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啟中進士之後，就不斷地為救國救民而努力著，不斷地把自己的救國措施付諸現實。但是由於他沒有實權。即使他一度當過尚書，拜過宰輔；但是由於明末太監專權，政治黑暗，，使他不能實現自己的抱負。經過多年的努力和不斷的受阻，他認識到，僅僅靠引進西方先進科技來拯救國家，是遠遠不夠的。農業才是衣食之源，是國家富強的根本。因此，他決定在自己最後的歲月裏，一定要寫出一部有利於國家農業發展的、使國家富強的農業巨著出來，為國家作出自己最後的貢獻。
從少年時代開始，徐光啟就開始接觸農業生產，自學農業知識。這一切，為他以後寫出《農政全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了完成自己的心願，他一邊學習，一邊致力於農學試驗和農業科學經驗的總結。早年，為了推廣優質高產農作物，他在上海南門外試種甘薯和蕪青(大頭菜)成功，並親自種植棉花，研究科學的種植方法，寫成《甘薯蔬》、《蕪青蔬》、《吉貝蔬》，宣傳自己總結的高產經驗。他還批駁了當時流行的“農作物不能隨意移栽”的保守觀念。萬曆十四年（1586），徐光啟告病托假，前往天津購地，在北方嚐試著種植水稻、葡萄、藥材等作物，並著成《宜墾令》等。他所總結的水稻種植經驗，至今仍然沿用。天啟年間，他又告病回上海，投身於農業研究。他不僅研究大量的農業資料，還進行科學試驗，把甘薯的種植由江南推向全國。
為了獲得更多的農業知識，徐光啟經常深入農村調查，拜農民為師，遇一人則問，至一地則問。其子徐驥稱徐光啟“廣谘博問，遇人則問，至一地則問。問則隨詞隨筆，一事一物，必講究精研，不究其極不已”。他的勤奮好學使他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如“荒政”一章中“除蝗蔬”裏關於蝗蟲的生長過程的記載，就是從老農那裏獲得的。他在“種植”章中講到烏桕樹的接種方法，是一位山中老圃給他的一種新方法，他親身試驗證實的。他還十分重視引進西方先進的農業知識，對一切新技術、新作物的栽培，都搜集了大量詳盡的資料。
崇禎年間，徐光啟回到上海，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了，本應該頤養天年了。可他依然在鑽研農業，為自己的理想能得以實現而努力。在多年的學習和實踐的基礎上，他花了三年多時間編纂成《農政全書》。他著此書的本意在於治本，希望運用國家的力量來發展農業生產，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農政全書》共60卷，分為12目，包括農本（傳統的重農理論）、田製（土地利用方式）、農事（耕作、氣象）、水利、農器、樹藝（穀類作物與園藝作物）、蠶桑、蠶桑廣業（纖維作物）、種植（植樹及經濟作物）、牧養、製造（農產品加工）、荒政（救災）等。《農政全書》涉及到方方麵麵，是用科學的方法，總結了中國傳統的農業知識和生產經驗，並吸收了大量西方科學技術，成為一部“總括農家諸書”的農業百科全書。
《農政全書》是徐光啟的畢生之作，是他一生濟國濟民的集中體現。但是這部為後世所推崇的巨作，卻沒能改變明朝的命運。在徐光啟死後的第十二年，明朝就滅亡了。
縱觀徐光啟的一生，他以赤誠之心示國民，以開放之心獻科學，以進取之心求真理，傳播文明之火，做“會通中西第一人”。他身居高官，奔走呼號，殫精竭慮，以圖自強。明朝擁有一個徐光啟，就足以讓這個時代熠熠生輝。
第四節 宋應星與《天工開物》
《天工開物》中紡織圖
民國初年，著名的地質學家丁文江在翻閱《雲南通誌》時，發現裏麵在談到冶銅礦時，涉及一本叫《天工開物》的書。出於專業的敏感，丁文江想一睹全書的原貌。於是輾轉北京及各地圖書館和藏書家，搜尋有關此書的資料。讓人失望的是，各地均無發現。後來，他偶然從友人處借到了其從日本輾轉購回的《天工開物》的日本刻本。原來在17世紀末，它傳到了日本大阪，很快就被翻刻流傳，1771年又出現了和刻本，成為江戶時代日本各界廣為重視和征引的讀物，並興起了“開物之學”的風潮。隨後，它又被傳到朝鮮，成為李朝後期實學派學者參引的重要著作之一。
