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冼星海
和冼星海見麵的時候，已經是在聽過他的作品(抗戰以後的作品)的演奏，並且是讀過了他那萬餘言的自傳()以後。(這篇文章發表在延安出版的一個文藝刊物上，是他到了延安以後寫的。)
那一次我所聽到的《黃河大合唱》，據說還是小規模的，然而參加合唱人數已有三百左右；朋友告訴我，曾經有過五百人以上的。那次演奏的指揮是一位青年音樂家(恕我記不得他的姓名)，是星海先生擔任魯藝音樂係的短短時期內訓練出來的得意弟子；朋友又告訴我，要是冼星海自任指揮，這次的演奏當更精彩些。但我得老實說，盡管“這是小規模”，而且由他的高足，代任指揮，可是那一次的演奏還是十分美滿；——不，我應當承認，這開了我的眼界，這使我感動，老覺得有什麼東西在心裏抓，癢癢的又舒服又難受。對於音樂，我是十足的門外漢，我不能有條有理告訴你：《黃河大合唱》的好處在哪裏，可是它那偉大的氣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發生崇高的情感，光是這一點也就叫你聽過一次就象靈魂洗過澡似的。
從那時起，我便在想象冼星海是怎樣一個人呢?我曾經想象他該是木刻家馬達(湊巧他也是廣東人)那樣一位魁梧奇偉，沉默寡言的人物。可是朋友們又告訴我：不是，冼星海是中等身材，喜歡說笑，話匣子一開就會滔滔不絕的。
我見過馬達刻的一幅木刻：一人伏案，執筆沉思，大的鬥篷顯得他頭部特小，兩眼眯緊如一線。這人就是冼星海，這幅木刻就名為《冼星海作曲圖》。木刻很小，當然，麵部不可能如其真人，而且木刻家的用意大概也不在“寫真”，而在表達冼星海作曲時的神韻。我對於這一幅木刻也頗愛好，雖然它還不能滿足我的“好奇”。而這，直到我讀了冼星海的自傳，這才得了部分的滿足。
從星海的生活經驗，我了解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有這樣大的氣魄。做過飯店堂倌，咖啡館雜役，做過輪船上的鍋爐間的火伕，浴堂的打雜，也做過乞丐，——不，什麼都做過的一個人，有兩種可能：一是被生活所壓倒，雖有抱負隻成為一場夢，又一是戰勝了生活，那他的抱負不但能實現，而且必將放出萬丈光芒。“星海就是後一種人!”——我當時這樣想，仿佛我和他已是很熟悉的了。
大約三個月以後，在西安，冼星海突然來訪我。
那時我正在候車南下，而他呢，在西安已住了幾個月，即將經過新疆而赴蘇聯。當他走進我的房間，自己通了姓名的時候，我吃了一驚，“呀，這就是冼星海麼!”我心裏這樣說，覺得很熟識，而也感得生疏。和友人初次見麵，我總是拙於言詞，不知道說些什麼好，而在那時，我又忙於將這坐在我對麵的人和馬達的木刻中的人作比較，也和我讀了他的自傳以後在想象中描繪出來的人作比較，我差不多連應有的寒暄也忘記了。然而星海卻滔滔不絕說起來了。他說他剛出來，就知道我進去了，而在我還沒到西安的時候就知道我要來了；他說起了他到蘇聯去的計劃，問起了新疆的情形，接著就講他的《民族交響樂》的創作。我對於音樂的常識太差，靜聆他的議論，(這是一邊講述他的《民族交響樂》的創作計劃，一邊又批評自己和人家的作品，表示他將來致力的方向，)實在不能讚一詞。豈但不能讚一詞而已，他的話我記也記不全呢。可是，他那種氣魄，卻又一次使我興奮鼓舞，和上回聽到《黃河大合唱》一樣。拿破侖說他的字典上沒有“難”這一字，我以為冼星海的字典上也沒有這一個字。他說，他以後的十年中將以全力完成他這創作計劃；我深信他一定能達到。
