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多由宋元話本中的講史、說經演化發展而來。明中葉嘉靖朝以後，文人獨立創作的反映現實的長篇小說如《金瓶梅》等，也是借鑒了講唱文學的寫作經驗，再結合現實生活而進行的獨立創作。
從明朝初年到嘉靖年間，以成書於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水滸傳》和成書於嘉靖年間的《西遊記》為代表，標誌著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由宋元時代初具規模的講史和說經話本，發展到了成熟的階段。這三部作品的共同特點是，在長期民間傳說和民間藝人創作的基礎上，由文人作家加工寫成，是集體創造的成果。它們既繼承了話本的思想傳統，而又具有較大的藝術突破。
先從《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說起。作為中國第一部流傳最廣、影響最深、成就最高、氣魄最大的章回體古典小說——《三國演義》，即《三國誌通俗演義》，就是通過生活在這一曆史時期的、傑出的小說家——羅貫中的如椽大筆誕生並風行於世的。它是我國文學發展史上不可磨滅的偉大功績。同時，它也為世界文學的寶庫增添了燦爛的光彩。
羅貫中（約1330—1400），大約是因為羅氏先祖出身仕宦的緣故吧，後世羅氏家族很重視對後代進行“水源木本”的家族曆史教育，一直保持了“耕讀傳家，詩禮教子”的家風。在這種影響之下，羅貫中從小喜愛讀書，博通經史，為後來的創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然而，他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異常尖銳複雜的時代。元朝蒙古貴族的殘酷統治和壓榨，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反抗，推翻元朝統治的鬥爭如火如荼。各方起義軍，諸如朱元璋、陳友諒、張士誠等，不僅與元軍奮戰，而且相互之間的兼並之戰也日漸殘酷。據說，正值盛年的羅貫中，浪跡江湖，參加了張士誠領導的起義軍，並進入幕府，充任幕僚。而且，王圻的《稗史彙編》曾說他“有誌圖王”，是一個有政治抱負的人。這一點從他後來所著的《三國演義》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劉備從一無所有到稱王巴蜀的奮鬥曆程，在羅貫中的筆下被賦予了更多的感情色彩，也許在寫作過程中羅貫中已經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其中了。
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對戰爭的描繪是極其成功的，這一點充分證實了他確實參加過元末農民起義的戰爭活動，所以才能夠把那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戰爭場麵、瞬息變化的戰鬥形勢，描述得那樣千變萬化，各具特色，顯示出戰爭的多樣性和複雜性。由於羅貫中有參加戰爭的經曆，再加上他超人的藝術技巧，以及創作時的苦心孤詣，才使他描述戰爭戰役時，重點突出，錯落有致，疏密相間，虛實照應；時而刀光劍影，時而和風細雨，情節與布局堪稱高下相宜；鋪排戰爭場麵，大肆揮灑，波瀾起伏，風馳電掣，氣勢磅礴；渲染戰場氣氛，隨意勾勒，生動逼真，有聲有色。也正是由於這一點，後來努爾哈赤父子起兵之時，更是把《三國演義》指定為戰爭的教科書，讓滿洲的軍事將領好好學習。在實際中，更是用蔣幹盜書的情節，讓崇禎帝自毀長城，冤殺了袁崇煥。如果羅貫中地下有知，不知道他會是什麼樣的表情。