二十世紀，《天工開物》更是作為世界科學經典著作被廣泛流傳，先後被轉譯成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和俄文，在世界各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869年，《天工開物》有關工業各章的法文摘譯，又被集中收入“中華帝國工業之今昔”，刊於巴黎。它被認為是了解古代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全貌的重要著作。法國學者S．儒蓮(Julien)稱此書為“技術百科全書”，日本學者三枝博音稱其為“中國有代表性的技術書”。而在中國，直到民國初年，等到丁文江發現了這本《天工開物》的日本刻本，中國人才知道，原來300多年前，就有這麼一位偉大的科學家誕生於中國。他的著作《天工開物》，曾產生了如此轟動性的世界影響。
這一小段插曲不能不讓我們今天這些對《天工開物》耳熟能詳的現代中國人為之耳赤，讓我們記住丁文江這位“發現者”，也讓我們再重新認識一下這位命運多舛、著作不被承認的古代科學家宋應星。在整個明清時代，可以說宋應星是一個無名英雄，明清史冊沒能給他相應的位置，甚至沒能在厚重的《明史》中找到一個相應的“傳”。而當我們了解了明清時期的曆史狀況，了解了當時社會所崇尚的風氣，我們不會去埋怨曆史的不公，反而應該感謝。正是這樣，反倒讓我們越來越強烈地感到宋應星的偉大。
關於宋應星的生平我們知之甚少，僅有極個別的史料記載了他的生平。我們隻知道宋應星生於1587年，連哪一年巨星隕落我們都無從知道。讓我們再次向這位不受時人所重視的科學家致以崇高的敬意。宋應星，字長庚，江西奉新人，萬曆年間舉人，曾任過地方小官，最高隻做過亳州知州。眾所周知，《天工開物》是一部對中國傳統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進行全麵而係統總結的科技巨著，圖文並茂，內容豐富，操作性、實用性極強；尤其是有關手工業的記錄，甚為詳盡。而作者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把天文、地理、農業、醫藥學等之類的科學技術視為“小技”的時代，得不到政府應有的支持。另外，《天工開物》麵臨的人群，主要是下層勞動人民；其所解決的問題，也是勞動人民日常生產生活中的具體技術問題。而下層人民文化修養有限，不能讀懂並了解其中的意思。這在客觀上，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這本書將被長期埋沒的命運。另一方麵，作者宋應星一生淡薄功名，地位不顯赫，在明朝不可能引起統治階級的重視；而當清軍入關後，感於明朝的滅亡，他對滿族政權一直抱有仇視心理。1646年，宋應星的哥哥宋應升更是服毒殉國。此後，宋應星一直過著隱居生活，在貧困及悲憤中度過晚年。而等到清朝實施“文字獄”時，宋書自然在禁毀之列了。
上述幾點，一麵讓我們看清了此書遭埋沒的原因，同時從另一側麵也讓我們看清了宋應星在著《天工開物》時所麵臨的困難。一方麵，沒有得到官方應有的倡導和扶持；另一方麵，因為國內大多把此類技術作為“祖傳秘方”在家族內部傳承。宋應星在沒有優秀老師的指導、沒有誌同道合的朋友可商討的情況下，純粹隻能靠自己的辛勤探索，深入實地去請教田間地頭的老百姓。在艱苦的條件下，他堅持不懈，最終完成了巨著《天工開物》。這不得不說是一個科學研究的壯舉。盡管如此，這還不足以讓我們對宋應星有一個全麵而深刻的認識。隻有當我們深入到他的人生曆程，和他的較多著作中，我們才不難發現，他是一位身在朝野，心係國家而不求回報的愛國科學家。
