例如侯方域。當時，侯南闈不中，又趕上河南聞警，便滯留南京，漸漸橐金頗匱，大铖“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食，與侯生遊”[28]。這是侯方域自己的說法，因為事情有些尷尬，不免閃爍其詞。依《桃花扇》，則侯方域梳櫳李香君的全部費用（黃金三百兩），都是阮大铖托他們共同的朋友楊龍友居中打點。
前麵說到，自崇禎初起，複社勢力已盛，而它正式成立後的三五年內，更發展到無所不在的地步，從文化到政治，呼風喚雨，簡直是左右明末的一種在野的“霸權”。當事人吳梅村為我們言彼時複社名流的表現與心態：
往者天下多故（變亂，動蕩），江左尚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遇於南中，刻壇，立名氏……以此深相結，義所不可，抗言排之，品核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29]
強勢若此，舍我其誰。就連對馬、阮深惡痛絕的孔尚任，也覺得複社諸君過於得理不饒人，以“熱鬧局就是冷淡的根芽，爽快事就是牽纏的枝葉”[30]，微諷其意氣太盛，而給自己種下禍根。不過，與複社講究寬容、策略，原是不可能的，它就是一個青春性、叛逆性組織，或者說，就是明末一個“憤青”集團。一來，它自視懷抱崇高理想，手握真理正義，隻要“義所不可”，就“抗言排之”，為此絕不“有所屈撓”，這正是它要堅持、斷不放棄的東西；二來，它那樣人多勢眾、影響廣泛、一呼百應，滿世的粉絲和擁躉，滿麵春風、花開堪折直須折，得意猶且不及，又怕著何來？
所以，當一條“落水狗”、一個已經被曆史釘上恥辱柱的人，居然在眼皮底下大肆活動、招搖過市，而非隱姓埋名、夾起尾巴做人，本身就不可容忍。況且，他們解讀出了其行徑的真正居心：籠絡人心、打通關節，以便“翻案”。他們痛心於人心是如此易於忘卻，不過十年出頭的光景，醜類的罪惡就被淡漠，“奄兒媼子”的阮圓海已經高朋滿座，儼然南京社交界的一顆明星！若任由事情這樣下去，“東林”先輩的血豈不白流？
筆者設想，假使1635年阮大铖遷至南京後，低調處世，離群索居，隻當寓公，恐未必發生《留都防亂公揭》事件。然而三年來，阮氏的張揚與跋扈，終令複社精英感到責無旁貸。他們的領袖，本有不少是“東林”舊耆和英烈的後代，旁人或能忘卻、淡漠，他們則刻骨銘心。《南疆逸史》關於顧杲寫道：
杲，字子方，端文公憲成之孫。為人粗豪尚氣，以名節自任。端文講學東林書院，清流多附之。由是東林遂為黨魁，皆引端文自重，而杲為其宗子，故雖未任而名甚高。阮大铖既廢，居金陵，思結納後進以延譽，乃蓄名姬、製新聲，日置酒高會，士雅遊者多歸之。禮部主事周鑣惡之，曰：“此亂萌也。”因草檄，名曰《南都防亂》，引諸名士以排之，而難於為首者。杲曰：“舍我其誰！”[31]
“端文公憲成”，便是東林開創人顧憲成，而《留都防亂公揭》上的第一個署名人，正是顧憲成之孫顧杲（台灣文獻叢刊本《南疆繹史》於茲不同，寫為“從子”，即顧憲成之侄。但據顧杲好友黃宗羲《思舊錄》“涇陽先生之孫”[32]，應誤），所以他會說：“舍我其誰！”
不過，《留都防亂公揭》卻並非由周鑣倡議和起草，雖然這說法傳之甚廣，連阮大铖都以為如此。但參與策劃的陳貞慧在《防亂公揭本末》中特別指出：“阮以此事仲馭（周鑣，表字仲馭）主之，然始謀者絕不有仲馭也。”
他並且詳細講述了事情經過：
崇禎戊寅，吳次尾（吳應箕，表字次尾）有《留都防亂》一揭，公討阮大铖。次尾憤其附逆也，一日言於顧子方杲，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锧，為南都除此大憝。”兩人先後過餘，言所以。……次尾燈下隨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唱，飛馳數函：毘陵為張二無（張瑋），金沙為周仲馭（周鑣），雲間為陳臥子（陳子龍），吳門為楊維鬥（楊廷樞），浙則二馮司馬（馮晉舒、馮京第）、魏子一（魏學濂），上江左氏兄弟（左國棟、左國材）、方密之（方以智）、爾止（方以智族弟）。[33]
情節甚明：吳應箕率先提議，顧杲明確支持；兩人隨即來找陳貞慧，達成一致，吳應箕當場成稿，而顧杲領銜簽名，同時發出數封信給複社在各地的核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