正是羅貫中，把章回體小說這一文學形式推向了成熟的階段。後來的很多學者和作家曾給予他極高的評價，把他同司馬遷、關漢卿相提並論。他的偉大的文學創作成就，成為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珍貴財富。他所創作的《三國誌通俗演義》，不僅在國內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而且被翻譯成十多個國家的文字，風行全世界，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喜愛。在國外，他的《三國演義》被稱之為“一部真正具有豐富人民性的傑作”，而《大英百科全書》則尊稱他為“第一位知名的藝術大師”。
再簡單談談《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據說他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施之常的後代。唐朝末年，施之常的後人搬到蘇州、杭州一帶定居。他的父親名叫施元德，靠給人劃船為生。施耐庵自幼聰明好學，才氣過人，事親至孝，為人仗義。他19歲考中秀才，28歲中舉人，36歲時與劉伯溫同榜中進士。施耐庵曾經在錢塘做了3年地方官，因為不滿官場黑暗，不願逢迎權貴，最後辭官回家。張士誠起義時，他參加了起義隊伍。張士誠占據蘇州以後，施耐庵又在他手下參與謀劃，並且和他的部將卞元亨私交很深。後來因為張士誠貪圖享樂，不納忠言，施耐庵與魯淵、劉亮、陳基等大為失望，相繼離去。從此，施耐庵浪跡天涯，漫遊過山東、河南等地，曾經和山東鄆城縣的教諭劉善本交往頻繁，後來在江陰徐氏初家裏作了私塾先生。晚年因有感於時局黑暗，政治腐敗，於是寫成《水滸傳》寄托心意，又與弟子羅貫中共同撰寫《三國誌演義》、《三遂平妖傳》等幾部小說。幾年後，施耐庵為了躲避明朝政府的征召，隱居淮安，最後病死在鄉間，享年75歲。
施耐庵去世幾十年後，他的孫子施文昱家境殷實，於是把施耐庵轉葬於白駒西落湖，並請王道生作《施耐庵墓誌》。從此，長眠於鍾靈毓秀之地的施耐庵，才和他的不朽之作《水滸傳》一起，為世人所熟知和緬懷。
再來談談《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吳承恩(約1500—1582)，號射陽山人，山陽（今江蘇淮安）人，出生於一個由下級官吏淪落為小商人的家庭。他的父親吳銳性格樂觀曠達，奉行常樂哲學，為他取名承恩，字汝忠，意思希望他能讀書做官，上承皇恩，下澤黎民，做一個留名青史的忠臣。在父親的督促下，吳承恩自幼勤奮好學，一目十行，博聞強記。他精於繪畫，擅長書法，愛好填詞度曲，對圍棋也很精通，還喜歡收藏名人的書法畫帖。少年時代他就因為文才出眾而在故鄉出了名，受到人們的賞識，認為他科舉及第，“如拾一芥”。《淮安府誌》載他“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他除了勤奮好學外，特別喜歡搜奇獵怪，愛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類的書籍。如《百怪錄》、《酉陽雜俎》之類的小說野史，這類五光十色的神話世界，在潛移默化中養成了他搜奇獵怪的嗜好。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這種愛好有增無減，這對他創作《西遊記》有著重大的影響。三十歲後，他搜求的奇聞已“貯滿胸中”了，並且有了創作的打算。50歲左右，他撰寫了《西遊記》的前十幾回，後來因故中斷了多年；直到晚年辭官離任回到故裏，他才得以最後完成《西遊記》的創作。一生窮困的吳承恩，奮盡全力完成了中外聞名的《西遊記》後，帶著悲喜交加的心情，於萬曆十年離開了人世。
