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覆滅與開始：從光緒到宣統
第一節 慈禧執政那些年那些事
慈禧太後
直到現在，人們提到晚清史，慈禧（1835—1908）是一個永遠無法回避的名字。一列舉晚期的曆史人物，慈禧必然會第一個映入到我們的腦海。
慈禧是清文宗（即鹹豐）的貴妃，清穆宗（同治）的生母，清德宗（光緒）的親姑母、掌控者。鹹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鹹豐皇帝死後不久，慈禧（那拉氏）和恭親王發動辛酉政變。從此，晚清政局開始操縱在慈禧太後的手中，垂簾聽政、訓政成了那個時代的代名詞。，慈禧太後通過操縱同治、光緒兩位皇帝，來掌管朝政，時間長達48年之久。
慈禧太後是是中國曆史上三大實權女性人物之一（另兩位是唐朝女皇武則天、漢朝呂太後；也許還有第四位，那就是大清本朝的孝莊皇太後）。但是，後人對她的評價卻遠遠低於前兩位皇後。對於這位人稱“老佛爺”、“皇阿瑪”、“西太後”的晚清“傑出”女士，曆來有很多的傳說與演繹。拋開那些紛紛攘攘、真真假假的版本，我們對事不對人地解剖一下她的權謀之術，也許就會發現在這個外表贏弱、秀麗端莊的太後身上，有著天生的陰謀家的血液和政客的基因。
可以說，在這場足以改變中國近代曆史的權力鬥爭中，慈禧發揮了自己超凡的機智與果敢的陰謀手法，以孤兒寡母之弱，裏應外合，幹淨利落地處理了外表強大的政敵。而勝利的關鍵則是先發製人。當政敵雙方都在蓄勢未發、暗流湧動時，誰能預事在先，占得先機，誰才能笑到最後。就如肅順在事敗後嗬斥同黨說的那樣，“若早從吾言，何至有今日”。
權力鬥爭本是封建主義政治的應有之義，自古皆然，中外皆然。從正式登上權力寶座的那天起，慈禧就無時無刻不在為大權獨攬費盡心機。作為一個靠宮廷政變起家，從未受到過正規嚴格的意識形態訓練的女性統治者來說，她既沒有對中國曆史發展的使命感，對中華民族的存亡責任感；也沒有對滿族皇室祖業興衰的緊迫感，更不用說對國計民生、百姓疾苦的終極關懷。她的最高宗旨是保全自己，成全自己。在經曆了鹹豐朝的權力鬥爭和血淋淋的辛酉政變後，慈禧的權力危機感一直沒有放鬆，這點從她與恭親王奕訢一波三折、起起伏伏的鬥爭中可見一斑。也正是通過與奕訢的鬥爭，慈禧從一個初出茅廬的政治新手，成長為了技術嫻熟的政壇宿主。
辛酉政變可以說是慈禧登上政治舞台的開始。而在這場事關生死的鬥爭中，初出茅廬的慈禧，竟然一舉扳倒了在官場縱橫多年的肅順、載垣、端華等軍機大臣，其心機手法可謂高明。
1861年7月17日，鹹豐帝病死於熱河承德避暑山莊，遺命肅順等為顧命大臣，輔佐剛剛六歲的載淳（後來的同治）。慈禧不甘心大權旁落，便一方麵利用其身為載淳之生母、被尊為“聖母皇太後”的地位，控製了本該屬於小皇帝的印章——象征皇帝至高無上權力、鹹豐皇帝的私章“同道堂”。因為按照鹹豐遺命，凡發至內閣和京內外各衙門的谘文，必須用此印才能有效，這樣慈禧就取得了幹預朝政的權力。另一方麵，她又暗中指使朝中禦史和諸大臣聯名上奏，要求皇太後親操政權以振綱紀，即垂簾聽政，為自己從後台轉到前台做好鋪墊。而更重要的是，她通過分析利弊，決定聯合同樣受到排擠的恭親王奕訢，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一致奪權。慈禧借用妹妹身為醇郡王福晉，可以隨時出入宮禁的條件，與奕訢通風報信，並想法設法單獨召見了奕訢，密謀策劃了政變事宜（野史還說慈禧與奕訢另有男女曖昧關係）。她利用恭親王滯留北京、善後處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機會，周密布置了鏟除顧命八大臣的行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捉拿並處死了肅順等人，並成功地實現了垂簾聽政的格局。