萬曆時的明朝，是一個國勢衰微的朝代。此時東北的滿族崛起，企圖南侵，明朝統治岌岌可危。振興國家，成為每個明朝士人不可推卸的責任。宋應星在關鍵時刻站出來，以其特有的方式——著書立說——力圖救國。對於一個無心仕途的人來說，他失去了官場顯赫的身份和地位，而得到的卻是大量的、充裕的時間去讀書與實踐。自小，宋應星就聰明好學，“數歲能韻語”，有過目不忘的本領，深得老師和長輩的喜愛。後來，他和哥哥一起考入當地縣學當庠生，熟讀四書五經及諸子百家。課外，他卻認真地鑽研每一個被時人認為是“旁門左道”的物體製作技術。1615年，他跟隨哥哥前往京師去應試。哥哥一心要中舉，而宋應星卻利用會試中能行程萬裏的機會，作了廣泛的社會調查，對南北各地的農業和手工業，作了大量的、詳細的科學考察，收集了豐富的資料。此後，他更是堅持實踐，到具體的生產環節去請教“專業”人員。崇禎八年（1635），宋應星得到了一個較好的機會，他被派到分宜縣去任縣學教師（教諭）。在分宜任教的幾年中，是他一生最重要的階段。他利用業餘時間，開始著書立說。他的主要著作，均在此期間撰寫完成。
宋應星一生博學多才，勤於著述，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的著作，主要可分三大類：一是屬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天工開物》、《觀象》、《樂律》等；二是屬人文科學的《野議》、《畫音歸正》、《原耗》等；三是屬文學創作的《思憐詩》、《美利箋》等。但大部分已散失，至今留下的隻有《天工開物》、《野議》、《思憐詩》、《論氣》和《談天》五部。
留下的五部著作中，頗為值得一提的是《野議》，全書萬言，包括催科、軍餉、練兵、學政等十二議。它集中反映了作者要在清官的統治下，使士農工商各安其業，然後全麵發展農工商業，養兵、練武則國家或可救的理想。作者寫此書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挽救明末社會所麵臨的政治、經濟危機，提出係列的改革措施，期望國家由亂而治，轉危為安，體現了作者對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深切關懷。
而《天工開物》更能體現宋應星的救世思想。他並不像同時代的其他士人那樣，隻是空談救國，他還要關注農業、手工業這些與國家命運休戚相關的立國之本。《天工開物》也成於崇禎九年（1636），共18卷，涉及農業、手工業的各個方麵。其中提到的甘蔗增產術至今仍被我們沿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天工開物》裏，他用大量篇幅討論了火器的製造。他在下卷中，以一整篇《佳兵》來討論軍事，希圖被明朝統治者采納。《佳兵》涉及弓箭、弩、幹等冷兵器及有關火藥、火器的製作技術，包括火炮、地雷、鳥銃和萬人敵（一種旋轉型火箭彈）等武器。這反映了一個科學家對祖國命運的深切關懷。
宋應星一生投身科學，著書立說，殫精竭慮。他曾在《天工開物》序言中意味深長地說：“此書於功名進取，毫無相關也！”他默默無聞地以自己的方式，心甘情願地報效祖國。雖然在他生前、死後的一段時間裏，人們忽視了他；可是在以後和將來的曆史中，必將有更多的人記住他。而放眼整個曆史，如宋應星一樣投入事業，心係國家，為國貢獻，不求回報的仁人誌士，倒也不乏其人。
