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
1月20日，毛澤東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身份，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憤慨譴責親日派發動皖南事變，並警告那班玩火的人放謹慎一點，老老實實地、很快地去做12件事。毛澤東指出：“如能實行以上十二條，則事態自然平複，我們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必不過為已甚。否則，‘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反動派必然是搬起石頭打他們自己的腳，那時我們就愛莫能助了。我們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須他們也珍重合作。老實說，我們的讓步是有限度的，我們讓步的階段已經完結了。他們已經殺了第一刀，這個傷痕是很深重的。他們如果還為前途著想，他們就應該自己出來醫治這個傷痕。‘亡羊補牢，猶未為晚。’這是他們自己性命交關的大問題，我們不得不盡最後的忠告。”
[附注]“吾恐季孫之憂”句，見《論語·季氏》載孔子語。
“亡羊補牢”，見《戰國策·楚策四》：“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
4月21日，謝覺哉由甘肅返回延安，寫了一份“自傳”，總結了自己前半生的革命曆程，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這份“自傳”上批道：“已看過，文如其人，信哉！”
5月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對黨內的指示，即《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在文章中，毛澤東指出：“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既然還在抗日，其對我黨既然還在一打一拉，則我黨的方針便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打對打，以拉對拉，這就是革命的兩麵政策。隻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天沒有完全叛變，我們的這個政策總是不會改變的。”
[附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見宋朝朱熹《四書集注·中庸第十三章》注語：“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8月5日，毛澤東寫信給謝覺哉，信中說：“事情確需多交換意見，多談多吹，才能周道，否則極易偏於一麵。對於下情搜集亦然，須故意（強所不願）收集反麵材料。我的經驗，用此方法，很多時候，前所認為對的後覺不對了，改取了新的觀點。客觀的看問題，即是孔老先生說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與此一致，盼加發揮。”
[附注]“毋意，毋必，毋同，毋我”，見《論語·子罕》。
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其中說：“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
[附注]王道、霸道，王道，見《尚書·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霸道，《史記·商君列傳》：“吾說公以王道而未人也；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
王觀瀾生病住院，心情很煩躁。毛澤東得知後，親筆為之題詞：“既來之，則安之，自己完全不要著急，讓體內慢慢生長抵抗力和它作鬥爭直至最後戰而勝之。”
[附注]“既來之，則安之”。見《論語·季氏》：“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1942年
2月1日，中共中央黨校舉行開學典禮，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演說，即《整頓黨的作風》。毛澤東說：“我幼年沒有進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校，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套，這種學習的內容雖然陳舊了，但是對我也有好處，因為我識字便是從這裏學來的。”
[附注]“於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見《論語·學而》，其為《論語》首章首句。
2月8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上作題為《反對黨八股》的講演。他說：“五四運動時期，一班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和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那時的統治階級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學生，把孔夫子的一套當作宗教教條一樣強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孔夫子提倡‘再思’，韓愈也說‘行成於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現在的事情，問題很複雜，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還不夠。”
[附注]“再思”，見《論語·公冶長》：“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行成於思”，見唐朝韓愈《進學解》：“行成於思，毀予隨。”
