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林黨之後，明朝官僚和士紳又組織起複社。複社的主要創建人是江南的張溥。張溥（1602—1641），南直隸蘇州府太倉縣人。張溥為人勤奮好學，刻苦鑽研，寬厚熱情，各地士人紛紛來向他求學。他一身正氣，憎惡閹黨專權陷害忠良。天啟四年（1624），魏忠賢指使閹黨羅織罪狀，陷害東林黨人和正直的士大夫。在魏忠賢活動最猖獗的時候，張溥不畏強權，逆流而上，毅然在蘇州創立“應社”。一時間，各地讀書人紛紛響應，前來入社，很快又從江南擴展到了江北、河北等地，先後建立了江南應社、江北應社、河北應社等。“應社”名義上是以讀書為要務，實際上是旨在提倡名節、改變社會風氣。天啟七年（1627），魏忠賢畏罪自殺，思宗下令嚴懲閹黨分子。閹黨的覆滅大快人心，張溥即興作《五人墓碑記》，熱情歌頌了當年為反抗閹黨暴政而慘遭殺害的五位蘇州勇士，這篇文章表達了張溥疾惡如仇、彰善癉惡、弘揚正義、激勵後人的高尚思想。
崇禎二年（1629），張溥和他的同鄉張采，在吳江縣令熊開元的支持下，於吳江召開尹山大會，宣布合南北各地文社為一社，成立“複社”。即希望與四方之士興複古學，故因名之為複社。複社繼承東林遺誌，以振興經術、恢複古學、培養人才、維護封建統治為宗旨，當時的人們都把他們亦視為東林黨。張溥為複社訂立章程、製度、規範。複社成員遍及全國各地，黨羽遍天下。僅有姓名可考者，就有3025人。一些複社成員後來還考中舉人、進士，邁入仕途。
崇禎六年（1633）三月，張溥在蘇州虎丘召開複社第三次大會，各地到會者千餘人，座無虛席，會場內外人山人海，被圍得水泄不通，熱鬧非凡。其場麵之大，非常罕見。這是複社曆史上最大的一次盛會，它標誌著複社和二張（張溥、張采）的名望達到了頂峰。然而盛極而衰，物極必反。由於複社對科舉的重要影響，各地士大夫、知識分子紛紛加入複社，造成複社會員成份複雜，魚目混珠，良莠不齊，其中不乏勢利鑽營的小人。這樣，複社由文人讀書會友之地轉變成追名逐利之所，這絕非張溥初衷。
隨著複社規模的龐大，張溥也越來越急功近利。他原來希望通過廣收門徒，擴大複社的影響，由此左右朝廷政治的走向，以此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實際生活中，複社成員雖然才高八鬥，但並不擅長科舉考試，隻有一部分人進入仕途，而且職位較低，很難對朝政有所重大的影響。
在這種情形下，張溥不惜使用非常手段，以操縱政治。崇禎十四年（1641），張溥利用自己的聲望到處活動，幫助前首輔周延儒重新進入內閣。周延儒再次入閣後，一反溫體仁執政時的弊政，多用複社之人，朝政為之一新。但是，周延儒等人過於貪婪，在對清軍的作戰中又貪生怕死，謊報軍情。崇禎十六年，周延儒等人被賜死。複社也因此受牽連而被攻擊，複社運動從此走入低穀。順治九年（1652），複社為清政府所取締，複社走到了自己的末路。
明朝中後期，社會經濟繁榮發展，但是朝政腐敗，百姓負擔沉重。隨著二者矛盾的衝突，明朝社會風氣敗壞、階級矛盾尖銳、內憂外患加劇，明朝已經陷入了搖搖欲墜的境地。為了恢複傳統文化，拯救黎民，振興國家，抵禦外辱，一些對現實不滿、卓有遠見的官僚士大夫，和失意被貶的官員聯合起來，組成各種團體，修身講學、評議時政。東林黨和複社是當時有重要影響的兩個士人團體，他們懷著滿腔政治熱情，“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以興學複古、崇尚實學相號召，切磋學問，砥礪品行，反對空談，密切關注國家、社會、民生，並實際地參加政治鬥爭。他們的行為，得到了知識分子的積極響應，他們也因此被奉為知識分子的楷模而備受尊敬。但是他們過於書生意氣，黨同伐異，反而造成了崇禎一朝朝政的混亂。至為關鍵的，他們崇尚空談，缺乏實際經驗，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墾瓣無法提出切實有效的政策來拯救明朝。在加上趨炎附勢之徒的左右，東林黨和複社最終一步步地把明朝引入了深淵。
