嚐到甜頭的俺答汗自此以後連年用兵不止，每年韃靼部都要從不同的地方入塞進行殺戮和搶掠。這裏僅列舉幾個年份，就能看到韃靼對明朝的威脅有多麼得嚴重了。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這一年中，韃靼部凡四犯大同、三犯遼陽、一犯薊州，一犯寧夏。三十三年，俺答汗入犯宣府、寧夏、大同，明總兵嶽懋戰死。三十七年，俺答汗之子錫林阿，圍攻大同右衛六個月，縱掠東至宣府，西至甘、涼的廣大明朝北部邊疆地區。三十八年，錫林阿一舉攻入薊州，大掠遵化、遷安、薊州、玉田一帶，北京為之戒嚴。四十二年，錫林阿再次兵臨北京城下。由牆子嶺入塞，大掠順義、三河登第，北京再次戒嚴。終嘉靖一朝，韃靼部侵擾不斷，明朝恃之以為屏障的長城形同虛設，蒙古出入如過無人之境，北京為此多次戒嚴。相較於東南的倭寇，韃靼部的進攻對明朝的打擊更為嚴重。數十年間，明朝損兵折將，烽火照京師，百姓塗炭，明朝所蒙受的損失不可勝計。
這種情況，直至隆慶年間才有所好轉。明朝任用王崇古為兵部侍郎，總督西北三邊。王崇古與遼東總兵李成梁緊密配合，明朝才逐步扭轉了被動局麵，開始對蒙古進行主動出擊，以攻為守，此後俺答汗的入侵才逐漸稀疏。王崇古（1515－1588），山西蒲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是有名的儒將，在平定東南倭寇、抵禦韃靼的入侵中，都有顯赫的戰績。與戚繼光、俞大猷一樣，都是晚明不可多得的軍事奇才。正是在他的主持下，明朝才和韃靼達成隆慶和議，北方邊境才又複歸安寧的局麵。
隆慶三年（1569），俺答的一個孫子把漢那吉投降明朝。把漢那吉父親早死，是由俺答汗的正妻一手撫養長大的，甚是鍾愛。但是把漢那吉的妻子年輕貌美，卻被祖父俺答汗所奪。心有不甘的把漢那吉一氣之下便投降了明朝。把漢那吉的歸降在明廷中引起了巨大的波瀾。許多大臣都認為收留叛降的韃靼王室，等於挑釁韃靼，兩國不免烽煙再起。唯有高拱、張居正、王崇古等人堅持認為這是奇貨可居。曆史的走向證明了少數人的正確。明朝與韃靼以把漢那吉的歸降為契機，不斷進行談判。
通過談判，明朝才真正了解韃靼部連年入侵的原因。韃靼部之所以連年南侵，並不是為了占領明朝的土地，而是在於掠奪財產，尤其是蒙古地區的稀缺物資。因為蒙古高原隻適合放牧，許多的生活必需品卻全然沒有著落。例如生活中最需要的糧食、鹽、鐵、衣服等，韃靼部都沒有辦法自給自足。以往的解決辦法是通過互市貿易得到補充，而連年的戰爭導致明朝一直不向韃靼部敞開貿易的大門。結果就出現了貿易不行，韃靼部發動戰爭；戰爭出現，明朝進一步緊閉貿易的怪圈。
知道了問題的症結所在，明朝開始積極地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在得到俺答汗同意結束戰爭局麵的保障後，明朝也同意進行貿易。在陝西三邊、大同右衛、宣府張家口登第，分別建立了市場。明朝北方邊境和平的曙光終於出現了。隆慶五年（1571）三月，明穆宗下詔封俺答為順義王，對俺答的子弟、部屬也分授都督、指揮、同知等官職。並允許蒙古各部在邊境與明朝進行通貢互市。同年五月，俺答汗在得勝堡外（今大同北）舉行了有明朝官員參加的受封慶典。俺答汗當眾對天發誓，表示“永不犯中國”。此後來往貿易的商隊取代了戰場上的槍林彈雨，和平相處成為明朝和韃靼部關係中的主題曲。萬曆十年（1582），俺答汗去世，但蒙古與明朝的友好關係並沒有結束，在三娘子的主持下，和平仍是兩國關係的主要基調，明朝因之不用兵者長達30多年。