我深信他一定能達到。因為他不但有堅強的意誌和偉大的魄力，並且因為他又是那樣好學深思，勇於經驗生活的各種方麵，勤於收集各地民歌民謠的材料。他說他已收到了他夫人托人帶給他的一包陝北民歌的材料，可是他覺得還很不夠，還有一部分材料(他自己收集的)卻不知弄到何處去了。他說他將在新疆逗留一年半載，盡量收集各民族的歌謠，然後再去蘇聯。
現在我還記得的，是他這未來的《民族交響樂》的一部分的計劃。他將從海陸空三方麵來描寫我們祖國山河的美麗，雄偉與博大。他將以“獅子舞”、“劃龍船”、“放風箏”這三種民間的娛樂，作為他這偉大創作的此一部分的“象征”或“韻調”。(我記不清他當時用了怎樣的字眼，我恐怕這兩個字眼都被我用錯了。當時他大概這樣描寫給我聽：首先，是讚美祖國河山的壯麗，雄偉，然後，獅子舞來了，開始是和平歡樂的人民的娛樂，——這裏要用民間“獅子舞”的音樂，隨後是獅子吼，祖國的人民奮起反抗侵略者了。)他也將以“獅子舞”、“劃龍船”、“放風箏”這三種民族形式的民間娛樂，來描寫祖國人民的生活、理想和要求。“你預備在旅居蘇聯的時候寫你這作品麼?”我這麼問他。“不!”他回答，“我去蘇聯是學習，吸收他們的好東西。要寫，還得回中國來。”
那天我們的長談，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見麵，誰又料得到這就是最後一次嗬!“要寫，還得回中國來!”這句話，今天還在我耳邊響，誰又料得到他不能回來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在寫這小文的時候還覺得我是在做惡夢。
我看到報上的消息時，我半晌說不出話。
這樣一個人，怎麼就死了!
昨晚我忽然這樣想：當在國境被阻，而不得不步行萬裏，且經受了生活的極端的困厄，而回莫斯科去的時候，他大概還覺得這一段“儻來”的不平凡的生活經驗又將使他的創作增加了綺麗的色彩和聲調；要是他不死，他一定津津樂道這一番的遭遇，覺得何幸而有此罷?
現在我還是這樣想：要是我再遇到他，一開頭他就會講述這一段顛沛流離的生活，而且要說，“我經過中亞細亞，步行過萬裏，我看見了不少不少，我得了許多題材，我作成了曲子了!”時間永遠不能磨滅我們在西安的一席長談給我的印象。
一個生龍活虎般的具有偉大氣魄，抱有崇高理想的冼星海，永遠坐在我對麵，直到我眼不能見，耳不能聽，隻要我神智還沒昏迷，他永遠活著。
1946年1月5日。
梯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
梯比利斯(喬治亞共和國京城)市外，有一座小小的平房，這便是一九O四——六年斯大林及其同誌們所經營的“地下印刷所”。到梯比利斯觀光的人們一定要瞻仰這革命的遺跡，“來賓題詞冊”上寫滿了各種文字的讚詞。
和附近的一般民房並沒有什麼差別，這平房前麵的院子圍著半人高的木柵，進了柵門，左首是一間很小的獨立的披屋，內有一口井，正屋在右首，和披屋不相連，並排兩間(每間約一方丈之大)，前有走廊。正屋下層，那是一半露在地麵的地窖，有小梯可達，從前這是作為廚房及堆積雜物的，現在還照當年的形式擺著爐灶和各種廚房用具。
正屋，廚房(一半在地麵的地窖)，有一口井的披屋，這一切都是四十年前梯比利斯的小市民住宅的標準式樣；那麼，當年的秘密印刷機就裝在這三間屋子裏麼?如果是這樣，那就不能不說沙皇的憲兵和警察全是瞎子和聾子了。秘密印刷機是在這房子的地下。所以這一個“地下印刷所”名副其實是在“地下”。在當年，那兩間正屋都是住人的。靠左首的那一間，住著一位名叫臘卻茲·蒲肖列茲的女子，她常常坐在窗前做女紅，人家在木柵門外就可以望見她。右首的那一間住著屋主羅斯托瑪乞維列，一位規規矩矩的市民。這兩間正屋裏當然一無秘密可藏，更不用說龐大的印刷機了。正屋之下就是作為廚房和雜物堆放處的地窖。那時的小市民住宅都有這樣一個地窖，空空洞洞的一間，這裏也藏不了什麼秘密。地窖是泥地——正規的泥地，連一個老鼠洞也找不出來的。