《西遊記》的出現，開辟了神魔長篇章回小說的新門類，書中將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諷刺同嚴肅的批判巧妙地結合的特點，直接影響著諷刺小說的發展。《西遊記》是古代長篇小說浪漫主義的高峰。在世界文學史上，它也是浪漫主義的傑作。
以上所述為長篇小說的佼佼者，下麵再來談談明代短篇小說的創作。明代文人創作的白話短篇小說，被稱為“擬話本”，就是直接摹擬學習宋元話本的產物。明代中葉以後，隨著宋元話本的整理刊行，文人摹擬話本而創作白話短篇小說之風日盛。而對後世影響較大的，是明朝天啟年間馮夢龍編輯（也有再創造的部分）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合稱“三言”。“三言”每集收話本40篇，包括宋元話本、明代擬話本兩部分。而明末淩濛初仿照“三言”創作的《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合稱“二拍”，則基本上是淩氏自己創作的擬話本。
明代白話短篇小說，反映了廣泛的社會生活層麵。其中愛情婚姻題材占有重要地位，表現了對愛情婚姻自主要求的肯定，和對封建禮教及門第觀念的批判，如《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樂小舍拚生覓偶》、《玉堂春落難逢夫》等。而在《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賣油郎獨占花魁》等篇中，則反映了市民階層的愛情婚姻觀念。譴責薄幸男子，也是這類小說表現的重要內容。而揭露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和政治的黑暗，是明代擬話本的另一個重要主題。描寫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生活與思想的作品，顯示了明代擬話本新的思想特色，比如歌頌小商人的勤勞誠實、互相幫助的友情，以及對發財致富的追求等。這是市民階層力量的壯大和在社會上活躍的表現，是明代中葉以後城市商業經濟發展的產物。但“三言”、“二拍”中也有某些擬話本，屬於美化統治階級、宣揚封建禮教、傳播鬼神迷信等充滿糟粕的作品，也占了相當的比重。
文學藝術是社會生活的一個縮影，它來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且不論明朝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所處的地位如何；單從文學這個角度來說，明代文學，尤其是明代的小說創作，實在可謂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於是，從明代以後，小說這種特殊的文學樣式正式在文學領域中生根發芽，也正式被人民群眾廣泛地接受。
第七節 “東方莎士比亞”湯顯祖
湯顯祖
湯顯祖(1550—1616)，明代戲曲作家，字義仍，號海若，又號若士，別署清遠道人，臨川（今屬江西）人。他在中國和世界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被譽為“東方的莎士比亞”。今天我們隻知道他的文學成就，而實際上他的人格也值得我們敬仰。
在張居正當權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湯顯祖和姓沈的好友一起來到京城趕考。張居正的手下來威脅他們二人：“你們考試時不要寫得太用心，不能超過我們張公子（張居正的兒子張嗣修）的水平，這樣對你們有好處！”湯顯祖一口拒絕，說：“我怎麼能為這點私利而喪失自己的名節！”
