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伯耆本人也是命運多舛：在胡一元纂位時，他的父母、家人同時遇害。當時他正在東海領兵作戰，得知變故，隻好逃入深山避禍，後喬裝為商人，輾轉才來到明朝。裴伯耆的話雖然很感人，但是，朱棣並沒有馬上出兵安南，原因有二：一是不能單憑裴伯耆的一麵之辭就貿然出兵；二是明成祖正準備北伐，無意在南方進行戰爭。因此明成祖隻是賜給裴伯耆衣食，對出兵複國一事卻隻字不提。
時隔不久，老撾又送來了一個名叫陳天平的年輕人。他對朱棣說，自己是前安南國王陳日焜之孫，當初在家國劇變時並未被殺，他曾一度招兵買馬打算複仇，但很快被胡一元打敗，隨從四散。陳天平藏匿在一處穀中才幸免於難。後來轉投老撾，但老撾亦無力助其複國，於是轉送陳天平到明朝。明成祖這才明白，原來在安南真的發生了一場政變，原來的陳氏王朝被推翻，而遣使祈求封王的人則是篡位者。
了解了事情的整個真相，朱棣決定幫助陳天平恢複安南原先的陳氏王朝。安南是明朝的屬國，理應在朱棣的全權掌握之中。可是現任的安南國王陰謀篡位在先，欺騙自己在後，實在是罪無可赦。更何況，朱棣的皇位是通過靖難之役從侄子手中搶來的。這段曆史使得他對任何謀權篡位的事情都非常敏感。天下之所以能夠安定，是因為大家各守其位，遵循舊有的秩序。如果都象自己一樣不安於其位，今天你來篡位，明天我來造反，那豈不天下大亂，自己作為皇帝的威信何在？
於是朱棣派遣使者去安南斥責胡漢蒼，並告慰安南百姓說，你們畢竟都是我的臣民，除了黎季犛父子判處死刑外，其他人一律既往不咎。聖旨到的當天，胡漢蒼就同意恭迎陳天平回安南，恢複安南的陳氏王朝，並答應將歸還侵占的中國土地。朱棣對於這種不動幹戈就可以化解糾紛的局麵，感到很高興，也很自豪。
公元1406年，明成祖派遣廣西左右副將軍黃中、呂毅帶兵五千人護送陳天平回國。但是在半路上遭到胡漢蒼的伏擊，陳天平被殺。成祖大怒，隨即派朱能、沐晟、張輔率領21．5萬軍隊進攻安南。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0月2日，遠征軍統帥朱能突然病逝於龍州。37歲的朱能，正值年富力強，明成祖倚之甚重，不想此次竟“出師未捷身先死”。然而，遠征軍前鋒已經出發，箭在弦上，容不得任何拖延。關鍵時刻，年僅31歲的右將軍張輔臨危受命，主動承擔起指揮全軍的重任。他一麵飛章奏報明成祖，一麵率軍南進，六天後，遠征軍主力由廣西憑祥經坡壘關，進入安南境內。
張輔，字文弼，是“靖難”名將張玉的長子。明成祖起兵時，他跟隨父親作戰，所向無敵，很快升為指揮同知。張玉在東昌戰死後，張輔世襲了父親的爵位，隨成祖戰夾河、槁城、彰德、靈璧，頻頻立功，受封為信安伯，食祿千石。永樂三年（1405）進封為新城侯，加祿300石。
張輔進入安南境內後，命人先將胡一元父子的20條罪狀寫成榜文，刻於木牌上，順流放下。安南軍民見到榜文後，不願為胡氏父子賣命，人心離散。輿論戰之後，明軍兵分兩路，京畿兵及荊、湖、閩、浙、廣西兵，由張輔率領，出廣西憑祥；另一路明軍由蜀兵及建昌、雲南、貴州兵組成，在沐晟率領下出雲南蒙自。兩路明軍約期而發，斬關而進，勇往直前，在芹站附近大敗安南伏兵，進占新福，於白鶴江勝利會師。胡氏父子料不到明軍進展竟如此神速，大驚之下，傾全國之兵號稱二百餘萬，依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四個天險，伐木築寨，綿延九百餘裏，又沿江置木樁；並征發國內所有船隻，排列在樁內，所有江口均置橫木，以嚴防明軍攻擊。張輔大軍進入富良江，沐晟軍也沿洮江北岸鼓行而進，與張輔呈南北夾擊之勢，互為聲援。胡氏父子則在地形險要的多邦城厚集兵力，企圖據險頑抗。
