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特別在意“1643年”這個時間點，第二年，便發生了崇禎死國、清兵入關、福王南立、馬阮當政等大逆變。從這一時間窗口回看“丁祭風波”，對接下來的一係列事態，便有了清晰的意識。它不啻將青春知識群體與阮大铖之間的矛盾推向高點，所謂舊恨新仇，並蓄胸間，一旦找到缺口，怎能不決堤而出？
七
對弘光黨爭加以探問之前，我們先就材料的使用，明確一個原則。由於事涉真偽，情況複雜，為求客觀，我們對基本情節的諸家講述，不得不有所依違、取棄。凡與之有利害關係，或傾向過於鮮明，雖是親曆者，我們對於這樣敘說與論評，也隻好束之高閣，例如黃宗羲的《弘光實錄鈔》、文秉的《甲乙事案》。可靠或合理的材料，應該符合兩點：一，中立的、沒有派別身份的作者；二，作者雖在“門戶”之中，但敘事論人能夠做到持平、求實。以此兩點繩之，我們從諸著內遴出兩種，作為了解弘光黨爭的主要依據。
一是李清所著《三垣筆記》。作者於弘光間先任工科給事中，再升大理寺丞，事多參決，是曆史目擊人和“在場者”。其次，他從崇禎朝起就與黨爭保持距離，置身其外。關於《三垣筆記》的寫作，他強調兩點，一是求實，“非予所聞見，不錄也”；二是“存其公且平者”，對某一方“不盡是其言”，對另一方也“不盡非其言”。他指出，關於這段曆史，官方“記注邸鈔，多遺多諱”，私家“傳記誌狀，多諛多誤”，《三垣筆記》就是針對這種情況，“借予所聞見，誌十年來美惡賢否之真”。[50]
二是夏允彝（表字彝仲）的《幸存錄》。和李清不同，夏允彝有派別身份，他與陳子龍並為幾社兩大創始人，“時吳中名士張溥、張采、楊廷樞等結複社以為東林之續也，公亦與同邑陳公子龍、何公剛、徐公孚遠、王公光承輩結幾社，與之相應和”。[51]然而《幸存錄》乃是夏氏赴死之前，以超越黨派立場、痛思明末曆史的沉潛之心，所投入的寫作。書未竟，“聞友人徐石麒、侯峒曾、黃淳耀、徐汧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賦絕命詞，自投深淵以死”[52]，臨歿前，喚其子完淳而特囑之：
餘欲述南都之興廢，義師之盛衰焉，今餘從義師諸公九京遊矣！靡有暇矣！汝雖幼，南都之大政，於庭訓猶及聞之……餘死矣，汝其續餘書以成！[53]
這樣一本著作，其誠切端肅，豈尋常文墨可比。這一點，為李清所證實。他晚年隱居著述期間，讀到《幸存錄》，不禁激賞：“獨夏彝仲《幸存錄》出，乃得是非正”，盛讚之“存公又存平”；對於自己寫《三垣筆記》，李清也引夏氏為同調，說：“苟彝仲見此，無乃首頷是記（指《三垣筆記》）亦如予首頷是錄（指《幸存錄》），而又以存我心之同然為幸也。”[54]
八
這段史事，線索概如《幸存錄》以下所述：
士英首以阮大铖薦，舉朝力爭之，卒以中旨起為少司馬。大铖一出，日以翻逆案處清流為事。憲臣劉宗周（劉宗周，官左都禦史）以疏爭，士英、大铖內用群璫（太監），外用藩帥，並收勳臣為助，其意不過欲逐宗周輩，而內璫勳藩遂不可製。賄賂大行，凡察處者，重糾敗官者，贓跡狼藉者，皆用賄即還官，或數加超擢。時以擁立懷異心，並三案舊事激上怒。上實寬仁，不欲起大獄，故清流不至駢（連比成案）者。……而一時柄臣，務以離間骨肉危動皇祖母，欲中諸名流以非常之法。如楊維垣、袁弘勳、張孫振者，不啻人頭畜鳴。又，擁立操異論者不過數人，而柄臣自侈其功，凡人糾必欲以此誣入之。如妖僧等事，幾起大獄，卒致左帥（左良玉）以眾憤，有清君側之舉。士英盡撤勁兵以防左帥，敵已至維揚（揚州），而滿朝俱謂敵必無虞，且欲用敵以破左（左良玉），一時有識者謂亂政亟行、群邪並進，莫過於此。[55]
把前因後果以及層層遞進的關係，講得有條不紊，要言不煩。
我們已經知道，馬士英迎立福王，出於阮大铖的謀劃。然而兩人的淵源，既比這個早，也比這個深。李清記載：
周輔延儒再召原任，阮光祿大铖，迓之江幹，情甚摯。延儒慮逆案難翻，問大铖廢籍中誰為若知交可用者，大铖舉原任宣府馬撫軍士英。時士英猶編戌籍，忽起鳳督（鳳陽總督），茫然，既知大铖薦，甚感。[56]
據《明史》，周延儒再召為相，赴京，時在崇禎十四年（1641年）九月。由此可知，《留都防亂公揭》之後，阮大铖雖“閉門謝客”，暗中仍四處奔走；由此也可知，那時馬、阮已經沆瀣一氣。
縱如此，阮大铖頭上頂著“逆案”罪名，既是先帝欽定，又相當於“反革命集團”案，不像普通罪名方便撤銷，而且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牽一發動全局；加上朝中東林占優，阻力甚大。馬士英雖然擠走史可法，高居首輔，想要對阮知恩圖報或樹為羽翼，也不那麼容易。這便是夏允彝所說：“舉朝力爭之，卒以中旨起為少司馬。”為了阮大铖，馬士英最後不惜動用非常手段，踢開規章，罔顧朝議：
諸閣臣皆以為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其（阮大铖）冠帶來京一旨，即士英手票。[57]
手票，是輔臣代皇帝草擬的旨意。馬士英利用票擬權，以朱由崧名義，允許阮大铖按原品秩，穿戴正式朝服晉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