這裏不得不提一下三娘子（1550－1612），蒙古名為烏訥楚。她不僅“骨貌清麗”，更是才華橫溢。自幼酷愛讀書，通曉兵略，是蒙古族傑出的女性。之所以俺答汗能夠接受明朝封貢的建議，是與三娘子的力勸密不可分的。而俺答汗之所以能夠嚴格履行自己的諾言，除了因為他晚年崇信喇嘛教，不嗜殺戮，更是因為三娘子幫助俺答汗處理政務，她的作用不可忽視。而俺答汗死後，深諳文韜武略的三娘子主持政務，掌管了軍政大權，她竭力約束蒙古各部，保持了與明朝的通貢互市關係。特別是萬曆十九年（1591），她竭力勸說俺答汗的孫子撦力克從青海撤軍東歸，避免了蒙古和明軍之間的大規模衝突。三娘子無疑是蒙古和漢族和平相處的最大貢獻者。
第六節 永遠值得紀念的抗倭名將
戚繼光
嘉靖年間，為了大禮儀的事情，皇帝和大臣們爭得頭破血流。大臣們的奪權鬥爭最終以失敗而告終，而所引起的後果更為可怕，嘉靖帝不再管理朝政，明朝陷入了嚴重的內憂外患之中。地方上烽火四起。由於明朝統治者的剝削日甚一日，各地的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早在嘉靖初年，就有農民起義發生；到了嘉靖中後期，各地起義的間隔更為短暫，總計不下四五十次，幾乎波及了明朝的所有省區。明朝的日漸衰落，更引起了巨大的邊疆危機。
作為政治中心的北方，陷入蒙古鐵騎連年不斷的南侵中，北京連連戒嚴，讓明朝政府疲於奔波，而另一場危機也同時在南方上演。作為財賦重地的江南也遭受到了倭寇不間斷的侵擾中。
倭患由來已久。元末明初時，日本正處於南北朝階段（1336－1392），出現了兩個天皇並立的局麵。最終足利氏統治下的北朝打敗了南朝，建立了室町幕府時代，而南朝一些失意的土豪和浪人不想接受足利氏的統治，於是出海騷擾朝鮮和中國沿海地區，武裝走私，殺掠邊民。從遼東經山東、浙江直至廣東的漫長海岸線上，都是倭寇橫行的地方。明太祖建國後，一再遣使赴日，要求日方停止“縱民為盜，肆侮鄰邦”的行為。但外交的努力不見成效，於是明太祖開始加強海防，保衛邊疆。洪武二年（1369），明朝軍隊一次就生擒了數百名倭寇。永樂年間，更是取得了“望海堝之役”的勝利。永樂十七年（1419），倭寇二千餘人分乘31艘大船，從海上直撲位於遼東金州地區的望海堝。得知消息後，遼東總兵劉榮沉著應戰，命指揮使徐剛率步軍埋伏在望海堝山下，又命指揮使錢真率馬隊隱於叢林中，最後派百戶薑隆率壯士潛入倭寇登岸處焚燒賊船，做全殲之計。當倭寇進入包圍圈後，明軍伏兵大作，劉榮率兵奮勇殺敵，戰鬥持續了一晝夜，倭寇大敗，明軍生擒倭寇數百人，斬首千餘人。取得了有史以來對倭寇作戰最大的勝利。此後倭寇雖屢有侵擾，但終未釀成大患。
但是到了嘉靖年間，倭寇再一次猖獗起來。此時日本正處於戰國時代（1573－1603）的前夜，各地大名紛紛脫離了室町幕府的管製，相互征戰不休。九州等地的大名為了充實自己的實力，紛紛把目光投向了富饒的中國沿海地帶。嘉靖二十六年（1547）冬，倭寇搶掠了福建漳州。次年夏，搶掠浙江寧波府雙嶼港、福建漳州府月港、泉州府浯嶼。到了嘉靖三十一年（1552）以後，倭寇在東南沿海更是如入無人之境，自江蘇直至福建，處處都是倭寇活動的警報。倭寇經常駕駛著數百艘戰艦，在沿海以及長江肆無忌憚地橫行，而明軍卻拿他們沒有任何辦法。到了後來，倭寇更是肆無忌憚，不在滿足於對沿海村莊、城市的搶掠，更是深入內地，攻城略地，殺官戮民。