神宗以後的明朝政壇，你方唱罷我登場，各種政治勢力如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明朝就在一次次的折騰中日益衰落下去。
第六節 有心無力，徒呼奈何
崇禎帝
明思宗朱由檢（1627—1644年在位），年號崇禎。朱由檢是熹宗的同父異母弟，天啟二年（1622）被冊封為信王。天啟六年（1626），年滿16歲的他按照明朝的製度，從宮中搬出前往信王府邸，開始了他的藩王生活。這段貼近百姓的生活，讓他了解到魏忠賢的種種惡行，也讓他看到了明朝統治的岌岌可危。天啟七年八月，熹宗病死，由於身後無子，作為唯一存活的弟弟，朱由檢入繼大統。
思宗繼位之初，馬上著手剪滅閹黨。為了不打草驚蛇，他繼續任用魏忠賢，同時也開始了孤立魏忠賢的行動。首先把客氏驅逐出宮。客氏本是熹宗的乳母，熹宗死後，她已經沒有留在皇宮的理由了。接著把魏忠賢的頭號謀士崔呈秀罷免。最後，思宗果斷下令將他貶謫到鳳陽，當魏忠賢畏罪自縊後，思宗又下令磔魏屍於河間（魏的家鄉）。接著，對閹黨進行嚴懲，或處死，或遣戍，或禁錮終身。在懲治閹黨的同時，思宗又下令平反冤獄，起用天啟年間被閹黨罷黜的官員。
思宗以一己之力就把曾經不可一世的閹黨一網打盡，這樣的才智和氣魄讓壓抑許久的官僚士大夫重新燃起了對明朝的希望。而隨後的一係列政策更是讓他們興奮不已。思宗全麵考核官員，禁止朋黨；嚴禁廷臣交結宦官；整飭邊防，以袁崇煥為兵部尚書，賜予尚方劍，托付以收複全遼的重任。幾項政策顯示出思宗勤於政事、雷厲風行的性格，看慣了神宗的怠政、熹宗的昏庸的明朝大臣，都認為思宗是明君再世，明朝有救了。但是，這絲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思宗犯下了一係列致命的錯誤，一點點地熄滅了。
性情急躁。
明思宗的這一性格，在行動中的表現：一方麵是勤於政事。思宗繼位之初，麵對的是一個病入膏肓的國家，他急於興利除弊，平息內憂外患。崇禎元年（1628）思宗就下詔說：“非盛夏祁暑，日禦文華殿與輔臣議政。”他確實也是這麼做的，而且很少懈怠。他總是事無巨細，事必親躬，親自處理各項政務，批答奏章。有一次，因為不舒服而臨時傳免早朝，他遭到了內閣輔臣的批評。崇禎既感激又羞愧，親筆寫了手敕，對輔臣進行褒獎。史書稱讚思宗說：“他在位十七年，勤於政事，雞鳴就起床，很晚才睡覺。”這一點，思宗和他的先祖朱元璋很相似，但是二者的能力卻是天壤之別。
另一方麵表現就是急於求成。平心而論，思宗的急於求成是可以理解的，他想做一位明君，卻生不逢時，他不願看到祖宗櫛風沐雨換來的天下毀在自己的手裏，所以他要盡快挽回亡國的命運。但是他卻缺乏治國的本領，他沒有認識到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在於政府對農民的剝削太重。他采取的措施是以暴製暴，用武力撲滅各地起義。為了供養軍隊，不斷地加征賦稅，“三餉”（遼餉、練餉、剿餉）加重了人民的負擔。這無異於火上澆油，農民戰爭的火焰越燒越旺，終成燎原之勢。麵對清軍咄咄逼人的攻勢，他一味主張進攻，但他卻不懂軍事，又不會用人，使得前方統帥動輒掣肘，不能發揮自己的才能。當時明清軍事力量的態勢是：清強明弱，清軍處於攻勢，而明軍處於守勢。但是明朝幅員遼闊，經濟發達，易於籌集糧餉，應該采用持久戰術，避免與清軍決戰以保存實力；清朝方麵雖然戰鬥力很強，但是地域狹小，物資糧餉籌措困難。明朝的有識之士已經洞悉了這一態勢，鬆錦決戰前，寧錦副總兵祖大壽建議說：“清兵太強，難以與之硬拚，可用車營法，步步進兵，使清兵無機可乘，再慢慢逼迫清兵出塞。”薊遼總督洪承疇采納了這個建議，而思宗以師久無功，命兵部職方司郎中方若麒去催促進兵，結果全軍覆沒，洪承疇與祖大壽被俘。