不料，明軍趁夜攻城，都督僉事黃中率敢死隊數千人，越過重濠，沿著城牆爬上去，指揮蔡福等人奮勇先登，大軍萬炬齊明，隨後跟進。安南兵驚慌失措之下，連自己手裏的弓箭都忘了用，紛紛逃走。明軍攻入城中後，安南兵索性驅趕大象出戰。幸虧張輔對安南兵的象陣早有防備，“以畫獅蒙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象皆反走，賊大潰，斬其帥二人。”明軍乘勝追擊，將沿江的木寨全部燒毀，終於攻克了堅固的多邦城。12月，明軍乘勝前進，發起冬季攻勢，又攻克安南東西二都。安南的防線至此徹底崩潰，各州縣紛紛向明軍開門納降。胡一元父子進退兩難，隻得焚毀宮室，亡命天涯，繼續與明軍為敵。
永樂五年（1407），明軍水陸並進，追殲殘餘的敵人。清遠伯王友等率軍渡過自注江，攻破籌江、困枚、萬劫、普賴等地，斬殺三萬七千餘人。安南將領胡杜聚集水師扼守天險盤灘江，張輔大膽起用降將陳封出戰，大敗胡杜，將安南的戰船全數搶奪過來，順勢取東潮、諒江等地。其後，明軍主力與胡氏主力相遇於木丸江邊，胡一元之子胡澄指揮三百艘戰船前來挑戰，明軍予以迎頭痛擊，安南兵被燒死和淹死的不計其數，連江水都被鮮血染紅了。同年五月，明軍追擊至日南州奇羅海口，安南軍隊殘部全軍覆沒，在當地百姓的協助下，明軍擒獲了胡一元及其子胡澄，隨後又擒獲了胡漢蒼和偽太子胡芮，全部押送京師。至此，安南全境解放。
但是，明成祖朱棣並沒有在平定安南的喜悅中沉浸太久，因為一個難題很快擺在了他的麵前：由於陳天平已經被殺，安南陳氏王朝已經沒有了後繼者，這樣安南的繼位問題就變得非常棘手了。也就是說安南戰爭順利結束之後，安南由誰來執政實在是不好解決。沒有陳氏王朝的後繼者，就無法恢複安南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地位。按照黃仁宇的看法，這時，明成祖作出了一個“災難性”的決定。他在安南設立了交趾布政司，也就是說，將安南並入了中國的版圖，使之成為了中國的一個行政省。從這個決定開始，明成祖和他的繼任者將要麵對的是一個越陷越深，難以自拔的泥潭；無論是在帝國的聲譽上，還是在帝國的財政上，明朝都將蒙受巨大的損失。
1408年安南發生了叛亂，但是很快就被鎮壓了。1417年，因為太監馬祺事件，又引起了更大的叛亂，局勢嚴重惡化。叛亂首領黎利受到了安南人民的擁護，與明朝的軍隊展開了遊擊戰，最終打敗了明軍，1428年，安南獨立。明宣宗皇帝景泰帝決定，結束對安南為期二十年名義上的統治以及無底洞般的財力、軍事投入，從安南撤軍。事實上，在他的撤兵詔令發出以前，駐安南的明軍總司令征夷將軍王通已經在1427年一場巨大的敗仗之後與黎利停戰，並放棄了安南，承認了黎利的勝利。回京後，他和其他將領都被皇帝關進了大牢，並判處了死刑，罪名是自作主張。明朝耗時30年，以極大代價進行的這場戰爭，光是調運糧食、保證當地人民生活一項，數量就超過了當時南北兩京的需要。因此明宣宗最後撤兵罷戰，尚不失為明智之舉。