以嘉靖三十三年被攻破的昆山縣為例，境內的房屋十有八九都被燒毀了，人口被擄去十之四五。山東、南直、浙江、福建、廣東等地無不受其害，連陪都南京也遭到了圍攻。倭寇甚至沿長江直入內地，今天安徽境內的徽州、寧國、太平等地也受到波及。在整個嘉靖後期，倭寇先後攻陷城池上百座，塗炭數千裏，殺死軍民數十萬之多。嘉靖三十三年，江陰被攻陷，當地城鄉被殺的人口竟然達到幾萬人。嘉靖四十一年，偌大一個興化府城竟然被倭寇攻陷，被其瘋狂占據並擄掠了長達3個月之久。
倭寇的猖獗有很多的原因，但最終都要歸因於當時明朝的衰落與腐朽。就拿明軍的戰鬥力來說，浙軍5千餘人，分三路進攻倭寇的巢穴陶宅；倭寇二百餘人來戰，結果諸路軍隊還未接戰就四散奔逃。山東6千人的軍隊與倭寇60多人相遇，結果卻打了敗仗，3千多人在自相踐踏中死亡。
麵對倭寇的屠殺和明軍的腐敗，東南民眾自發地組織抵抗。工商業者紛紛出資幫助官府修築城牆，募勇抗倭。鄉間的民眾，甚至包括婦女，也紛紛手持農具，抗擊倭寇的肆意搶掠。在民眾的感召下，一批愛國的明朝大臣站了出來，開始著手加強邊防，用武力打擊倭寇的入犯。嘉靖二十六年，朱紈擔任浙江巡撫。他在任期間加強海防，先後斬殺了通倭者九十六人，後來竟然被彈劾落官。報國無門的朱紈憤然自殺。嘉靖三十四年（1555），明軍在盧鏜的率領下，從水陸兩路，對來犯的倭寇予以迎頭痛擊，斬首二千級，取得王江涇大捷。
在這場勝利的鼓舞下，繼任浙江巡撫胡宗憲（？－1565）開始積極地應對倭寇。胡宗憲安徽績溪人，緣由嚴嵩的關係，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出任浙江巡撫按禦史，旋擢總督，總製七省軍務抗倭滅寇。針對倭寇的情況，胡宗憲製定下“攻謀為上，角力為下”和“剿撫兼施，分化瓦解”的作戰策略。同年，胡宗憲在嘉興用毒酒毒死了倭寇數百名。次年，又破倭於乍浦。此後，利用汪直、徐海、陳直等與倭寇巨頭之間的矛盾，以計謀一一殲滅。
汪直，由於徽州人的緣故擅長海外貿易。而本人又具有其他商人所不具備的江湖義氣，因此很快在他身邊聚集了一批死黨。隨著實力的加強，汪直開始用巨艦運送大量違禁物品到日本等國貿易，獲得暴利。開始時，汪直隻是違反明朝的海禁政策，從事海上貿易；後來隨著東南沿海局勢的日趨緊張，汪直規模招集各種亡命之徒，甚至還和日本倭寇相勾結，逐漸成為東南沿海地區倭寇的首領和中堅人物。針對這種情況，胡宗憲製訂了剿撫並舉的策略，集中全力消滅汪直集團。胡宗憲為了表示招撫汪直的誠意，與王直自認同鄉，並以汪直的家人作誘餌，特地將汪直的母親、妻子從金華府的監獄中釋放出來，並妥善安置她們，給她們幹淨的房子居住，保證她們豐衣足食。在贏取了汪直的初步信任之後，又接連使用連環計，讓汪直徹底地放鬆了戒心，最終一舉殲滅了汪直海盜集團。整個事件中，胡宗憲有勇有謀的才能一覽無餘。
但是，由於胡宗憲與嚴嵩有瓜葛，嘉靖四十一年（1565）下獄而死。不管胡宗憲人品如何，正是在他坐鎮東南的這段時間裏，明朝扭轉了對倭戰爭的敗勢。他本人的能力也頗值得肯定。雖然胡宗憲出身進士，寫下了《籌海圖編》這一不朽的著作，同時也是一名能征慣戰的武將，每次戰役都要親臨戰場，身著甲胄，指授方略，贏得了一場又一場的勝利。胡宗憲不愧於儒將的稱呼。另一方麵胡宗憲也有識人之能，戚繼光、俞大猷等著名愛國將領，都是他的屬將，在他的提拔下開始獨當一麵。