虛偽的節儉和真正的吝嗇。
思宗是個很虛偽的人。據史載：思宗曾把宮中萬曆時所儲藏的上等遼參在集市上賣掉，換回數萬兩銀子填補國用；一天在聽講官給他講學時，他的內衣袖子已破損，留在外麵很不雅觀，他不時地把袖子塞進去。其實，思宗的節儉並不是出於真心，他隻是為了給朝臣們裝裝樣子，從而贏得他們的同情，讓大臣們把自己的財產捐獻出來，以作國用。
思宗在位之時國庫銀兩所剩無幾，而他自己的內庫卻存有大量金銀，但是他卻不願拿出來。他知道皇親國戚擁有大量財產，便下令讓他們捐獻銀兩。他讓外戚武清侯李國瑞讚助40萬銀兩，李國瑞見數目巨大，死活不肯出，還索性耍起了無賴，將自家的房屋標價出售，家用器皿、什物則拉到外麵變賣，以示一無所有。這令思宗怒不可遏，遂將李國瑞下獄，並剝奪了他的爵位。李國瑞不久便驚懼而死。大臣們紛紛抱怨崇禎不顧恩義親情，更聯合起來抵製捐納。思宗自己也感到後悔，便下令發還李家的財產。捐獻之事不了了之。
捐納不見成效，思宗又求助於戶部。大臣們都知道思宗內庫豐盈，反複上疏勸思宗拿出來充當軍餉。思宗卻向大臣哭窮說：“內帑業已用盡。”左都禦史李邦華單刀直入，他說：“社稷已危，皇上還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嗎？皮之不存，毛將附焉？”這已經說得再明白不過了，然而思宗卻始終不權衡出這其中的利弊，始終沒有把內庫的銀兩拿出來。後來李自成攻占北京，從他的宮內搜出的白銀多達3700多萬兩。這麼多錢，足夠支付明軍三四年軍餉，若真是拿出來賑災助餉，恐怕明朝也不至於這麼快就滅亡了。
思宗假裝節儉的另一個目的就是想為群臣做個“表率”，讓大臣們也節儉、清廉。他似乎很天真，認為大臣們都是傻子，就他自己聰明。他不知道官員貪汙腐敗的真正原因是政治製度使然，而決非簡單的道德問題。明朝官員的俸祿是曆朝罕見的，正二品的尚書，一個月也隻不過61石，還不到100兩銀子。官員們除了要想維持正常的開支外還要打點上司。大清官海瑞為母親做壽時，隻能買兩斤豬肉。後來海瑞被任命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禦史時，為了置辦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變賣家產。可見在明代做個清官是多麼難。在這種超級低薪的條件下，官員們為了生存就不得不貪汙受賄。思宗弄不清官員貪汙受賄的深層原因，卻簡單地企圖用道德來約束和要求大臣，而他自己卻擁有大量的私人財產，還接受四方官員的進貢。這令人感到非常不公平，人們也不會響應他的號召。
性格多疑。
思宗性格多疑，表現在行動中就是對各級官員都不信任，經常更換官員職位。在崇禎朝的17年裏，思宗一共任用過50多位內閣大學士，而整個明代內閣大學士也不過160餘人。六部和都察院的長官更換更是頻繁，像走馬燈一樣令人眼花繚亂。他共任用過吏部尚書12人，戶部尚書8人，兵部尚書17人，刑部尚書16人，工部尚書13人，都察院左都禦史132人。結果換來換去，仍然沒有換出任何一個讓他滿意的人選來。
思宗對於前線領兵作戰的高級將領，同樣采取懷疑和猜忌的態度，更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後用過袁崇煥、楊嗣昌、孫傳庭、盧象升、洪承疇、熊文燦、陳新甲等人率兵分別同後金以及農民起義軍作戰，但這些人卻沒有沒有一個得到了善終，不是被思宗處死就是戰死或被俘。難道這裏真的沒有人才了嗎，楊嗣昌的十麵網曾經讓農民軍走投無路，李自成甚至一度要自殺。要不是思宗臨時換將，明末的局勢當是另一番景象。
是非不分。