自從明朝在安南建立統治之後，安南人的叛亂不斷。這是因為，安南人隻是希望自己的宗主國——明朝能夠幫助他們推翻弑君篡朝的黎氏父子；但是當明軍勝利後，並沒有恢複安南的陳氏王朝，而是自己接管了安南的統治權。此時此刻明朝政府就被看成是外來的侵略者了。明成祖建立起來的地方統治秩序，也就沒有了本應獲得的正統地位。事實上，安南人民一定沒有想過這樣一個問題：大明王朝在安南確立自己的統治，並不是主動進行的，而是因為陳氏王朝惟一的法定繼承人已經死於非命，這實際上是不得以而為之的策略，隻能類似於代管。何況，在利益上他們還獲得了那麼多實惠。
應該說，明成祖出兵的意圖，至少從史書上來看是為了履行泱泱大國的義務，維護了屬國國內的正統性和合法性。但是就戰勝後的行為來看，卻更像是在推行一種擴張的戰略，違背了他的父親朱元璋“懷柔遠人”的政策，也違背了他不伐安南的祖訓。但是無論從哪個方麵看，這都是一次失敗的嚐試，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對外武力擴張。
雖然征安南最終以失敗而告終，但是這場戰爭在某種程度上也促進了中越兩國的交流。大批的安南降人為明朝的輝煌立下了汗馬功勞。
阮安，一名阿留。永樂五年（1406）被俘後，進入皇宮為太監。他有巧思，善謀畫，尤其長於土木營造。北京宮殿、城池、府署等都是他負責設計修建的。可以說，北京城的修築能夠在短短的四年時間內完成，這與阮安在其中所作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舉一個例子就能明白阮安如何“善謀畫”了。正統元年（1436）十月議修九門城樓，工部認為必須要18萬民工才能完成。結果，阮安僅以京師的兵卒萬餘人，自正統二年正月動工，至正統四年四月，門樓、城濠、橋閘均得以保質保量地完工。這就是今天北京內城九門的前身。
北京城的建設離不開安南人，明朝火器技術的進步同樣離不開安南人。越南的火藥製造技術最初來自中國，但發展很快。同樣在永樂五年被明軍俘獲的黎澄，把越南的火器製造技術介紹給明朝。此後黎澄一直負責火器的督造工作。正統十年（1445）升工部尚書。次年去世後，其子叔林繼父職，仍督造火器，官至工部右侍郎。
越南火器製造技術傳入中國後，中國大量仿製，對提高明朝部隊戰鬥力、抗擊侵略發揮了作用。
第四節 土木之變與北京保衛戰
土木堡遺址
朱元璋時期，退回蒙古高原的元朝就出現了裂痕。居於東北的兀良哈部，留在蒙古高原的韃靼部，還有位於西方的瓦剌部，各自為政。在朱棣連續用兵的打擊下，蒙古各部紛紛向明朝表示臣服。兀良哈以衛所的形式被納入了明朝的版圖，瓦剌的幾個首領也接受了明朝的封號，被納入了朝貢體係。如馬哈木被封為順寧王、太平被封為賢義王、把禿勃羅被封為安樂王。
但武力征服並未使蒙古人屈服，蒙古草原賦予了蒙古人堅韌頑強的性格，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蒙古人再次崛起於明朝的北方。從宣德年間開始，瓦剌人脫歡（馬哈木之子）開始走上了統一蒙古各部的道路。脫歡以強大的武力為後盾，先後殺死了太平和把禿勃羅，統一了瓦剌部。對於勁敵韃靼部，脫歡也是多次用兵，殺死了其首領阿魯台。基本上統一了蒙古各部。正統四年（1439）脫歡去世，也先繼位。瓦剌部的強盛更上一層樓。向西控製了哈密、沙州，整個西域地區都成了也先的囊中物，向東擊敗了兀良哈，降服了東北的女真人，從而建立起元朝滅亡後最大的蒙古帝國，偌大的蒙古高原又一次在狼圖騰下集合在一起。蒙古與明朝的戰爭迫在眉睫了。