辛酉政變後，奕訢被授予議政王，在軍機處行走；繼授為宗人府宗令，兼總管內務府大臣，並管宗人府銀庫；並且很快又宣詔為“著以親王世襲罔替”，而且其上至母親、下至子女都優禮備至，屢受封賞。這等權勢，在清朝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甚至包括當年的多爾袞。自古孤兒寡母的統治，往往因權臣坐大而受到排擠和欺壓，兩漢至清莫不如此。因此，在奕訢看來，慈禧無非是一個在為自己身家性命耍手腕與小聰明的小女子。他對她的尊重，隻是出於維護皇權正統的功能性需要。他的希望是“希冀垂簾其名，而實權歸己”，由他而不是由慈禧來統治清王朝。
在鬥爭的初期，因慈禧初次垂簾，小心謹慎，不便明攬大權；但事事留心，以得政治學術之經驗。而奕訢則相反，咄咄逼人，鋒芒不隱，一開始就大封諸家子弟，並改組軍機處以控製中樞權力，以致於凡事均由親王做主，每日上朝，必由之親王開口請旨。部員大臣每辦一事，往往先期向議政王就商，唯奕訢之命是從。而此時的清王朝，正麵臨內憂外患，“發撚”橫行，也確實需要一個像奕訢這樣強有力的中流砥柱，來處理各方麵的危機，平息叛亂，安撫各國。因此，慈禧總的來說還是抱著隱忍不發的態度。但慈禧也看到，長此以往，奕訢的勢力日漸坐大，勢必重演肅順等擅政的局麵。於是，慈禧在幕後伺機而動，把握時機，運用“拆凳子”、“摻沙子”等陰謀手段，一步步巧妙地削弱著奕訢的勢力。
在一場紛繁複雜而且是最高級別的權力核心博弈競爭中，要能夠持久保持不敗紀錄，僅僅依靠陰謀手段是不能得逞的。在完成對奕訢的收服，大權獨攬的地位逐漸鞏固後，慈禧的政治藝術發揮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她的自我保全策略，從陰謀轉為陽謀，從背後偷襲改為正麵防守，從破壞平衡變為建設均勢，從先發製人、克敵於未動的低水平操作轉變成後發製人、擇機而一舉功成的高水準謀略。
在“拆凳子”方麵，慈禧對屬於奕訢陣營的何桂清、勝保的誅殺，可謂當機立斷、毫不手軟；尤其是在後者的處理上。因為勝保乃奕訢心腹，也是奕訢集團所掌握的唯一一支武裝力量，因此奕訢極力維護。但慈禧更顯得技高一著。據說慈禧下詔時，故意先傳旨無事，待文武大臣紛紛散去後，奕訢也剛剛離去，勝保賜死的詔旨立刻從天而降。當奕訢聞訊時，勝保已然命喪黃泉。而“摻沙子”則是慈禧借蔡壽祺上疏彈劾奕訢的事件，大加利用和發揮，對奕訢先貶後升，備施折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玩一親王於股掌之上，譴責之，以示威，開複之，以示恩”。並且秋後算賬，對在此事件中公開支持奕訢的大臣撤職降級，對站在自己一邊的大臣則著意扶植。
通過暗地裏的拆凳子、摻沙子，慈禧不僅削弱了奕訢；而且通過這場隱蔽的鬥爭，還得到了曆練，學到了一套陰險毒辣的權術手段。在未來的政爭中，慈禧與奕訢二者之間孰勝孰敗，也就不難預料了。
當慈禧獨掌朝綱大權時，此際的清王朝已經風燭殘年，遠沒有康乾盛世時的風光，沒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氣概。皇權專製主義局麵已是昨日黃花，再沒有乾隆“以朕心為天下心”的威勢。在政治鬥爭中日漸成熟的慈禧，已經深深地領會到，維持沒落皇權政治結構關係的真諦，那就是順勢利導，以力製力，力量製衡。正是這種力量均勢理論，使得慈禧在先有肅順八大臣、後有奕訢“鬼子六”，外有列強虎視眈眈、內有曾李功高震主，上有光緒康梁之變、下有“天國”“撚軍”之患的形勢下，卻能夠保持近半個世紀的權力而江山不倒。