明思宗是非不分的表現之一就是不會用人。他繼位之初改革用人製度，非進士也可以入閣參政，盡管做到不拘一格，但是所用之人卻少有賢能之士。他銳意求才，卻不知孰為賢人，所用皆貌似忠誠實則奸邪之人，既不能團結百官，也不能在危難之時有所作為，補益時局。以內閣大臣（宰相）為例，思宗在位17年，共有50多人出任閣臣，而真正有才能又為人正直的人卻寥寥無幾，如劉鴻訓、錢龍錫、孫承宗、文震孟等人，但卻不為思宗所重用。閣臣中大多是一些碌碌無為之輩，而受到思宗重用的是那些為正直之士所恥不與之為伍的人，如周延儒、溫體仁、薛國觀、王應雄、陳演等，他們膽小怕事，不思進取，渾渾噩噩，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崇禎也任用了一些人才，但是他因為急躁，偏狹，多疑，或用之不專，或刻薄寡恩，或嚴刑隨其後，使得所用之人難以施展才能。內閣與督撫動輒得咎，處於不斷變動之中，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穩定的政治局麵。
另一個表現就是濫行誅殺。崇禎在位的17年裏，死於他手下的高級官員不計其數，僅輔臣（宰相）就有1人、尚書4人、總督7人、巡撫11人，侍郎以下的官員更是不計其數。薊遼總督袁崇煥之死成為千古奇冤。到了崇禎後期，一向渴望登科入仕的士大夫們甚至把做官當成畏途，因為說不定哪一天就會得罪這位喜怒無常的皇帝，轉瞬之間就會一命嗚呼。
反複無常。
這一點在行動中的表現就是，他三番五次地罷免宦官，又重新起用宦官。崇禎元年（1628），也就是他清除閹黨的同年，他重新起用宦官監軍、鎮守、掌管部務。崇禎八年（1635）八月，他下令撤各道監視太監。崇禎九年（1636），思宗再派宦官鎮守、督師。崇禎十三年（1640）三月撤各鎮內臣，次年停止內操，不準宦官幹預朝政。十五年（1642）正月，罷提督京營內臣。十七年（1644）二、三月，思宗最後一次起用宦官督師。
思宗之所以對宦官罷了再用，用了再罷，如此反複無常，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他對文官集團的不信任；而宦官能否專權，則完全取決於皇帝。他認為文臣誤國，這一想法直到他最後自殺都沒有改變。從最初的“外廷（朝臣）皆不足恃”，“士大夫負國家”，到後來的“諸臣誤朕”，“內外諸臣誤我”，就是他這一思想的體現。但是他在慨歎“文臣誤國”的同時，還寄希望於大臣們能“悔過自新”。崇禎八年，他再次罷免各道監視太監後，下詔說：“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各鎮監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也欲諸臣自引罪，近經製初立，兵餉稍清，諸臣應自省，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
思宗所謂的文臣誤國，並不是空穴來風。一些官員的確辦事不力，貪贓枉法的官員更是數不勝數。但並不是所有的官員都如此；如認為袁崇煥叛變降清，更是大錯特錯。思宗這種反複無常的舉動，反映了他對文臣的態度變化，他對文臣的偏見日益加深，甚至認為文臣個個可殺。而他任用的宦官不僅能力有限，貪贓枉法較之文臣有過之而無不及。他重用宦官的結果，非但沒能讓諸臣自省，反而加深了宦官與士大夫之間的矛盾，讓士大夫感到失望，增加了他們的離心傾向。
思宗性格中的缺陷實在是太多了，幾乎人性的弱點他都占全了。這其中任何一個弱點都足以導致他的失敗。正是由於他這個掌舵人沒有辦法掌握好船的方向，雖然他一生勤勤懇懇，明朝也不乏一批才智之士，但最終明朝還是滅亡了。