正統十四年（1449），也先以明朝侮辱蒙古使者，拒絕與蒙古和親等理由，毅然發動了對明朝的戰爭。七月，蒙古鐵騎兵分三路進攻明朝，也先帥主力大軍直撲大同。明朝將領進行了抵抗，但無奈蒙古風頭正勁，敗績的戰報如雪片般湧入了北京。參將吳浩戰死，大同守將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陣亡。邊關告急！明朝危急！
此時的太監王振，剛剛目送曾經壓製自己的張太後，三楊的靈柩一個個地下葬，終於盼到了自己的出頭之日。麵對也先入侵，讀書人出身的王振不禁喜從天降，認為這是揚名立萬的好機會，於是極力慫恿英宗親征。此時的英宗年僅22歲，正是熱血方剛之時，也想像太祖、成祖那樣揚威於沙場之上。老太監、小皇帝一拍即合，二人不顧群臣的反對毅然決定出征。英宗以成祖、宣宗親征為楷模，在邊境吃緊的情況下出征，本無可厚非，但這一切都過於草率，簡直視戰爭為兒戲。在命令下達後的第二天，出征的大軍就倉促上路了。幾十萬的大軍根本沒有後勤保證，軍糧、軍服、武器都沒有著落。整個大軍，隻是在出發的前五天，才每個士兵領取了1兩白銀以及衣物、炒麥等物資。為了予士兵方便，每3人配1頭毛驢來馱運物資。如此少的後勤準備又如何能讓官兵心服，如此差的運輸工具又如何能保證行進速度。而明軍賴以取勝的法寶――火器，則是臨時從武庫中調出來的，匆忙分發給士兵，士兵根本無法熟練操作。這支大軍出征的那一天就已經逃不出失敗的命運了。
大軍出發不久，由於多年未曾用兵，士卒體質脆弱，加之軍內乏糧，未到大同，軍中就死亡不斷，僵臥路旁的士兵屍體比比皆是。再加上連日風雨，人情洶洶，戰爭還未開始，軍心已經不穩。雖然隨行的百官力諫退兵，但王振一意孤行，仍然西進不已。直到王振親眼看到明軍慘敗的戰場，伏屍遍野、血流成河的景象，王振才開始害怕起來，再加上不利的戰報，王振終於改變主意，火速傳令東歸，由原路經宣府（今河北宣化）回京。那知也先的大軍已經跟蹤而至。忠順侯吳克忠、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等先後陣亡。8月13日，明英宗的大軍逃到土木堡（今河北懷來東南），距離懷來20裏的地方。也先從後趕到，將大軍團團圍住。土木堡地勢較高，地無水草，南麵15裏處有條河流，早已被瓦剌軍隊占領。打井二丈多深，也未見一絲水滴。數十萬大軍就這樣在無水的條件下足足被困了兩天。15日，當蒙古軍隊假意撤離之時，明軍人人爭先恐後地到河邊飲水，陣勢大亂。就在此時，早已埋伏在此的瓦剌騎兵伏兵四起，如潮水般湧了過來。一時間明軍大亂，將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將，根本組織不起有效地防禦。四散奔逃的明軍紛紛倒在了瓦剌兵的亂刀之中。亂軍中，王振被禁軍將領樊忠一錘砸碎了腦袋，明英宗則老老實實地成為了也先的俘虜。而為這場鬧劇作殉葬的則是數十萬陳屍荒野的明軍，“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隨軍出征的數十名朝中重臣也成了陪葬。英國公張輔，這位曾經立馬橫刀於越南的明將，以75歲的高齡死於亂軍之中。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閣臣曹鼐，這些力阻英宗親征的大臣也獻出了生命。