再看披屋。這裏有一口井，如果放下吊桶去，當然可以汲取水上來。這是一口規規矩矩的井。四十年前梯比利斯的小市民住宅差不多家家都有這樣一口井。
然而秘密可就在這井內。
如果你用手電筒照著細細看，你會發現井的內壁並不怎樣光滑，這邊那邊，有些極小的窩兒；如果再仔細查看，這些窩兒的位置自上而下，成為不規則形的兩行，直到井底。你要是願意試試，下了井口，用腳尖踩著那些窩兒，就象走梯子似的一步一步可以走到井底。但是一口井的內壁而有這樣的梯形窩兒，也並不為奇：掘井的工人就是踏著這些窩兒這樣上來下去進行他的工作的。四十年前梯比利斯的水井差不多全有這樣的梯形窩兒。可是，正在這樣平平常常不足為奇之中，有它的秘密。
你如果踏著那些梯形窩兒下井去，到了十七公尺的深處，就是離開水麵不過三公尺的地方，你會發現井旁有一個洞，剛好可容一人蛇行而入。你如果爬進洞去，約四公尺，便可到達另一井，這實在不是井，而是一條垂直的孔道，有木梯可以爬上去，約十公尺便到頂點，此處又有一條橫隧道，約長三公尺，一人傴僂可入。隧道盡處為一門，進了門，一架印刷機就躍進你的眼簾。原來這就是“地下印刷所”了。這地下室的大小和它上麵的廚房差不多，一架對開的印刷機和四人用的排字架擺在那裏，一點也不見擁擠。地下室的四個壁角都有向上開的通氣孔，又有小鐵爐，在靠近排字架的壁角，這是專為燒毀稿紙和校樣用的。鐵爐也有煙囪上達地麵。地下室和它上邊那廚房的地麵相隔兩公尺厚的泥土。
這就是“地下印刷所”構造的概況。當年進出這地下室隻有一條路，就是上麵講過的那口井。工作的人員和印刷物都從井口進出。現在，為了參觀者的方便，在正屋旁邊另築一座螺旋形的鐵梯，可以直達地下室的後壁，而在此後壁上又新開一門。參觀者不必下井爬行，可以舒舒服服從那道螺旋形鐵梯走進地下室了。
一九O三年，斯大林在喬治亞領導革命工作，計劃建立這個地下印刷所。先由羅斯托瑪乞維列出麵購了這塊地，並向梯比利斯市政府工務局領得營造住宅的執照。於是他們雇工先開一地穴(因為一般居民的住宅都有地窖以貯藏糧食等，造房之前先開地穴，不至於引人懷疑)，然而開的太深了點，見了水，隻好廢止，而在其上再開一地穴，長方形，約寬五步長十步。這時候，作為業主的羅斯托瑪乞維列就借口錢不湊手，停止建築，將工人都辭去。然後同誌們把印刷機拆卸，零零碎碎運入地穴，同時又在地穴的一端開鑿了三公尺長的橫行隧道，和十二公尺長直通地麵的垂直的孔道(如上文所述)。等到這一切都完成了，就用厚木板封閉了孔道和地穴向上開的口子(約三公尺見方)，又在木板上加了二公尺厚的泥土。從地麵看，一點也看不出這下麵還有一個地下室。此後，另招工人在這地穴上麵建築了廚房和兩間正屋，又造披屋，開井，深二十公尺見水。井已完成，即辭退工人，再由同誌們自己動手，在深十七公尺處開一橫孔，便與地下室來的隧道溝通，於是大功告成。
這個“地下印刷所”設計的巧妙之處即在利用那口真正的水井作為進出的唯一的路。因為水井是家家有的，不至於引起人們懷疑。
一九O四年“地下印刷所”開始工作，一切都很順利。但為了謹慎起見，又在正屋的左首一間設置了暸望崗；擔任這一個職務的，就是長年坐在窗口做女紅的臘卻茲·蒲肖列茲。她如果看到院子外的街道上來了可疑的人或憲兵警察，就按一下隱藏在窗下的電鈴，“地下印刷所”的人們聽到這警鈴，就把機器停止。這是因為印刷所雖在地下，但機器轉動的聲音地麵上還是可以覺到。臘卻茲·蒲肖列茲一直活到八十多歲，於一九四六年五月故世。