戚繼光（1528—1588），出身於山東登州衛一個世襲軍官之家。他自幼就立誌報效國家，寫下了“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的詩句，把剿滅倭寇作為己任。嘉靖三十四年，他從山東調往東南，參加抗倭的軍事活動。在目睹明軍的戰鬥力之後，戚繼光下定決心招募一支新軍。嘉靖三十八年秋，戚繼光親自到浙江義烏，招募了礦工3千人，製定紀律，嚴格訓練，並根據東南的地形，創製了“鴛鴦陣”的戰術。經過兩個月的緊張訓練，這支新軍成為極具戰鬥力的精銳，開赴抗倭前線。由於這支軍隊在日後的戰場上英勇善戰，屢立軍功，被譽為“戚家軍”。嘉靖四十年（1561），戚家軍在龍山大敗倭寇，接著九戰九捷，斬獲敵人首級一千有餘。在其他兄弟部隊的配合下，浙東的倭患遂告平息。嘉靖四十一年，戚繼光率軍入閩剿倭，一路上無往不勝。僅在攻克平海衛的戰鬥中，就擒斬倭寇2200名，救出被擄男女3千餘人。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倭寇二萬餘人圍攻仙遊城。而此時戚家軍僅有6千多人。戚繼光在兄弟部隊的配合下，采取各個擊破的戰術，一舉消滅倭寇數千人，成為中國軍事史上以少勝多的典型戰例。至此，福建的倭患暫告平息。嘉靖四十五年，戚繼光又平息了廣東境內的倭患。延續了十幾年的倭患終於得到了有效的解決。
俞大猷（1504－1580）與戚繼光齊名，號稱“俞龍戚虎”。俞大猷武進士出身，善於用兵，多次打敗倭寇，其所部號為“俞家軍”。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侵擾浙東、蘇南。俞大猷配合戚繼光等將領，用福建樓船在浙東、蘇南大敗倭寇，消滅敵兵四五千，擊沉敵船140多艘，徹底平定了蘇浙倭患。從此俞大猷開始了與戚繼光親密無間的合作。從浙江轉戰數千裏，先後平息了福建、廣東的倭寇。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俞大猷胸懷寬廣，雖屢遭貶黜，仍一心為國殺敵。王江涇大捷中，俞大猷是主要的立功將領，但功勞卻被嚴嵩所掩，還以不服從指揮的名義而遭到貶官的命運。俞大猷並未因此而有所怨言，仍盡心地掃平各地的倭寇。汪直被殺後，倭寇紛紛跑到了福建，導致福建籍官員紛紛彈劾胡宗憲平倭不力。俞大猷再次不幸地成為了替罪羊，檻車入京，幾乎被錯殺；但俞大猷並未怨恨朝廷，嘉靖四十年，明廷起用他鎮壓廣東叛亂，俞大猷再次無怨無悔地為國殺敵。此外俞大猷還經曆了幾次大起大落，但是俞大猷總能坦然麵對，始終把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正是由於這些一心為國的將領的存在，明朝又一次地度過了難關。江南作為明朝的經濟中心，物產豐富，工商業發達，是明朝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地。但到了嘉靖年間，明朝竟然無力提供必要的武力保護，以至於倭寇跳梁於東南長達十幾年，明朝國力的空虛一覽無餘。但民眾為了保家衛國，與愛國將士同心協力，終於幫助明朝度過了這一難關。
目睹嘉靖朝發生的一切，不禁讓人聯想到王朝末世的衰敗。政局混亂，各地起義風起雲湧，邊疆危機日益嚴重。雖然有戚繼光這樣的能臣，但也隻能暫時應對明朝表麵的危機，無法治療從骨子裏壞掉的政治體製。可是，曆史經常會跟我們開玩笑。明朝在1566年世宗入土為安之後，又步履維艱地維持了近一個世紀之久。之所以會存在這樣的變局，朱元璋也許應該感謝張居正。正是他的一番改革，為明朝這輛破車安上了新的引擎，牽動著明朝繼續前行。