嘉靖時的趙士楨，即是類似之人。趙士楨的家鄉在浙江。當時正值倭寇橫行東南沿海之際，趙士楨的家鄉也深受其害。從小他就關心國家前途，注意研究軍事及火器技術方麵的專著。他一生辛勞，刻意研究火器，鑽研理論，以至“竟成鍛癖，似醉若癡”，“千金坐散而不顧”，“備極勞苦而不辭”。他曆盡千辛萬苦，多方籌集錢財，先後製成了十多種火繩槍及其他火器、戰車。更為重要的是，他以多種文體撰寫成《神器譜》、《神器雜說》等研製火器的論著。他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具有獻身精神和愛國主義思想的火器研製家。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神器譜》，在理論和實踐的層麵上，把明代後期火繩槍研製推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對明末清初的火器製造，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作為火器專家的趙士楨，雖身無疆場之寄、肩無三軍之任，但卻時時以國家興亡為責，萬曆年間頻頻上奏朝廷，請求大力發展火器製造；並言行並重，投入到火器的研製當中去，取得了累累碩果，向世人表明他不愧是我國明代傑出的愛國火器研製家。
然而，他如此大的貢獻，當時亦如宋應星一般受到冷遇，直到明末也鮮為人知。清人修《明史》時，亦未列趙士楨傳。趙士楨仿佛成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甚至連《四庫全書》也不曾著錄。直到1942年，博學多聞的王重民為其撰寫了一千多字的小傳，趙士楨及其作品才得到人們的重視。
時至今日，當我們以冷靜的眼光來回顧曆史時，不難發現，明朝晚期，整個科技領域不乏驚世之才，出現了像宋應星、趙士楨這樣憂國憂民的飽學之士。他們不計得失，不求回報，默默無聞，以自己的方式拯救黎民於水火之中。雖然他們的初衷最終無法實現，但是他們的功績卻為中華民族刻下了濃重的一筆。
第五節 徐霞客與他的“遊記”
徐霞客
古代的中國人一直被“安土重遷”的思想所裹足，有勇氣負笈遠遊的士人少之又少。對於身外的世界，中國人隻能發揮想像力，從《山海經》到《西遊記》，充滿著對遠方的好奇和神秘感。到了明朝，中國終於走出一位踏遍青山、身體力行的人物。徐霞客（1587－1641）和《徐霞客遊記》讓世人永遠地記住了這位旅行家。
江蘇江陰的轄區內有個南陽岐村，在村南的石橋上刻有一副對聯：“曾有霞仙居北坨，依然虹影臥南暘。”對聯中的“霞仙”二字，就是指的徐霞客。徐霞客，原名弘祖、宏祖，字振之，別號霞客，南陽岐村便是他的故鄉。這個走遍三山五嶽的奇人，正是從這裏走向了外麵的世界。
徐霞客誕生在當地的一個書香門第，他的先世因科舉成名，故而家學淵源很深。自幼受家庭的熏陶，徐霞客便喜愛讀書，家族中的萬卷樓，是他經常涉足的地方。但如同今天的許多兒童一樣，他喜歡的書籍不是正統的教材——四書五經，而是古今史籍、輿地誌、《山海經》一類的“閑書”。在這些課外書的熏染下，徐霞客看到了名山大川，知道了秘聞趣事，在年幼的心中，激發了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誌向。而父親的影響也使得他不為名利二字所誘惑。他的父親徐有勉，是個不愛仕途、采菊東籬式的人物，以詩書自娛自樂，淡薄名利。父輩的言傳身教，對他的影響是潤物細無聲，使得他不像後世的範進那樣專注於八股文。
每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都有一個女人的支持。徐霞客的身後也有一位偉大的女性，不斷地鼓勵他前進，這位女子就是徐霞客的母親。這個老太太可不簡單，在信奉先聖之言“父母在，不遠遊”的時代，她告誡徐霞客“誌在四方，男子事也”，又說“豈令兒以藩中雉，轅下駒困為”。意思是說，好男兒應誌在四方，不能像圈中的雞、駕車的馬那樣困守在家。能這樣有見識的母親，才能培養出徐霞客這樣的旅行家。
萬曆三十五年（1607），弱冠之年的徐霞客要進行人生第一次遊曆。徐母沒有像一般的老太太那樣哭啼著為兒子送行，而是做了一頂遠遊冠送給他。天啟四年（1624），這位徐老太太更是以80歲高齡參加了一次自助遊。她叫徐霞客陪同，主動走在兒子前麵，目的是讓兒子看到自己的身體仍很硬朗，不要為自己牽掛。不尋常的母親，教導兒子的方式也是如此奇特。