以上就是土木之變的全過程。這裏盡量用一些客觀的詞彙去描寫真實的曆史，似乎與我們知道的曆史有所不同。因為我們所知道的曆史實際上都是明代文人寫出的曆史，他們擁有著文字霸權，對宦官的描述摻雜了大量的主觀色彩，往往捕風捉影把一些醜化王振的故事寫入正史中。這裏並無意為王振翻案，隻是希望大家能夠用一顆平常心去看待更近於真實的曆史。以人數為例，大多數書籍都認為是50多萬人。而事實上用三天時間拚湊出的軍隊主要是由北京的禁軍構成的，而正統年間整個禁軍的人數最多時也隻有30多萬，哪裏可能會有50萬人那麼多啊！真實的人數應該如李賢所說的那樣，“二十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為胡人所得。”李賢親曆土木之變，僥幸逃生，他的說法應該更接近於真實。而之所以有50萬之說，大概是沿用永樂時50萬大軍親征的說法而已。之所以以往的記載盡力誇張人數，是因為以此來說明王振給明朝帶來的傷害有多大。
另一條王振的重大罪狀是屯駐在缺水的土木堡，而沒有及時地退入懷來縣城。之所以造成這一結果是因為王振等待運輸自己財務的輜重車而執意駐兵於此。真實情況果真是這樣的嗎？實際上當明朝撤兵的時候，瓦剌的前鋒已經追上了明軍，忠順侯吳克忠、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等人的陣亡就是為了掩護大部隊。而土木堡附近的水源地早已被瓦剌軍占據，更能說明瓦剌軍已經包圍了明軍。王振屯駐土木堡實際上是無奈之舉。而那些視土木之變為奇恥大辱的明朝文人，不敢把責任推到英宗的身上，也不忍心把罪名放在那些死於亂軍之中的朝廷重臣身上，而王振成為理想的替罪羊。畢竟他已經罪行累累了，多一條罪狀也無所謂了。
實際上土木之變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大明的根基，隨後發生的北京保衛戰最能說明問題。8月16日，當土木戰敗的消息傳到北京時，群龍無首的明廷亂成了一鍋粥，是於謙站了出來，拯救了危局，籌劃北京守城的各項措施。9月6日，朱祁鈺即皇帝位，遙尊英宗為太上皇。10月11日，瓦剌的大軍就兵臨北京城下了。雙方的激戰隨即展開。
10月11日，明都督高禮、毛福壽與瓦剌軍交戰於彰儀門外，殺敵數百人。雖然明軍小勝，但瓦剌的大軍並未因此而士氣大損，畢竟英宗還是也先的階下囚。在重整旗鼓後，也先於10月13日發起了更大規模地進攻，集合了主力準備強攻德勝門。頻繁活動於德勝門外的蒙古偵察兵引起了於謙的警覺，於謙判斷這裏可能是瓦剌主攻的方向。為此於謙事先命石亨率精兵埋伏於城外門外的空房中，接著派出小隊的騎兵作為誘餌引誘瓦剌軍。瓦剌軍見狀來攻，明軍佯裝敗退，很快瓦剌軍就進入了包圍圈。石亨率伏兵陡起，神機營的火器、弓弩齊發，瓦剌軍損失慘重。隨後的肉搏戰，瓦剌軍更是潰不成軍，石亨和範廣率領的明軍如虎入羊群一般，所到之處，瓦剌軍無不披靡。這場戰鬥中，素有“鐵元帥”之稱的也先弟孛羅與平章毛那孫都先後死於陣前。受挫之後的也先並不甘心，又轉攻西直門，再次被石亨、孫鏜等人打敗。雙方苦戰了5天，也先見北京城久攻不下，部下損失慘重，又見明朝各地的援兵紛紛到達，形式越來越不利於己，也先被迫撤退。11月8日，瓦剌軍隊全部撤出塞外，北京解嚴。北京保衛戰以明朝的勝利而宣告結束。