湯顯祖不願討好張居正，結果科考落榜了，但他的正直贏得了人們的讚揚。張居正死後第二年，湯顯祖終於考中了進士。當朝宰相申時行和張四維又想拉攏湯顯祖做門生，他再一次拒絕了。他說：“我像一根筆直的硬木頭，不會柔軟地彎曲！”
湯顯祖在南京做官期間，正趕上鬧災荒。朝廷派去賑災的官員貪贓枉法，隻顧吃喝玩樂。他實在看不下去，就冒著生命危險寫了一份奏折給皇帝，揭發時弊，抨擊朝政，彈劾那些貪官汙吏，還直言不諱地指責當今皇上。明神宗一怒之下，把湯顯祖發配到廣東雷州半島最南端的一個小縣城，讓他當了一個小小的典史。
幾年後，湯顯祖被調到浙江的遂昌縣擔任知縣。他為當地老百姓做了許多好事。在遂昌任職五年裏，他沒有打死過一個囚犯，沒有拘捕過一名婦女。除夕夜和元宵節，他還讓囚犯回家過年、出外觀燈；村裏有了猛虎為患，他連夜組織村民打虎。他還下鄉組織農民發展生產，興利除害，又建立學校。因此，他深得人民的愛戴，遂昌人都尊稱他為“湯公”。
但日漸衰敗的明王朝卻沒有給湯顯祖施展政治抱負的空間，萬曆二十六年（1598），心灰意冷的湯顯祖辭去官職，回到故鄉臨川，開始了他的戲曲創作。他在城內香楠峰下建造了一座新房子，取名為“玉茗堂”。這個玉茗堂，成了他後半生進行戲曲文學創作和演出活動的中心。在寫完“臨川四夢”後，湯顯祖更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舞台藝術的創造上。他親自參加了江西地方戲曲宜黃戲的導演工作，組織宜黃劇團到各地演出。宜黃戲演員最多時發展到一千多人。
夢，是平凡的，因為它不分富貴貧賤，人人都可以擁有；夢，又是神秘的，因為它往往可以超越生死，跨越時空。然而，把夢作為一種文化，甚而作為文學的題材，則是極其美麗和虛幻的。這種美麗，在湯顯祖的“臨川四夢”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千百年來，它不知令多少人在顛倒的現實與虛幻中流連忘返，在那亦真亦幻、似醒非醒的情境中和淚品茗。
“臨川四夢”是湯顯祖四部劇作的別名，故事曲折奇特，文筆流暢優美，人物刻畫細膩。戲劇家、文學家湯顯祖是臨川人，“臨川”遂為他的別號，而“四夢”則是其《紫釵記》、《牡丹亭》、《南柯記》、《邯鄲記》四劇的合稱。或許四劇皆有夢境，才有“臨川四夢”之說；又或許四劇本身就是其畢生心血凝聚成的人生之夢，故名“四夢”。和湯顯祖同時代的學者王思任，在概括“臨川四夢”的“立言神旨”時說：“《邯鄲》，仙也；《南柯》，佛也；《紫釵》，俠也；《牡丹亭》，情也。”應該說，這個評論頗有見地，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湯顯祖夢文化的美妙情境。
“臨川四夢”的四個夢境，演繹了紛繁變幻的世間之事。《南柯記》講述了書生淳於棼於夢中做了大槐安國駙馬，任南柯太守，一生榮華富貴，夢醒而皈佛的故事。《邯鄲記》的情節大同小異，表現了盧生夢中娶妻，中狀元，建功勳於朝廷，後遭陷害被放逐，再度返朝做宰相，享盡富貴榮華，死後醒來，方知是一場黃粱夢，因此而悟道的警醒故事。《紫釵記》中的霍小玉與書生李益喜結良緣，被盧太尉設局陷害，豪俠黃衫客從中幫助，終於解開猜疑、消除誤會的悲歡離合的幻夢。
代表作《牡丹亭》描寫了杜麗娘因夢生情，傷情而死，人鬼相戀，起死回生，終於與柳夢梅永結同心的癡情。《牡丹亭》問世後，盛行一時，使許多人為之傾倒。湯顯祖自己也說：“一生四夢，得意處唯在牡丹。”湯顯祖在自己的《滕王閣看王有信演〈牡丹亭〉》一詩中寫道：“愁來一座更衣起，江樹沉沉天漢斜。”湯顯祖還從朋友處得知，有一位婁江的女讀者俞二娘竟為《牡丹亭》斷腸而死。他便寫了《哭婁江女子》詩，其中寫道：“如何傷此曲，偏隻在婁江！”相傳《牡丹亭》還使女伶人商小伶傷心而亡。這些都說明《牡丹亭》有著極為感人的藝術魅力。