女真人（後改為滿族）是惟一一個兩次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12世紀，完顏阿骨打建立的金朝，曾經統治了中國的北方地區。明朝末年，在努爾哈赤的帶領下，女真人又一次強大起來。明萬曆十一年(1583)，建州女真的傑出首領努爾哈赤起兵，經過十幾年的兼並戰爭，統一了女真各部。萬曆四十四年（1616）努爾哈赤建立了金國（史稱後金）。萬曆四十六年（1618）努爾哈赤正式發兵征討明朝，連破撫順、東州、清河，全遼震動。明神宗也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急忙調兵遣將，前往平定。次年（1619）二月，明軍在薩爾滸（今遼寧撫順東渾河南岸）被後金軍大敗，明軍損失慘重，陣亡將士四萬五千餘人。從此，明軍轉入防守，而後金轉入為進攻。
明天啟六年（1626）八月，努爾哈赤去世，其子皇太極繼承汗位。崇禎二年（1629）十月，皇太極繞過山海關，從山海關以西的長城隘口入關。一路勢如破竹，遵化，永平等重鎮紛紛告陷。北京危急。薊遼總督袁崇煥、寧錦副總兵祖大壽自寧遠領兵回援。皇太極施反間計，對俘虜的楊太監透露了金國與袁崇煥已有密約，然後放楊太監回京報告。十二月，崇禎帝逮捕袁崇煥，下錦衣衛獄，後來將其淩遲處死。袁崇煥之死是明朝的一大損失，明思宗之舉，令親者痛，仇者快。崇禎四年（1631）八月，皇太極發起了大淩河之戰，將祖大壽率領的遼東精兵團團困在大淩河城。此間，明朝派監兵張春同總兵吳襄等率四萬援軍開來，結果張春被活捉，吳襄逃跑，全軍被殲。十月，副總兵祖大壽殺副將何可綱，此後便投降了後金（後來又逃回錦州），明在關外的精銳部隊喪失殆盡。崇禎五年（1632），毛文龍被殺的後遺症顯現出來。其部下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起兵反明，攻陷登州（蓬萊）。六月，孔有德、耿仲明率部泛海降金，皇太極以孔有德為天祐兵都元帥，耿仲明為總兵官。同年十月，明繼任廣鹿島副將尚可喜降清。自袁崇煥殺毛文龍，明思宗殺袁崇煥後，明朝遼東將領相繼叛降。一度顯露轉機的明朝邊防，又趨於瓦解了。
由於清朝給予明朝巨大的壓力，崇禎十二年（1639），思宗把鎮壓農民軍得力的洪承疇調到了遼東。僅隔了一年，決定明清曆史走向的鬆錦大戰就開始了。從崇禎十三年四月清軍圍攻錦州開始，到崇禎十五年四月杏山失陷為止，明朝最重要的兩名將領洪承疇和祖大壽先後降清，15萬明軍葬身關外。為清朝所取代。崇禎十七年，清軍便趁李自成攻陷北京後的混亂局麵而入主中原。
外患的同時，則是明朝的內憂——農民軍。天啟七年（1627）三月，陝西大旱，澄城知縣張鬥耀卻不顧饑民死活，仍然不斷催逼賦稅，白水縣農民王二率饑民衝進縣城，殺死張鬥耀，揭開了明末農民起義的序幕。王二首義點燃了農民戰爭的星星之火，各地紛紛響應。天啟八年（1628），陝西府穀王嘉胤、漢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等領導饑民起義，張獻忠也在延安米脂起義，李自成後來投入高迎祥軍中。此後，農民軍頻繁地活躍在山陝地區。由於洪承疇的全力圍剿，無法立足的農民軍在崇禎六年（1633）冬，由高迎祥、張獻忠、羅汝才、李自成等率領，經澠池縣度過黃河，轉移到明軍力量薄弱的豫西，在豫楚川陝交界山區流動作戰，與明軍展開了新的戰鬥。
崇禎九年（1636）夏，高迎祥被陝西巡撫孫傳庭打敗，被俘犧牲。李自成成為了曆史舞台上的主角。從此，李自成以“闖王”為旗幟，領導農民軍繼續和明朝作戰。崇禎十四年（1641）一月，李自成攻占洛陽，俘虜了福王朱常洵。次年，又一舉攻下襄陽，稱新順王，初步建立了政權機構。崇禎十六年（1643）十月，李自成大軍攻克潼關，率十萬大軍圍殲明三邊總督孫傳庭，十一月起義軍不戰而進入西安。張獻忠則於崇禎十六年（1643）五月攻下武昌，把楚王投入江中。在武昌稱大西王，初步建立了政權。次年，張獻忠帶兵入川，八月攻陷成都，在成都稱帝，改元大順，建立大西政權。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順政權，並確定了先取關中，繼取山西，後占北京的策略。此後李自成的軍隊一路東進，三月十七日，包圍了北京。十九日，李自成便率兵開進了北京城。眾叛親離的明思宗，隻好在煤山（今北京景山）上吊自殺。統治中國達二百七十六年之久的明王朝，終於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推翻了。