一方麵，慈禧則著力製造與當權派對立的在野派的聲勢，用以在輿論和權力分配上加以製約。同光年間，朝中存在一個著名的以“清流黨”自居的政治集團，為首的前後有李鴻藻、張之萬、沈桂芬等重臣。這實際上是慈禧刻意培養的一批敢於彈劾議事、監督洋務當權派的官員。慈禧有意識地把他們安置在軍機大臣、皇帝老師、監察禦史等文職性樞要崗位上。他們不具有洋務派的實力，但是在學識、政治資曆與操守上頗有威望。他們往往能夠以地主階級意識形態原則和政治原則製約洋務派，削弱他們的政治影響。慈禧就是利用這些人束縛住洋務派的手腳，使他們不敢篡越皇權。而實力強大的洋務派所感受到的精神壓力與處處摯肘，卻是無可名狀的。如李鴻章就對這種局麵大發牢騷：“政府疑我跋扈，台諫參我貪婪，我再嘵嘵不已，今日尚有李鴻章乎？”
另一方麵，慈禧對曾李左等洋務派權臣規模已成，尾大不掉，以至於內輕外重之勢加以默認，采取懷柔政策，不與爭鋒。如同治八年，山東巡撫丁寶楨先斬後奏、就地誅殺慈禧內廷寵監安德海，曾國藩、李鴻章為之拊掌稱快，慈禧隱忍無言；1900年分離主義性質的東南互保，慈禧也置若罔聞、不與計較。而且，東南軍事“朕唯曾國藩是賴”；對於涉外重大事務，也全權交由洋務派出麵處理。而慈禧在給予洋務派充分信任的同時，也有意識地在他們內部分化陣營，以達到互相縶肘的目的，如借鎮壓“撚軍”抬高李鴻章，卻陰削曾國藩之勢，從而達到分化當權派、避免個人無限製坐大的目的。
而慈禧的最高明之處，不僅僅在於利用漢族地主階級當權派與在野派間的朋黨之爭，來維係皇權結構的平衡；而且還積極促使兩派之間的地位轉化，從而將自己的勢力滲透到兩個互相對抗的統治集團中，保持權力結構新的動力。最成功的例子莫過於張之洞。而後來的袁世凱，則是慈禧在戊戌政變後提拔出來的又一個洋務當權派的繼承人。同時，為了製約袁世凱，她又特意培養出了一個岑春煊，後者與袁世凱的鬥爭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這無疑是慈禧的政治遺產在起作用。
但是，慈禧太後掌權的時候，正是中國喪權辱國的年代，於是，每當人們提起晚清時期，都把慈禧太後的專權和賣國劃為等號。縱觀慈禧的政治生涯，從辛酉政變到垂簾聽政，從皇族爭勢到大權獨攬，她於實踐中融會貫通了帝王的南麵之術，在驚濤駭浪中大旗不倒，不受挑戰地運用皇權直至去世。盡管現在的人們經常強調對曆史的寬容，甚至有人對慈禧太後也提出了一些與傳統不同的看法，但那畢竟是一家之言。她所處的時代，她掌握清朝政府實權的時候，中國社會正在一步步的沉淪是有目共睹的。
第二節 大清帝國的最後機會未抓住
光緒
如果說，清帝國被西方列強用堅船烈炮轟開了國門，他們或許以為西方本身就是強大的，並沒有看到自己太多的不足，然而，當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慘敗後，清帝國的人們不得不麵臨這樣一個殘酷的事實：“我們竟被一個曾經在文化和實力上都不如自己的落後國家給擊敗了！”這一次的刺激，遠遠要比之前的歐洲侵略者帶來的打擊更沉重。因為這一次是日本，是一個曾經要向我們朝貢的國家。而這之後，它帶來的影響是更具有毀滅性的。一方麵這次的條約更為苛刻，給已經衰敗的清廷更大的負擔；另一方麵，西方列強看到了中國的不堪一擊，掀起了瓜分中華帝國的狂潮。
此時的清帝國，人們已經開始反思，麵對西方列強加大對清朝的資本輸出和商品輸出，商品市場逐步擴大，於是民族危機促進了國人的覺醒，許多有識之士紛紛提出各種主張和方法救國。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等等，不一而足，國人開始了設廠、開礦並自辦鐵路，以抵製外國的經濟侵略。由於《馬關條約》的重負，清政府也放寬了對於本國商人辦廠的限製。在甲午戰爭以後的幾年裏，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初步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逐步壯大。而他們也迫切要求改變現狀，試圖創造出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政治經濟環境。由此就產生了改良和革命兩種不同的道路。