第七節 炮艦與傳教士
徐光啟與利瑪竇
曾經橫跨歐亞大陸的蒙古帝國轟然倒塌後，占據了南歐和西亞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把絲綢之路攔腰截斷，曾經頻繁交往的東西交通也隨之中斷。陸路的阻遏迫使西歐各國開發通往東方的海上航路，逼出了新航路的開辟。
1498年達伽瑪繞過好望角到達了印度，開辟了新航路。此後處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殖民主義者相繼湧向東方，開始了對中國沿海地區的掠奪和侵略。
正德六年（1511），葡萄牙侵占滿剌加（馬六甲）後，隨即到中國沿海騷擾，剽劫行旅，販運違禁物品。正德十二年（1517）九月，葡萄牙艦隊到達廣東沿海，炮轟廣州，占據了若幹個近陸島嶼。麵對猖狂的侵略者，明軍進行了堅決地抵抗。正德十六年（1521），明軍在廣州附近的屯門島驅逐了葡萄牙殖民者，隨後，又在廣東新會縣的西草灣打退了葡萄牙的入侵，繳獲了佛郎機大炮。之後，葡萄牙侵犯浙江、福建沿海的行為也先後被中國軍民擊敗。在明朝強大的武力麵前，葡萄牙改變了策略。嘉靖三十二年（1553），謊稱海船遭遇風暴，借口要到澳門岸上曝曬水浸貨物，以每年納租銀2萬兩為條件，請求上岸居住。得逞之後，葡萄牙便在澳門擴大居住地區，建築城牆、炮台，自設官吏，使澳門成為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國的據點。
與葡萄牙人同時，西班牙人也來到東方，嘉靖二十一年（1542），西班牙正式占領了菲律賓群島。並以此為跳板，侵擾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天啟六年（1626），西班牙占領了台灣北端的基隆和淡水。萬曆三十一年（1603），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賓大肆屠殺華僑，死難華僑達兩萬五千人。明朝廷得知這一消息後，卻認為“所殺華人，皆係私自出洋，罪在不赦”，對這一屠殺行徑置之不理。
荷蘭作為後發國家，逐漸控製了海上霸權，對中國的侵略，荷蘭也不甘人後。萬曆三十一年（1603），荷蘭兵艦第一次到達中國海岸。天啟二年（1622），荷蘭在奪取澳門失敗之後，於是轉而攻擊澎湖列島，由於明朝未在這裏設防，被荷蘭一舉攻陷。荷蘭在澎湖興建城堡以為長期駐守之用。天啟四年，明朝出兵收複澎湖。被明朝海軍打敗的荷蘭被迫撤離澎湖，轉而與西班牙人搶占台灣；崇禎十四年（1631），荷蘭人打敗西班牙人，獨占了台灣。
在武力侵略中國的同時，西方也未放棄文化侵略的努力。大批的耶穌會士來到了中國傳播“福音”。最早來到中國的是方濟各，他在1542年抵達印度後，並未停止腳步，繼續向東行進，先後到達了馬六甲和日本。嘉靖三十一年（1552），方濟各乘船來到了中國沿海，並登上了靠近廣東的上川島。但是他未能等到進入內地的那一天，就在島上病故了。當葡萄牙據有了澳門之後，耶穌會便正式地開始了他們的傳教。在最初的傳教過程中，傳教士們要求凡是入教的中國人，必須首先取葡萄牙文的名字，學說葡萄牙語，即使是生活上也要求葡萄牙化。這種傳教方式招致了中國人的反感，因此傳教活動幾乎無法展開。負責遠東事務的意大利傳教士範禮安（1538—1606）根據自己對中國人的理解，認為隻有按照中國的風俗進行傳教，才有可能打開中國的大門。他的建議得到了耶穌會的批準。此後的耶穌會士的頭等大事便是學習漢語，學習中國文化。意大利人羅明堅在掌握了漢語之後，利用語言的便利結交了明朝的地方官員，終於在萬曆十一年（1583）被獲準在廣東肇慶居住，並且修建起第一座天主教堂。屈從於中國文化的西方文化這才得以叩開中國的大門。