崇禎是個年輕氣盛、勤於政事、銳意求治的皇帝，但是他誌大才疏，又有著種種的性格缺陷，麵對內憂外患的局麵，最終將明朝近三百年的基業拱手讓與清朝。更為可悲的是，他至死隻認為是文臣誤國，卻不承認自己應對亡國負主要責任。一個人犯了錯誤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不敢承認錯誤。有人說崇禎帝並非亡國之君，卻遭到了亡國的命運，其實不然。勤於政事，有意進取，並不能掩蓋他治國的失誤。一個勤於政事的無能君主，要比碌碌無為的君主給國家造成的危害還大。崇禎皇帝始終自以為是，至死都不能醒悟；在這一點上，他和項羽是同樣的可悲。盡管他不願看到祖宗創下的基業在自己的手裏斷送，更不想落下一個千古罵名；然而，所有他不願發生的事情都發生了，大明帝國的巨輪終於沉沒了。他別無選擇，隻有以死來向祖宗和國人謝罪。
17世紀40年代的世界，兩位君主遭到了幾乎同樣的命運：中國的明思宗上吊自殺，英國的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斷頭台。但是，兩個民族日後的命運卻大相徑庭：一個走上了崛起的資本主義強國道路；另一個則仍在傳統的泥潭中掙紮，最後才在前者的槍炮聲中姍姍覺醒。這是多麼具有諷刺意味的事件！
附錄
本書主要參考文獻
張廷玉：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
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1977年
明朝官修：明實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談遷：國榷；中華書局2005年
查繼佐：明書；齊魯書社2000年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中華書局2001年
孟森：明史講義；中華書局2006年
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6年
南炳文、湯鋼：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陳致平：中華通史·明史；花城出版社1996年
白壽彝：中國通史·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美）牟複禮：劍橋中國明代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三聯書店1992年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中華書局1982年
明朝十六帝係列；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明帝列傳；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
吳晗：朱元璋傳；人民出版社1985年
樊樹誌：萬曆傳；人民出版社1993年
樊樹誌：晚明史；複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
許文繼、陳時龍：正說明朝十六帝；中華書局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