早期的改良主義，產生於19世紀70年代，與洋務運動的開展密切相關。代表人物有馮桂芬、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人。他們主要主張抵禦外侮，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要求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大力革新政治主張建立議院。他們批判洋務派僅吸取西學皮毛的做法，要求徹底進行社會改革。
甲午戰爭之後，早期維新思想迅速發展，並成為一股新的社會思潮。以康有為、梁啟超、嚴複等人為代表的維新派，開始一步步地發展起來。
康有為（1858—1927），號長素，廣東南海人，是維新理論的創造者和變法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他出生在一個有理學傳統的士大夫家，自幼受到嚴格的封建教育，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而後，他又開始了對於西學的研究。他試圖為麵臨民族危機的清廷找尋一條擺脫困境的出路。光緒十四年（1888），康有為利用鄉試的機會，上書光緒帝，提出“變成法”。雖然這也因此嚴重影響了自己的仕途：因為本被錄取為進士的他，卻正是這封光緒帝根本沒法看到的上書而被除名了。但是，這並不影響他的思想在民間得以廣泛流傳。
隨後，他在廣州開設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傳播他的維新思想；並在這期間完成了兩部作為變法理論基礎的著作：《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他試圖通過舊傳統擊潰舊傳統的做法，自然難以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變法維新理論體係。甚至，這些理論根本沒有得到一般士人的認同。然而，他的維新思想卻也使得人們開始了新的思索。首先，他在政治上要求改製，也就是對傳統政治秩序提出了質疑，清廷不得不麵臨這一對自身統治機構的挑戰。另外，他對儒家思想的解釋，也使得人們對於儒學甚至孔子的形象有了新的理解。當然，或許更多的人沒有接受他的思想。但是，至少在人們心中有了這樣一個隱隱約約的新的認識。還有一些人，則是更大的震動，就像火山爆發和地震一樣。
當1895年的“公車上書”之後，康有為終於有機會開始他的仕途生涯。維新運動自此在北京、上海、天津、湖南等地廣泛開展起來。1897年，德國侵占膠州灣侵略山東，民族危機加深，維新運動空前高漲。1898年，康有為再次闡明變法的緊迫性，遞交了《應昭統籌全局折》，提出維新變法的政治綱領。光緒（即愛新覺羅·載湉，廟號清德宗，1875—1908在位）帝終於看到了他寫的東西，並決定利用不斷高漲的維新運動來推行新政。