開明的父母、殷實的家業、博學的知識，再加上徐霞客自己良好的身體素質，這一切造就了這位千古奇人。等待他的是奇險的山脈、咆哮的江河、凶惡的強盜、背離的夥伴。麵對這些困難，徐霞客的回答是：“我不怕，即使不幸在旅途上犧牲了，就拿一把鋤頭，就地挖個坑，給我埋葬在那裏就滿足了。”
徐霞客的旅程，從煙波浩淼的太湖開始。在隨後的30幾年中，除了有7年在家未遠遊，其餘時間都在外麵奔波，訪名山，探險洞，渡激流，攀懸崖，足跡踏遍了大半個中國。萬曆四十一年（1613），徐霞客帶領兩名仆從，向雁蕩山進發，他們的目的是找到山頂的湖泊。行進在懸崖峭壁之間的三人，為了尋找登山的路徑，徐霞客和一個仆人順著綁腿布結成的繩索，蕩下山崖。結果在返回時，鋒利的石片割斷了布繩，徐霞客幾乎落入深穀。虧得是手急眼明，抓住突出的樹枝，才躲過大難。而這個小插曲，隻是他日後所經曆風浪的開端而已。山林草莽是野獸出沒的場所，人跡罕至，而真正的風景和考察價值也在於此。他在旅行日記中寫道：“亙古人跡未到之區，不惜捐軀命，多方竭慮以赴之，期於必造其域，必窮其奧而後止。”他這種拚命探險的精神，在中國這樣一個農耕為主的國度裏，是不多見的。多少人終老在家，也不曾去家鄉附近的山川湖泊中探尋一番。徐霞客卻不遠萬裏，跋山涉水地遊曆，就更顯得可貴。
成為遊山玩水的旅客不難，難的是知難而進，堅持不懈，這才是旅行探險家的品格。萬曆四十四年（1616），徐霞客攀登黃山。時值二月，風雪交加，上山的路被冰雪所覆蓋，一片蒼茫。事後他描述說：“級愈峻，雪愈深，其陰處凍雪成冰，堅滑不容著趾。餘獨前，持杖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鑿一孔，以移後趾。”沒有現代登雪山的器材，徐霞客憑借一點一點的努力，鑿冰除雪，爬上黃山的主峰。說他是一名出色的登山家，也是名副其實的。
如果說自然界的險阻靠著身強力壯、機敏靈活可以克服，那麼，人世間的凶險就是更大的考驗。崇禎十年二月二十一日（1637年3月7日），徐霞客先生和自己的兩位“驢友”（旅行的夥伴）夜泊在湖南衡南的新塘。當夜，來了一夥強盜，闖入舟中，大肆搶奪。這位幸運的徐先生當時還沒有睡，便跳入水中避難。可躲過一劫後，看到的是同伴的重傷、路費被劫掠、書信的遺失。更糟糕的是，我們的旅行家僅剩一褲一襪了。這回是徹底的窮困潦倒了！總不能赤身裸體地考察祖國的大好河山吧？一句古話提醒人們：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一個叫金祥甫的友人提供了他們旅行的資金，徐先生的考察計劃能夠繼續實現了。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在接下來的路程裏，一個叫王貴的家夥，假裝搭伴同行，騙取了徐霞客的信任。貌似忠厚的王貴給徐先生當挑夫，趁機偷走了大部分路費，使這位天真地認為“天下無賊”的旅行家欲哭無淚。接著又在住店時，遇到開黑店的老板，把剩下的錢物全部竊去了。這下子，雪上加霜，我們的旅行家陷入了困境。直到抵達昆明後，才又遇見友人，得以解困。
這次漫長的旅行，曆時4年，也是徐霞客最後一次旅行。年過半百的他，在忍受著物質損失的同時，還受到精神的打擊。在那次劫匪搶奪中受傷的同伴（僧人靜聞）不幸過世，使得他失去了一個好朋友。悲痛不已的旅行家，寫下了“西望有山共生死，東瞻無侶去來難”的詩句，以表達自己的哀思。後來，忍受不了長期艱苦旅行的仆人（顧仆）也棄他而去，旅行家成了孑然一身的孤客。仍不放棄考察的徐霞客繼續堅持著自己的事業，直到因病無法行走，被人送回家鄉，才最終結束了一生中曆時最久的旅程。