在最初的傳教過程中，耶穌會的傳教士們盡量去適應中國的習俗，他們甚至都穿上中國式的長袍。教堂也按照中國人的習慣稱之為寺廟，聖母和基督的畫像放在教堂中，任憑來訪的中國人跪拜。長期以來中國的多神崇拜，使人們並沒有對西方的神像產生過多的懷疑；而明朝強盛的文化也顯露出博大的胸襟，接納了這批外來者。基督教終於在中國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大批的耶穌會士湧入了中國，如龍華民、畢方濟、艾儒略、鄧玉函、龐迪我；湯若望等等。
在眾多的耶穌會士中，真正使得基督教在中國廣泛傳播，並對中國產生巨大影響力的則是利瑪竇。利瑪竇1552年出生於意大利中部的馬切拉塔城，萬曆九年（1582）他奉耶穌會之命，來到澳門研習中國的語言和文獻，在與中國人的接觸中，他敏銳地意識到：隻有同統治中國的儒學和士大夫尋求結合點，才能使天主教在中國生根發芽。為此，他穿上了長袍寬帶的儒服，努力學習儒家經典。幾年的光陰，利瑪竇不僅能熟練地運用漢語，還能引經據典與士大夫們談玄論道。利瑪竇熟讀五經，最擅長用儒家的經典來解釋基督教教理，將儒教與基督教相互結合。他完美的理論、豐富的學識和無礙的辯才，令明朝士大夫們為之折服；同時他還引進西方的科學，使人耳目一新。這些作法贏得了士大夫對他的尊重，時人不稱其名，而呼之為“利夫子”。
隨著利瑪竇的威名遠播，耶穌會的傳教活動也大獲成功。萬曆十八年（1590），第二座教堂在韶州順利建成，韶州的信徒更是在萬曆三十五年（1607）超過了800人。利瑪竇又相繼在南昌、南京建立起教堂。萬曆二十九年（1601），利瑪竇更是通過賄賂太監馬堂，來到了向往已久的北京，見到了萬曆帝。利瑪竇向萬曆皇帝呈獻聖像、天主經、自鳴鍾、《坤輿萬國全圖》、西洋琴、三棱鏡等物品。這位中國化的“外國人”和他所帶來的“奇器”引起了萬曆帝的興趣，萬曆帝同意了他留居北京的請求。此後，利瑪竇在北京開堂設教，天主教開始在我國取得了合法的宣傳地位。
利瑪竇最後的十年都生活在北京。他在這裏廣結朝中的官員和名人學者，並從事著述與翻譯，與徐光啟合譯的《幾何原本》，與李之藻合譯的《乾坤體義》都是在這一時期。而他的老本行也沒有耽誤。受洗的中國人與日俱增，到了崇禎時期，全國的信教人數達到了一萬人左右。其中還不乏士大夫中的精英分子。如禮部尚書徐光啟、太仆卿李之藻、大學士葉益藩、南明永曆時期的兵部尚書丁魁楚、大學士瞿式耜等士大夫都先後加入了天主教。
萬曆三十八年（1610）三月十八日，利瑪竇因病逝世。萬曆帝特賜墓地於北京阜城門外。從此利瑪竇永遠地留在了中國。雖然利瑪竇始終沒有放棄傳教的目的，但是卻客觀上傳播了西方近代的科學知識。正是通過利瑪竇，中國人第一時間接觸了西方的幾何學、天文學、物理學等學科，而他一手繪製的《山海輿地全圖》第一次讓中國見到了世界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