從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開始，到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變法失敗，史稱“百日維新”。在這短短的時間內，光緒帝頒布了二三百件變法上諭，涉及經濟、政治、軍事、文教等各方麵。在政治方麵，改革律例，取消重疊機構，澄清吏治，另外就是給予一定程度上的新聞出版自由。在經濟方麵，則是以更大的力量促進農工商業的發展，設立鐵路礦務總局，發展鐵路和采礦業，舉辦郵政等。在軍事方麵，裁撤綠營，力行保甲、團練，編練海陸軍，各省改練洋操，使用洋槍，籌設武備學堂。在文教方麵，改革八股製度，廢除八股科舉，創辦京師大學堂，而且提倡西學，選派留學生出國留學。這些內容，對於資本主義思想文化的傳播，以及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都是有著積極的作用的。當然，這些並沒有將康有為的維新思想全部付諸實踐；尤其是政治製度改革的建議，比如建立國會、頒布憲法等君主立憲方麵的內容。
然而，即使作出這些讓步，變法也終不能免於失敗。在光緒和慈禧這場雙方實力懸殊的鬥爭中，最終以光緒帝被囚禁在南海瀛台、慈禧太後重新臨朝訓政為結束。變法的執行者們也四散奔逃：康有為在英國公使的支持下逃往香港，梁啟超在日本使館的幫助下逃往東鄰。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楊身秀等六人，則被捕殺於北京菜市口，史稱“戊戌六君子”。
首先，我們要分析一下，當時的清廷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運作模式。熱心支持變法的光緒帝，雖然表麵上是在以天子的身份處理日常政務；但實際上，其時的實權仍然是牢牢掌握在慈禧太後手中，尤其是任免重要官員以及處理外交事務的決定權。由此，慈禧太後是不會允許有絲毫影響她地位的改革順利進行下去。有人曾經假設，若是光緒帝有實權，則變法一定會成功。然而，如果光緒帝真的手掌重權，是否也會為權力的穩固而扼殺變法呢？毫無疑問，光緒帝是十分渴望變法能為他自己在政治地位上帶來更多的利益的。另一方麵，不僅是掌握最高權力的慈禧太後反對變法，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的官僚階級，也是抵製變法活動的。曆來變法，總會受到頑固階級的抵抗。不過這倒也符合人之常情。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損害，必然是要憤怒的啊！減薪裁員，總是個得罪人的差使。而從變法主持者康有為自身來看，他隻是個書生，本身也缺乏從政的經驗，更不知道在官場的生存之道。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他會將變法大事選擇寄托在毫無實權的光緒帝身上。而也由於他在人際關係上並沒有感召力，由此，他的變法無論是在中央還是在地方，都難以得到響應，甚至成為了眾矢之的。
更深層次的原因，我們就要來思考一下：當時康有為極力主張的政治經濟模式，是否真的適應當時中國的發展？他們對於西方的認識，又是否真的達到了融會貫通，使之能夠為當時的中國服務？實際上，當時西方的政治價值觀，並不一定能夠完全解決中國的問題。正如我們的近鄰日本通過學習西方進行本土的改革，最終達到了富強的目的；而中國的改革，卻夭折在了變法誌士的鮮血之中。
但是我們也不能完全抹殺這樣一次變革的功績。這是已經衰敗的清王朝又一次試圖自強的努力；或者說是“日暮帝國的最後一搏”。雖然這隻是少數人在奮力實施並很快破產，但這仍不失為一次偉大的嚐試。至少，這使得以後仍欲致力於救亡圖存的有識之士意識到，正在處於衰敗的清政府，確實需要在某些機製方麵加以變革。維新思想雖沒有得到廣大的支持，但是即使反對者們也會在腦海中有了一個這樣的印象。戊戌變法是一次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而且，在生產方式上，他們嚐試用資本主義模式代替封建生產方式，無疑是曆史的進步。它也讓一些主張徹底變革的資產階級人士意識到，必需要實行革命。