而旅行家的隨行筆記，為後世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白天因忙於考察，晚上才有時間記錄一天的見聞。每天的字數不多，但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幾十年以後，一本浸透著血汗的著作《徐霞客遊記》成為了一本曠世奇書，是古代地理學的集大成者。這部被大學者錢謙益讚為“世間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的書，輾轉流傳到了歐洲，受到地理學界的讚揚。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李約瑟博士在他的名著《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中，對本書曾作這樣的評價：“他的遊記並不像十七世紀學者所寫的東西，倒像是一位二十世紀的野外勘探家所寫的考察記錄。”
打開這本凝結著徐霞客一生經曆、心血和才學的奇書，人們仿佛走進了一個龐大的自然博物館，這裏有怪異的巨石、深邃的溶洞、沉寂的火山、陰冷的暗河、珍貴的動植物、奇特的民族習俗。
《徐霞客遊記》的最大成就是在地理學方麵。本書是世界上第一部廣泛而係統地描述岩溶地貌的科學記錄，比以往地理學界所公認的、世界上最早研究岩溶（喀斯特）地貌的德國地理學家羅曼於1858年記述岩溶地貌，還要早二百年。徐霞客考察的岩溶地貌，東起杭州飛來峰，西至雲南西部保山地區，詳細記載了這些地域的岩溶特征。通過觀察研究，徐霞客對西南大麵積的岩溶地貌有了正確的見解：“遙望東界遙峰下，峭峰離立，分行競穎，複見粵西麵目；蓋此叢立之峰，西南始於此，東北盡於道州，磅礴數千裏，為西南奇勝，而此又西南之極雲。”這段話描述了石灰岩地形發展到壯年階段的特征，大部分是厚層石灰岩區域，與客觀實際非常吻合。
這位旅行家還采用比較的方法，描述岩溶地貌的差異：“粵西之山，有純石者，有間石者，各自分行獨挺，不相混雜。滇南之山，皆土峰繚繞，間有綴石，亦十不一二，故環窪為多。黔南之山，則界於二者之間，獨以逼聳見奇。”他的記載是正確的，岩溶特征與地貌條件關係密切。在廣西，岩性較純的灰岩地區，分布著典型的峰林地形；而不純的灰岩地區，呈現緩坡丘陵景觀。在雲南，在海拔二千米或二千五百米以上的高原上，主要是小窪地、漏鬥和落水洞，並有一些低矮的峰林。在貴州，地下水的運動以垂直方向為主，峰林發育完整，所以，有大量的高峻峰林、峰叢及深深的圓窪地。徐霞客準確地表述了三個地區岩溶地貌的差別，這在當時代表了全世界地理學的最高水平。
對溶洞和鍾乳石的探索，是徐霞客考察的重點。在從湖南經廣西到雲南的旅行中，一路上正好都是石灰岩地貌的發育區。他描繪了桂林漓江的奇峰群“青蓮出水”；陽朔周圍則是“碧蓮玉筍世界”，“山複崢崢，骨立石皆廉利侔刀戟”。並給這些岩溶地貌專門命名了“石峰”、“石橋”、“環窪”之類術語。他前後探索溶洞共達百餘個，且考察精細，一絲不苟。比如，在桂林七星岩溶洞群，他手擎火把，目測步量，將全山十五個溶洞的分布規律、結構、特征等都一一作了詳盡的記錄。在雲南保山新安哨水簾洞外，他看到“崖間有懸幹虯枝為水所淋漓者，其外皆結膚為石”，便進一步探索“結膚為石”的道理。他寫道：“石膏日久凝結而成。”故而得出這個現象的原因，是由於水滴沉澱物日久年深凝結形成的。這些見解與記錄，無疑是世界上最早的係統性介紹岩溶地貌的寶貴文獻。
他的又一大功績，是考證了長江的源頭。在中國最古老的地理書籍《禹貢》上，記載了長江的源頭是在岷江上遊。徐霞客實地考察了岷江、金沙江地區後，他得出的結論是：岷江不是長江的源頭，金沙江才是長江的源頭。他分析說，岷江經成都到敘州，不到一千裏；金沙江經麗江、雲南、烏蒙（三地在明代是府名）到敘州，共兩千餘裏。確定江河源頭的標準，是以流經路程最遠的水流為發源地。因此，岷江對於長江來說，就像渭河是黃河的支流一樣，它不過是一條支流罷了。
從這本遊記中，人們看到徐霞客一生縱橫遊曆大半個中國，到達過今天的十幾個省、市、自治區。當時的人形容他：“身長六尺，胸膛肌肉豐滿，精力充沛，能霜露下宿，能忍數日饑，能逢食即飽，能襆被單夾耐寒暑，不用車馬，登山、涉水，矯捷如猿猴。”這哪裏是傳統儒士的風範？可是，大多是手無縛雞之力的進士、書生們，又哪裏會作出這樣轟轟烈烈、流傳百世的偉大事業呢？千年的科舉教育，培養不出勇於探求自然的戰士。而這位戰士的產生，在那個時代簡直是千年一遇的。