一九O六年，由於斯大林的提議，喬治亞的革命組織內成立了軍事組。主持其事者為男女同誌各一人。軍事組開會地點即在此“地下印刷所”上麵的左首那一間正屋內。不料軍事組內有叛徒，向沙皇警察告了密。但叛徒實不知此屋之地下尚有印刷所。警察搜查全屋，一無所獲。因無所獲，警察未封屋亦未捕人。但此屋顯然已不能複用。業主羅斯托瑪乞維列在門前貼了“召租”的紙條。可是隔了兩日，大隊憲兵從早到晚搜查了整整一天，仍無所得。但是一個憲兵官長在那口井上看出可疑之處來了。他看見井內壁的窩兒頗為光滑，而且井內壁的上端也頗光潔，他推想必有東西常在此井口進出，故而把內壁及開井時內壁所留的窩兒都磨光了。他用紙放在吊桶內，燒著了紙，把吊桶徐徐放下井去，發見吊桶還沒有達到水麵的時候，桶內的火光忽向一旁牽引。於是斷定了井內必有秘密。召了消防隊來下井去查看，始知井內另有隧道通別處。消防隊員不敢進隧道，憲兵也不敢進入。但有一事已可斷定，即此房及其院子的下麵必有地下室。憲兵們根據這一個假定到處探測，結果，在廚房裏找到線索，就把那“地下印刷所”發掘出來了。
根據當時的官方文書，憲兵們在此“地下印刷所”內除抄獲對開印刷機一架外，又獲喬治亞、阿爾美尼亞及俄羅斯三種語文的鉛字一千餘公斤，已印就的小冊子及傳單八百公斤，白報紙三百二十公斤；此外尚有炸彈，偽造的身份證等等。當時官方呈報上級的報告寫了兩大厚冊，現在尚保存於馬恩列斯學院喬治亞分院的史料保管庫內。房主羅斯托瑪乞維列被捕，充軍到西伯利亞。一九一七革命成功後，羅斯托瑪乞維列始得自由。“地下印刷所”被破獲後，沙皇的憲警把上麵的正屋和披屋都放火燒了。一九三七年，蘇聯政府恢複了此一革命史跡，把沙皇政府當年從這“地下印刷所”抄去的東西都找回來放在原地方。臘卻茲·蒲肖列茲並親手布置廚房內的用具，使與當年一樣。
最後，關於那架對開的印刷機，還要補幾句話。這架機器是德國貨，本為沙皇的喬治亞市長向德國定購的。但不知為什麼，機器到後又擱在倉庫內了。革命組織內的工人同誌從倉庫內把這架機器拆卸陸續偷運出來，裝在那地下室，並且使它為革命服務了兩年之久。
海南雜憶
我們到了那有名的“天涯海角”。
從前我有一個習慣：每逢遊覽名勝古跡，總得先找些線裝書，讀一讀前人(當然大多數是文學家)對於這個地方的記載——題詠、遊記等等。
後來從實踐中我知道這不是一個好辦法。
當我閱讀前人的題詠或遊記之時，確實很受感染，陶陶然有臥遊之樂；但是一到現場，不免有點失望(即使不是大失所望)，覺得前人的十分華贍的詩詞遊記騙了我了。例如，在遊桂林的七星岩以前，我從《桂林府誌》裏讀到好幾篇詩、詞以及駢四驪六的遊記，可是一進了洞，才知道文人之筆之可畏——能化平凡為神奇。
這次遊“天涯海角”，就沒有按照老習慣，皇皇然作“思想上的準備”。
然而仍然有過主觀上的想象。以為顧名思義，這個地方大概是一條陸地，突入海中，碧濤澎湃，前去無路。
但是錯了。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所謂“天涯海角”就在公路旁邊，相去二三十步。當然有海，就在岩石旁邊，但未見其“角”。至於“天涯”，我想象得到千數百年前古人以此二字命名的理由，但是今天，人定勝天，這裏的公路是環島公路幹線，直通那大，沿途經過的名勝，有鹽場、鐵礦等等；這哪裏是“天涯”?
出乎我的意外，這個“海角”卻有那麼大塊的奇拔的岩石；我們看到兩座相偎相倚的高大岩石，浪打風吹，石麵已頗光滑，兩石之隙，大可容人，細沙鋪地；數尺之外，碧浪輕輕撲打岩根。我們當時說笑話：可惜我們都老了，不然，一定要在這個石縫裏坐下，談半天情話。
然而這些怪石頭，叫我想起題名為《儋耳山》的蘇東坡的一首五言絕句：
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旁石，盡是補天遺!