湯顯祖在當時和後世都有很大影響。即使是認為他用韻任意，不講究曲律的評論家，也無不交口稱讚《牡丹亭》。如晚於湯顯祖二十多年的沈德符說：“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又說他“才情自足不朽”。和沈德符同時的戲曲家呂天成，則推崇湯顯祖為“絕代奇才”和“千秋之詞匠”。王驥德甚至說，如果湯顯祖沒有“當置法字無論”和其他弱點，“可令前無作者，後鮮來哲，二百年來，一人而已”。由於湯顯祖的影響，明末出現了一些刻意學習湯顯祖、追求文采和意趣的劇作家，如阮大铖等，後人因此有“玉茗堂派”或“臨川派”之說，實際上湯顯祖立意高遠，又豈是後世邯鄲學步者所能及？《牡丹亭》中追求個性解放的思想傾向，影響更為深遠，從清代的《紅樓夢》中也可看出這種痕跡。
四大悲劇成全了莎士比亞，這並不令人感到奇怪，因為悲劇總是可以輕易引起眾人的共鳴；“臨川四夢”成全了湯顯祖，也不會讓人過於詫異，因為夢境畢竟是夢境，雖然少有成為現實的可能，但是總算可以看出其中寄托的期待和向往。
第八節 天下瓷都景德鎮
景德鎮明朝瓷器
在英文中，“CHINA”是外國人對中國的稱呼；而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CHINA”更是經常被掛在嘴邊，因為“CHINA”的另一個含義指的是“瓷器”。可見，在外國人的眼中，“瓷器”與“中國”劃上了等號。瓷器讓“中國”走入了外國的普通百姓家，也讓他們記住了瓷器的著名產地——景德鎮。
在中國的廣闊疆域中，盛產瓷器的地方有很多，自隋唐開始便有“六大窯係”、“五大名窯”之說。每一處產地都有精美絕倫的瓷器足以自傲。河北曲陽的定窯，所產的白瓷可與白玉相媲美。河南禹州的鈞窯，有著“縱有家產萬貫，不如鈞瓷一片”的謠諺。但在這眾多的瓷器產地中，江西景德鎮的名號無疑是最為響亮的，被譽為“千年瓷都”。
景德鎮位於今江西省東北部，與安徽相接壤，原屬古徽州的一部分。就地形來說，老天對於景德鎮並沒有太多的偏愛。地處丘陵地帶，景德鎮隻是群山環抱中的一個小盆地，四周層巒疊嶂，山巒陡立。這對於交通不發達的古代來說，意味著與外界相隔絕，有著被世人所遺忘的危險。但老天又開了一個玩笑，在崇山峻嶺中又埋藏下珍貴的寶藏。一是高嶺土，它是製作陶瓷最為重要的原料，而景德鎮所產的高嶺土更是佳品中的極品。景德鎮東北六十裏一個叫高嶺的小村子，正是這裏的土壤給予了景德鎮如此的盛名。高嶺村的瓷土主要含有高嶺石，這種呈白色，略帶淺黃、淺藍色的結晶岩，可以用來燒製瓷器，以潔白、細膩、耐火度強而著稱。高嶺土的名氣，也在很早就傳遍世界。在歐洲，至今仍把陶瓷工業上的高嶺土，叫“CHINA CLAY”，小小的高嶺村為中國贏得了世界性的品牌。景德鎮的瓷器之所以能聞名遐邇，與這裏的高嶺土密不可分。一是煤炭，為燒製瓷器提供了充足的能源。這也讓景德鎮得以燒製瓷器達千年之久。而其他的瓷器產地則沒有這麼幸運，在頂盛之後，它們就要麵對無火可燒的窘境，一個個都成為了曆史遺跡。而也正是這些才會留給景德鎮以青山綠水，至今此地的森林覆蓋率還在70%以上。坐擁這兩份厚禮，景德鎮的人民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創造出璀璨的陶瓷文化，為“瓷都”這一稱呼留下一長串的陶瓷精品。
景德鎮的製瓷曆史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曆史，史稱“新平治陶，始於漢世”。雖然這時所生產出的還屬於原始瓷器或早期瓷器，燒出的器物色澤、胎體都不成熟，但這正是景德鎮製造瓷器的開端，輝煌的未來，正是從這色釉不勻、厚薄不等的器物中起步的。曆經幾百年的風雨，景德鎮的陶瓷逐漸走向成熟。在唐宋時期，景德鎮迎來了第一個燦爛的高峰。唐代，一種被稱為“假玉器”的瓷器品種在此問世。這是由當地一個叫陶玉的人製造的瓷器，在質量、色澤上可與珍貴的玉器媲美。一時間，“假玉器”名揚全國。連唐高祖都下令，列景德鎮的瓷器為貢品。有了皇帝的命令，等於給景德鎮頒發了張名牌產品的獎狀，做了一次免費廣告。從此景德鎮的瓷器一發而不可收拾。到了趙宋時代，帝王們更加傾心於景德鎮的瓷器，宋真宗專門派人在這裏燒製宮廷用的官瓷，並在瓷器底部標明“景德年製”四字，以表明其禦用瓷器的正身。由於這些瓷器從色澤、色彩到器形上都堪稱上品，名聲大噪。此地也因其瓷器而正式得名“景德鎮”。此後，“天下鹹稱景德鎮瓷器”成為了廣告標語，風靡全國。