對於北京保衛戰，這裏隻是蜻蜓點水式的描述，我不想把過多地篇幅留給於謙高大光輝的人格，也不想濃墨重彩地描寫石亨的威猛神勇，更多地是想在這裏討論土木之變與北京保衛戰的關係。以往的曆史學家更多地是把土木之變描寫成明朝轉折的分水嶺，是明朝由盛轉衰的拐點。事實真是如此嗎？
土木之變中，皇帝被俘對明朝來說是奇恥大辱，但明朝的精銳部隊就因此而喪失殆盡了嗎？固然出征的20多萬禁軍，其中一半都因為王振和英宗的胡鬧而葬身沙場了；但是從土木之變的慘敗到北京保衛戰的勝利，相隔還不到兩個月，如果土木之變對於明朝來說是毀滅性的打擊，北京保衛戰又何以勝利？兩相聯係，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次出征的並不是全部的明朝禁軍的主力。即使有十幾萬的明朝大軍被殲滅，但明朝仍然有充足的力量來與瓦剌對抗。
第五節 庚戌之變與俺答封貢
三娘子壁畫
“土木堡之變”後，強盛一時的瓦剌部內部發生了一連串的內哄。先是景泰五年（1453），也先殺死了名義上的大汗脫脫不花，自稱大元天盛可汗。第二年，縱情於酒色的也先就被部下所殺，內部矛盾叢生直接導致了瓦剌部的勢力不斷衰落。與此同時，曾經屈從於瓦剌部統治之下的韃靼部則逐漸強大起來。從憲宗朝開始，韃靼部經常從明朝的東北遼東、北麵宣府、西北方的大同一帶南下，騷擾明朝。到了弘治十二年（1499），韃靼部更是占據了河套地區，此後終明一代，河套地區不複為明所有。而韃靼部更是以河套為基地，不斷南侵明朝。整個明朝的北方陷入了戰爭的硝煙中。待到蒙古達延汗時期，蒙古再一次進入了一個全盛時期。達延汗在位長達40年之久，其時間相當於明朝的孝宗、武宗、世宗三朝。他富有雄才大略，在他的手下，蒙古重新歸於一統，擁有勝兵數十萬。外蒙的喀爾喀部、內蒙的察哈爾部都是他分封子孫而形成的。
至達延汗孫子俺答汗時期，也就是嘉靖中期，俺答汗憑借著自己雄厚的兵力不斷侵擾明朝的邊境，入侵的次數格外地頻繁起來。嘉靖二十年（1541），俺答汗從大同入塞，兵鋒所指遠及於太原附近。殺掠了數萬人之後才滿載而歸。第二年，俺答汗再次深入山西內地，列營於汾水兩岸。這次侵擾，凡掠10衛、38州縣之地，殺戮男女達20餘萬人。此後對山西的侵擾連年不斷，而明軍卻無力阻止俺答汗的進攻。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俺答汗再次舉兵南下，攻掠大同，明軍一觸即潰，總兵張達與副帥林椿等人戰死。張達皆以勇冠三軍而著稱，他們的死使得明廷大為震動，特命仇鸞繼任宣大總兵。仇鸞乃是一個貪生怕死之輩，靠著賄賂、巴結嚴嵩才得以升官。麵對俺答汗的精兵，仇鸞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暗中賄賂俺答汗，約定勿犯大同。俺答汗於是繞過大同，繼續東進，兵鋒直指北京。八月，俺答汗貢獻古北口，進入關內。北京周圍的州縣皆受其害。通州、密雲、懷柔、三河、義順、良鄉無一幸免，位於昌平的明朝諸帝陵寢也被焚掠一空。俺答汗趁勢直抵北京城下，擄掠附近村鎮的居民，焚燒廬舍，火光日夜不絕。明朝無力抵抗，隻能任憑俺答汗的軍隊肆意燒殺。而此時北京隻有守兵四五萬人，且多為老弱殘兵，北京危急。所幸俺答汗旨在搶掠子女玉帛，並無大誌，過了8天，俺答汗主動回師，北京城才算是幸免於難。這一年是農曆庚戌年，史稱“庚戌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