感慨寄托之深，直到最近五十年前，凡讀此詩者，大概要同聲浩歎。我翻閱過《道光瓊州府誌》，在“謫宦”目下，知謫宦始自唐代，凡十人，宋代亦十人；又在“流寓”目下，知道隋一人，唐十二人，宋亦十二人。明朝呢，謫宦及流寓共二十二人。這些人，不都是“補天遺”的“道旁石”麼?當然，蘇東坡寫這首詩時，並沒料到在他以後，被貶逐到這個島上的宋代名臣，就有五個人是因為反對和議、力主抗金而獲罪的，其中有大名震宇宙的李綱、趙鼎與胡銓。這些名臣，當宋南渡之際，卻無緣“補天”，而被放逐到這“地陷東南”的海島作“道旁石”。千載以下，真叫人讀了蘇東坡這首詩同聲一歎！
經營海南島，始於漢朝；我不敢替漢朝吹牛，亂說它曾經如何經營這顆南海的明珠。但是，即使漢朝把這個“大地有泉皆化酒，長林無樹不搖錢”的寶島隻作為采珠之場，可是它到底也沒有把它作為放逐罪人的地方。大概從唐朝開始，這塊地方被皇帝看中了；可是，宋朝更甚於唐朝。宋太宗貶逐盧多遜至崖州的詔書，就有這樣兩句：“特寬盡室之誅，止用投荒之典”。原來宋朝皇帝把放逐到海南島視為僅比滿門抄斬罪減一等，你看，他們把這個地方當作怎樣的“險惡軍州”。
隻在人民掌握政權以後，海南島才別是一番新天地。參觀興隆農場的時候，我又一次想起了曆史上的這個海島，又一次想起了蘇東坡那首詩。興隆農場是歸國華僑經營的一個大農場。你如果想參觀整個農場，坐汽車轉一轉，也得一天兩天。從前這裏沒有的若幹熱帶作物，如今都從千萬裏外來這裏安家立業了。正象這裏的工作人員，他們的祖輩或父輩萬裏投荒，為人作嫁，現在他們回到祖國的這個南海大島，卻不是“道旁石”而是真正的補天手了！
我們的車子在一邊是白浪滔天的大海、一邊是萬頃平疇的稻田之間的公路上，揚長而過。時令是農曆歲底，北中國的農民此時正在準備屠蘇酒，在暖屋裏計算今年的收成，籌劃著明年的奪糧大戰吧?不光是北中國，長江兩岸的農民此時也是剛結束一個戰役，準備著第二個。但是，眼前，這裏，海南，我們卻看見一望平疇，新秧芊芊，嫩綠迎人。這真是奇觀。
還看見公路兩旁，長著一叢叢的小草，綿延不斷。這些小草矮而叢生，開著絨球似的小白花，枝頂聚生如蓋，累累似珍珠，遠看去卻又象一匹白練。
我忽然想起明朝正統年間王佐所寫的一首五古《鴨腳粟》了。我問陪同我們的白光同誌，“這些就是鴨腳粟麼?”
“不是!”她回答。“這叫飛機草。剛不久，路旁有鴨腳粟。”
真是新鮮，飛機草。尋根究底之後，這才知道飛機草也是到處都有，可作肥料。我問鴨腳粟今作何用，她說：“喂牲畜。可是，還有比它好的飼料。”
我告訴她，明朝一個海南島的詩人，寫過一首詩歌頌這種鴨腳粟，因為那時候，老百姓把它當作糧食。這首詩說：
五穀皆養生，不可一日缺；誰知五穀外，又有養生物。茫茫大海南，落日孤鳧沒；豈有萬億足，壟畝生倏忽。初如鳧足撐，漸見蛙眼突；又如散細珠，釵頭橫曲屈。
你看，描寫鴨腳粟的形狀，多麼生動，難怪我印象很深，而且錯認飛機草就是鴨腳粟了。但是詩人寫詩不僅為了詠物，請看它下文的沉痛的句子：
三月方告饑，催租如雷動。小熟三月收，足以供迎送。八月又告饑，百穀青在壟。大熟八月登，恃此以不恐。瓊民百萬家，菜色半貧病。每到饑月來，此輩司其命。閭閻飽拌餅，上下足酒漿。豈獨濟其暫，亦可贍其常。
照這首詩看來，小大兩熟，老百姓都不能自己享用哪怕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經常借以維持生命的，是鴨腳粟。
然而王佐還有一首五古《天南星》：
君看天南星，處處入本草。夫何生南海，而能濟饑飽。八月風颼颼，閭閻菜色憂。南星就根發，累累滿筐收。
這就是說，“大熟八月登”以後，老百姓所得，盡被搜括以去，不但靠鴨腳粟過活，也還靠天南星。王佐在這首詩的結尾用了下列這樣“含淚微笑”式的兩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