到了明代，景德鎮在原有的基礎上，其瓷器製造業更上一層樓，成為全國瓷器製造業的中心。宋元戰火的洗禮和元末起義的硝煙，並沒有使這座無城牆的城市倒下。相反，大量各地來此避難的製瓷工匠湧入這座城市，使得各地名窯的工藝都得以在此彙集，吸收融彙和消化吸收這些工藝之後，景德鎮的陶瓷製造業才得以有新的突破。而明王朝的建立帶來了安寧富饒的生活，經濟的繁榮也推動了景德鎮的陶瓷製造業，景德鎮的瓷器不僅數量大，質量好，而且品種多，行銷於海內外。
與唐宋的帝王一樣，朱元璋和他的子孫們也對景德鎮的瓷器情有獨鍾。他們直接在景德鎮建起了禦器廠，稱為禦窯，也稱官窯；委派官員管理、監督瓷器的生產，專為皇室燒製各種宮廷、外交、禮品用瓷。禦器廠的建築分為管理和生產車間兩部分。管理部分中間是三間正堂，後麵連著穿堂，走過穿堂，便是寢堂。正堂的左側建有官衙，衙門中建有正堂、廊房、儀門、鼓樓、庫房，乃至監獄等一應俱全。在這裏，到處都是官的痕跡，皇帝的身影無處不在。生產車間部分由各種“作”組成，“作”相當於現在的車間。按照生產的品類不同，一共有23個作：大碗作、酒盅作、碟作、盤作、鍾作、印作、錐龍作、畫作、寫字作、色作、匣作、泥水作、大木作、小木作、船木作、鐵作、竹作、漆作、索作、桶作、染作、東碓作、西碓作等。也由於生產的物件不同，各“作”中房間的數量亦不同，有多達幾十間的，也有的僅一間。廠中還有各種窯：風火窯、色窯、大龍缸窯、青窯等，在明代最多時達到了80多座。另外，廠中還有水井、柴房、工棚、神祠等附屬設施。
憑借著帝王的威勢，禦器廠聚集了最優秀的能工巧匠，占據了最好的原材料，擁有民間所無法擁有的雄厚財力，進行著不計成本的精工細作，生產出大量美妙絕倫的傳世精品。禦器廠的瓷器代表著明代瓷器製造業的最高成就。習慣上，明代官窯的產品，均以帝王年號冠名。永樂窯是對永樂時期的官窯瓷器的統稱，史載永樂窯的製品“有壓手杯、中心畫雙獅滾球，為上品；鴛鴦心者次之，花心又次之，杯外青花深翠，式樣精妙”，可見當時人們製作工藝的精良。在鄭和浩浩蕩蕩的船隊中，作為大明王朝的賞賜，景德鎮的瓷器占據了半壁江山。不僅擴大了中國瓷器的聲譽，也帶動了景德鎮瓷器的國際化。而明代官窯中最為精美的器物，要屬產於宣德年間的宣德瓷器，其中青花瓷的色澤達到了最高水平。青花瓷器是指用鈷料先在胎體上繪畫花紋，再上一層無色透明釉，經高溫還原焰一次燒成，呈現白地藍花，是釉下彩瓷器。宣德時，青花瓷的胎體凝厚莊重，給人一種沉穩的感覺。這個時期的青花原料，據說是鄭和下西洋時，從伊斯蘭地區帶回國內，叫蘇渤尼青，色彩清亮鮮豔，色性穩定；溶入胎釉時，顯得青翠欲滴，古樸厚重。因為這種青料已消耗殆盡，所以，宣德時的青花瓷器更加彌足珍貴。有一款白茶盞，色澤如玉，釉下暗含雞橘皮紋，杯內有絕細龍鳳暗花。這種巧奪天工般的藝術品，見證了明代瓷器的輝煌時刻。從宣德爐到後世的景泰藍，都已成了中國的國寶。
進入明中期以後，景德鎮產的青花瓷器雖不及宣德，釉色色彩上的鮮紅色也不如永樂、宣德時期；但這時期工藝上的創新則彌補了這方麵的不足。成化年間研製出的鬥彩堪稱陶瓷製造業的又一個高峰。所謂鬥彩，是先在釉下先用細線描好青花圖樣，再送入窯內高溫（燒成瓷器的溫度在1250度以上）燒成青花，然後在釉上就青料勾畫的輪廓用彩料填繪，再由烘爐低溫（釉或彩在一千度上下燒成的瓷器）烘燒而成。由於釉上和釉下的色彩互相爭妍媲美，相映成輝，按照景德鎮的方言，凡湊合在一起，就叫鬥，故稱之為鬥彩。鬥彩又分為兩種，一種以青花、釉裏紅和豆青拚成彩畫，稱為“釉下鬥彩”；一種以釉下的青花和釉上的五彩拚成彩畫，稱為“釉上鬥彩”。