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個你並非真正了解的朝代：重讀明朝
明朝是一個讓人津津樂道的朝代，也是一個令人困惑的朝代；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朝代，更是一個我們誤解最多的朝代。
600多年前朱元璋的揮兵北上，使不可一世的蒙古鐵騎終於退出了中原，漢族重新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王朝。恐怖的民族壓迫政策遠離了漢人的生活，漢族的寬袍長袖再一次步入了金碧輝煌的宮殿，中國的經濟又一次攀登上另一個新的高峰。這一係列的修飾詞，足以讓明朝擁有堪比漢、唐的光環；然而，明朝留給我們的印象卻恰恰相反。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明朝賦稅沉重，皇帝昏庸，宦官當道，軍備廢弛，政治黑暗，人民生靈塗炭，一派亂世之象，那麼，明朝真的衰弱不堪嗎？真實曆史中的明朝又是什麼樣子呢？
先以“賦稅沉重”為例，我們似乎能找到很多根據，比如明末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就被很多曆史學家歸因為老百姓不堪重負而揭竿而起。事實上，大多數時間內明朝的賦稅程度之低，可以說在中國曆史上是罕見的。明朝的農業稅和商業稅加起來，一年大約有2200萬兩銀子（包括把米折合成銀錢），而且200多年裏沒有大的變化。很多人可能對這個數字沒有什麼概念。那我們不妨來看一下其他朝代的統計數據。南宋孝宗年間，僅鹽、酒、茶的稅收就有4000餘萬兩。而明朝無論是地域、人口、還是鹽、酒、茶的消費需求，都遠大於南宋；然而這三項的稅收隻有大約300萬兩。我們再來看一個例子，清朝初年，人口大約隻有明末的四分之一，耕地隻有明末的一半，然而基本稅收收入卻有2800萬兩左右，這還不包括滿清政府冠以各種名義所加收的稅金！麵對鐵的數字，明代賦稅之低不言自明，“賦稅沉重”這一罪名不成立！
再來看“皇帝昏庸”這一項，對明朝皇帝的評價大多是分為三種：其一是開國的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雖然這兩位皇帝兩手沾滿了鮮血，但在漫長的曆史中仍是相當成功的皇帝。其二就是崇禎帝，大家都會肯定他的勤政﹑進取，同情他到最後吊死景山的淒涼。亡國之君能像他那樣贏得這麼多同情的目光，是絕無僅有的。其三就是舍此兩種之外的，無一例外地被戴上糊塗、昏庸、殘暴、胡鬧、不學無術的帽子，很多人認為，大明皇帝除這太祖、成祖、思宗三位以外，都是數十年不理政事，微服出巡調戲良家婦女，喜歡做木匠的昏庸之君。最被人們詬病的明朝皇帝大概有三位：正德帝、嘉靖帝和萬曆帝。
先說說正德帝吧，他繼位時不過15歲，按理說，少年人好動，乃是人之常情。我們這位正德帝隻不過是偏好騎馬射箭多一點，就被後世稱為“荒淫、不學無術”。這位可憐的皇帝，被一大堆規矩束縛在紫禁城裏，想出個宮也頗不容易。而我們對清代皇帝的木蘭秋獮、康熙帝、乾隆帝的六巡江南卻沒有太多的訾議。正德帝也就是在宮裏修了一個“豹房”、在宣府修了一個將軍府，就被我們視為一大弊政，而清朝的頤和園、圓明園、承德避暑山莊，卻被描繪成中國建築的精品。這種兩分法對明朝皇帝來說，實在是太不公平了。即使把他視為又一個“阿鬥”，我們也應了解正德帝的多才多藝。他對音樂和佛學的研究都達到了相當的水準，甚至精通最難懂的語言——梵語。
再說說嘉靖帝，他的罪狀有長年怠政、沉迷煉丹、任用奸臣等。說起煉丹，這可不是“昏君”獨有的。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都醉心於丹藥。至於怠政，無非就是不批奏章。熟悉明朝曆史的人都知道，明朝的文官，尤其是言官，可謂是世界上最可愛而又最可恨的一群人。他們以罵人為己任，什麼事情，隻要不符合自己的理念，那就開罵。罵同僚，罵上級，罵太監，尤其是罵皇帝。若是清朝的統治者，這樣的人恐怕早就被滅了九族，然而明朝皇帝卻拿這些人毫無辦法。嘉靖帝是個少有的聰明人，他深知不能與這些人糾纏，於是凡是這些言官的奏章，大多不批，他知道，批了也沒用，隻是徒增無謂的爭吵。當然，這在後世眼中，也就成了“怠政”的表現了。至於任用奸臣，熟悉嚴嵩的人都知道嚴嵩並非傳統的大奸大惡之輩，他是有自己的理念和抱負的。更何況，嘉靖帝也從來也沒有賦予他絕對權力，他不過是嘉靖用來製衡其他大臣的一個工具而已。
再說萬曆帝。很多史學家都認為萬曆帝為明朝奠定了亡國的命運，事實上真是如此嗎？萬曆的最大“罪狀”，也是怠政。這一問題，在上文已經解釋過。而且，萬曆帝對重大問題的指揮判斷，是非常睿智的，不然也就不會有“萬曆三大征”，朝鮮也許早已成為日本的一部分了。其餘如好色之罪，更是無稽之談。萬曆帝一生隻鍾情於鄭貴妃，甚至到萬曆四十多年，鄭貴妃已經人老珠黃時，依然不改癡心。又何來好色之說？萬曆帝一生多病，行走艱難，有人把此歸結為他好色，這完全是無聊之人的陰暗臆測。根據定陵考古發現，從萬曆帝的遺骨可以知道他生前患有嚴重的足疾，這樣一個生前飽受病痛折磨的皇帝，死後還要被人無端詬病，豈不冤枉？以這三個皇帝作證，“皇帝昏庸”這條罪名，也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