“大丈夫當朝碧海而暮蒼梧”這句話，是徐霞客少年時立下的誓言。而他真的窮盡一生，履行著這個信念。他畢生采集的岩石、植物和礦物的標本，靜靜地守在自己的房間裏；他那些遠行的用具，仿佛還在等待它們的主人帶起自己繼續遠征。而這裏的主人，卻再也不能健步如飛地雲遊四方了。崇禎十四年（1641），五十五歲的徐霞客走完了輝煌燦爛的人生。站在山巔上的徐霞客，曾經一定為自己的成功登頂而自豪地呼喊過。那聲音傳遍了大江南北，回蕩在曆史的天空上，而與之回應的聲音，應該由今天和未來的人們發出。
第六節 古典小說之盛
羅貫中紀念館
明朝文學在詩詞歌賦各個領域中都有新的發展，而古典小說所取得的成就尤其讓人矚目。眾多小說家，用高超的藝術手法和豐富的語言，敘述了一個個生動、複雜的故事，有不少故事至今還在廣泛流傳，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三言”、“二拍”等，就是其中的翹楚。
公元14世紀中葉到17世紀中葉，繼宋元話本與傳奇之後，發展並興盛起來的是通俗小說與文言小說。明代通俗小說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既有長篇巨製，又有短小精悍之作。據明、清兩代著錄及近人搜集，長篇小說有目可考者，不下百種，流傳至今的也有五六十部之多；短篇小說更是以數百計，形成了中國小說創作的一個高潮。可以說，正是從明朝開始，小說這種文學形式才充分顯示出了它的社會作用和文學價值，打破了正統詩文的壟斷地位，在文學史上取得了與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相提並論的地位。
那麼，到底是什麼樣肥沃的土壤，孕育了如此豐盛的果實呢？這還要從當時的明朝社會說起：從洪武年間開始，明太祖朱元璋吸取了元朝覆亡的教訓，采取了恢複發展生產、使人民休生養息的一係列方針政策。經過近百年的恢複和發展，到了明中期，逐漸出現了經濟繁榮和社會安定的局麵。伴隨著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舊有的城市容納了更多的外來人口，一大批市鎮如雨後春筍般地發展壯大。城市規模的擴大與增加，直接導致了脫離農業生產的市民階層日益壯大。他們不再僅僅局限於吃飽穿暖的生活，而是強烈要求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可以在文學藝術中得到反映。這時，通俗小說應運而生了。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印刷術的進步、刻書業的發展，也為小說創作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間接促進了小說創作的繁榮。
通俗小說是在宋元時期說話藝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由於宋元以來通俗小說創作的實踐，加之其適應了市民階層的文學期待，顯示了這一文學形式不可忽視的社會作用，因而受到明中葉以後一些具有進步思想的文人的重視，在理論上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並進一步闡明了它的社會價值和文學價值，為小說爭得了應有的文學地位。如著名學者李贄就將《西廂記》、《水滸傳》與秦漢散文、六朝駢詩相提並論，同稱為“古今至文”；而袁宏道則稱《水滸傳》和《金瓶梅》為“逸曲”。《古今小說》的“綠天館主人序”，更是指出話本小說比儒家的經典《孝經》和《論語》還要具有強烈的感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