這種鬥彩栩栩如生，五彩斑斕的圖像躍然瓷器之上，讓人愛不釋手。其中以雞缸杯為例，有記載說：“成窯有雞缸杯，為酒器之最，上繪牡丹，下繪子母雞，活靈活現。”有人評論說，此杯胎薄體輕，近光透影，繪畫極精。這種珍品在萬曆時就極為昂貴，僅一杯便值十萬錢。正德、嘉靖兩朝，國內又獲得外國的顏料“回青”，可與宣德時的“蘇渤泥青”媲美。這時的青花瓷器色澤濃重，有一種藍中微泛紅紫的鮮豔色彩。由於嘉靖皇帝崇信道教，以八仙、八卦、壽山、福海為題材的作品，便不斷產生。萬曆時期，是官窯瓷器在明朝的最後一個輝煌時期，青花瓷器的外國顏料已用盡。於是，青花瓷開始追求圖案的富麗堂皇，和器形上的多種多樣。花朵中夾帶著各種文字，彩瓷中花紋布滿全器。瓷製的棋盤、筆管、燭台、鼓凳等器物的出現，使器形的多樣化達到了“製作精巧，無物不有”的地步。經過曆代禦器廠工匠的努力，把明代瓷器製作的水平抬到了一個新高度，有些方麵甚至於達到了曆史上最好的水平。
窮奢極侈的明朝皇室，不惜重金建官窯來滿足自己對瓷器的私欲，而景德鎮的人民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建立的民窯，才是真正的社會推動力。民窯不僅生長出大量的生活日用品，而且由於思想活躍，創造力強，產生出一大批的陶瓷大師，為瓷器的發展史寫下了濃重的一筆。如以製“卵冪杯”、“琉霞盞”聞名於世的“壺隱道人”吳昊十九，就是景德鎮人。他的薄胎瓷杯、瓷盞，杯胎薄如蛋殼，盞色明如璣珠，一枚僅重半銖，不到一克重，可謂是晶瑩剔透，輕若鴻毛。所製的薄胎瓷“卵冪杯”，被譽為曆史上登峰造極的瓷器之一。仿古瓷製作名家周丹泉，其手下所出的仿古瓷器使人無法辨其真假。這位周先生還常常帶著自己的仿製古器請名家鑒定，結果，往往為他的仿品所蒙蔽。據說，有一次，他在朋友處看到一件古鼎，便悄悄地用手指測量器物的高度，用小紙片摹下鼎的印紋。半年後，周先生帶著自己仿製的古鼎拜會友人。他的朋友驚訝地發現，周丹泉的古鼎和自己原有的古鼎一模一樣。於是，當即買下作為副品。周丹泉的名聲大振後，一件精品問世，出現了四方重價求購，千金競市的熱鬧場麵。另一仿古名家崔國懋聲名更大，他所仿宣德、成化窯的瓷器號稱“崔公窯”，名噪當時，四方爭購。
有了名家和名品，還有成千上萬製作瓷器的名工匠，景德鎮的黃金時代到來了。明代官員王世懋的《二酉委談》中說：“為天窯器所聚，其民繁富，甲於一省。餘嚐分守督運至其地，火光燭天。夜，令人不能寢，戲目之曰：四時雷電鎮。”可見，當時的興旺景象，晝夜不熄的窯火，錘打瓷土的響聲，讓初到此地的人無法入睡，整個市鎮變成了一個龐大的手工工場，以至被戲稱為“四時雷電鎮”。
景德鎮的瓷器不僅供國內消費，而且傳至海外，成為外國人認識中國的一個符號、一個標誌、一個象征。在宋元時期，景德鎮的瓷器就是出口產品。到了明朝，由於生產技術的提高，產量的增加，更促進了景德鎮瓷器的海外銷售。明朝初期，國力正盛，在天朝大國的心態下，景德鎮的瓷器多用賞賜的方式傳到外國。但這種恩賞的形式，隻在明前期較多。到了明代的中後期，隨著國際貿易時代的到來，更是隨著明朝經濟繁榮時代的到來，更多的瓷器則是通過商品貿易的方式走向世界。當時沿海各港口的中外商船，都是以瓷器作為物品運送的，整船整船的瓷器被運往了日本、東南亞、印度、非洲，乃至於歐洲等地。萬曆四十二年（1614），當時一艘從爪哇回國的荷蘭船，就滿載了景德鎮的瓷器6萬9千多件，占景德鎮瓷器年產量的千分之1．9。可見，當時歐洲對瓷器的需求量是相當大的。
景德鎮這座曆史悠久的南方小城，在明朝這一輝煌時期，又一次地留下了自己不朽的傳說。一件件傳世的佳品，述說著明朝的頂盛，一段段瓷器背後的動人佳話，曆數著景德鎮曾經走過的輝煌。景德鎮巧奪天工的瓷器在明朝輝煌燦爛的畫卷上又增添了了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