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文藝工作者作品既要有高層次的東西，也要有普及的東西，兩者必須結合起來。他用“陽春白雪”和“下裏巴人”作比喻：“任何一種東西，必須能使人民群眾得到真實的利益，才是好的東西。就算你是‘陽春白雪’吧，這暫時既然是少數人享用的東西，群眾還是在那裏唱‘下裏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隻顧罵人，那就怎樣罵也是空的。現在是‘陽春白雪’和‘下裏巴人’統一的問題，是提高和普及統一的問題。不統一，任何專門家的最高級的藝術也不免成為最狹隘的功利主義；要說這也是清高，那隻是自封為清高，群眾是不會批準的。”
秋，範明來到延安棗園，他在向毛澤東彙報趙壽山具備有三個條件可以入黨後，據他回憶：“毛主席聽完，屈了的三個指頭許久沒有伸開來，深深地吸了幾口煙，閉著眼睛沉默了一會兒，忽然問我，讀過《三韜六略》、《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嗎？我說：‘讀過。’‘讀過了好，作統戰工作不但要有馬列主義唯物辯證法的理論基礎，還應有中國古老哲學的方法論。中央原則上同意趙壽山的申請，可作為一個特別黨員。但為了防止暴露，不舉行入黨儀式，不辦理入黨手續，在黨內不公開。待時機成熟後，再追認黨籍，黨齡可以從“雙十二”算起。’”
12月，毛澤東在延安棗園接見範明（中共地下黨38軍統戰部長、組織部長）時，在知道他念過大學國學係，就與他談到了《易經》。據範明回憶：當毛澤東就《幹部政策》的標準，向他提問，給了個90分後，就與他談《易經》。“主席緊接著問：‘學過《易經》嗎？’‘學過，雖能背誦如流，但理解不深。’我坦然地回答。‘你會唱秦腔嗎？’主席忽然把話題一轉，神秘地發問。‘愛唱，唱不好，常走板！’我回答。‘你們秦腔裏的皇帝出場自上，常常把他的登極說成“九五之位”，這是什麼意思？’‘那是他們根據《易經》的陽剛陰極則損的忌諱之詞。’這時，我才意識到主席是拿這個命題考我。‘說的對。其理何論，說說看。’主席在繼續考問。‘陽剛為十減一為九，陰極為六減一為五，滿招損，謙受益，陽極則衰，陰極則損，孫吳兵法上所說的求萬全者無一全，驕兵必敗，哀兵必勝等等，都是依據這一陰陽盛衰大道來發揮的！’‘對了，再給你加5分，算個95分的九五翰林。’”
12月，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上，毛澤東作了書麵報告《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報告批評有些部隊、機關、學校負責行政指揮責任的同誌不大去管生產活動，是因為他們“中了董仲舒們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些唯心的騙人的腐話之毒，還沒有去掉得幹淨。”毛澤東又說：“我們曾經指出這樣簡單的道理：從古以來的人類究竟是怎樣生活著的呢？還不是自己動手活下去的麼？為什麼我們這些人類子孫連這點聰明都沒有呢？那時我們又指出：一個處在封建社會裏的被剝削的農民家庭，一家三口、四口乃至七口、八口，隻靠一個勞動力生產的事是很普遍的，這樣的一家，不但要維持他們自己的生活，而且要付出百分之五十至八十的租稅給他人，為什麼我們反不如這樣的農家呢？……我們考察一下從古代的人類到今天的貧農，他們之所以能夠活下去，並且活得同野獸不同的原因，無非就是他們有兩隻手、並且將手接長起來——拿著工具。”毛澤東在報告中又指出：“我們要有一批脫離生產事務的革命職業家，我們也要有一批醫生、文學藝術工作者及其他人等，但是這些方麵的人決不能過多，過多就會發生危險。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用之者疾，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
[附注]“正其誼不謀其利”句，見《漢書·董仲舒傳》。
“食之者眾”句，參見《大學》：“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開了高級幹部會議，會後，毛澤東和譚政談話。毛澤東問他：“你今年有多大歲數？”“三十八了。”譚政回答。“孔夫子說過，‘三十而立。’你就快四十的人，那早就該‘立’了。”
[附注]“三十而立”，見《論語·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1943年
春，毛澤東在延安第一次見到薄一波時，緊緊地握住他的手，問道：“你就是薄一波同誌？”為了記住薄一波的姓名，他反複地說：“如履薄冰，如履薄冰……”又問薄是哪裏人，薄說是山西定襄人。毛澤東說：“漢文帝的母親也姓薄。她的弟弟叫薄昭；漢文帝曾被立為代王，建都在你們山西中部。”這使薄一波大為驚奇：“這些史書上記載的帝王家常事，毛澤東竟記得這樣清楚，他對中國的曆史是多麼熟悉啊！”
[附注]“如履薄冰”，見《詩經·小雅·小曼》：“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3月，中國遠征軍…原國民黨第五軍第二百師師長戴安瀾於1942年5月26日在緬甸抗日戰役中戰死，本月在廣西桂林舉行追悼大會，毛澤東電傳挽詩一首：“外侮需人禦，將軍賦采薇。師稱機械化，勇奪虎羆威。浴血東瓜守，驅倭棠吉歸。沙場竟殉命，壯誌也無違。”
6月6日，毛澤東寫信給當時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書記、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指出：“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口號是不適當的，現在的任務是用戰爭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敵人，現在的社會基礎是商品經濟，這二者都是所謂己所不欲，要施於人。隻有在階級消滅後，才能實現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消滅戰爭、政治壓迫與經濟剝削。目前國內各階級間有一種為著打倒共同敵人的互助，但是不僅在經濟上沒有廢止剝削，而且在政治上沒有廢止壓迫（例如反共等）。我們應該提出限製剝削與限製壓迫的要求，並強調團結抗日，但不應提出一般的絕對的階級互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