改良失敗了，變法的各種措施被廢除，碩果僅存的是京師大學堂得以保留，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學。至今，它仍是無數學子夢寐以求的本民族神聖學府。新式學堂以及派遣出國的學生們，他們不會因為變法的停止，而將腦袋裏的西學統統還回去。這些人對於未來中國要進行的變革，無疑將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近代高等教育的開端，和留學風習的形成，對國民素質，對積聚人才，其作用是巨大而內在的。並且，作為改革工具的報紙雜誌等出版物的出現，也給社會帶來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然而，當遭受八國聯軍侵華和義和團運動之後，清政府不得不麵對內憂外患的局麵，也再次祭起了改良的大旗，而改良的主要內容，與改良派提出的各種措施別無二致。
第三節 瓜分豆剖的終結者
義和團團員
“義和團，神助拳，隻因鬼子鬧中原。”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華夏大地上再次掀起了反帝愛國的高潮。這場運動發端於華北，其影響覆蓋了中國北方的大部分地區。
當我們回顧這次聲勢浩大的反帝愛國運動時，發現這其中實際包含著很多複雜的因素，多重的曆史內容。毫無疑問的是，義和團運動具有民族正義性，愛國主義貫穿著這場運動的始終。但是，傳統的愛國主義同時是一把雙刃劍，它既發揮了抵抗外國侵略者的巨大的民族動員作用，又造成了籠統排外而盲目地服從封建統治者的愚民作用。民族矛盾的激化，無疑使得“滅洋”意識一步步深入到普通民眾的腦海中；而現實生活的困苦，又使得這種意識更加具有說服力，並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人們去采取行動，以改變這種現實。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義和團的民族英雄主義，有著一種非理性的外觀，它受到傳統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影響。並且，簡單地將導致現實苦難的一切原因，都歸咎於“洋人”的入侵，甚至是天災。但是，始終由於他們的經濟地位和生活條件的限製，不能夠提出更加明確有效的政治綱領以及目標。
19世紀後期，列強的侵略加深。而山東、直隸、奉天沿海地區，又是英、俄、日、德等帝國主義激烈爭奪的地方。由此，這些地區的人們遭受了更多的苦難。而隨著帝國主義者對當地的商品傾銷，掠奪原料，使大量的手工業者破產，百姓的生活受到了極大的影響，更增添了他們對於洋人的仇恨。
隨著外國侵略者的入侵，教會勢力也隨之進入中國。山東、直隸的教堂眾多，教民人數與日俱增，引發了同當地百姓之間的矛盾，教案頻頻發生。進入到耶穌、天主教會的人，往往良莠不齊，經常欺壓平民，而且地方官又對外國傳教士加以袒護，使普通民眾的生活更加痛苦。而更為直接或是具有偶然性因素的，則是誰也無法預測到的天災。19世紀後期，以黃河中下遊為主的華北地區，頻繁發生水旱災害。黃河連年決口，人民不得不拋家舍業，背井離鄉，以求基本的生存。而山東、直隸、山西、河南等省的特大旱災，更帶給當地人極大的恐慌。相對於水災的突然性而言，旱災的持續性給人們帶來了更大的心理壓力。由此，飽受天災折磨的災民，更容易將一切寄托神靈來保佑自己平安，保佑這可怕的災難快點過去。
長期以來，人口的壓力和時勢的動蕩，使得秘密組織大量出現。長期在這些地區流傳的白蓮教支派，教門林立。這些被清廷視為“邪教”的秘密教門，往往重視練拳習武，建立相應的武術團體，作為他們發展壯大的組織機構。他們將曆史上的名臣義士或是戲曲小說中的人物作為保護神，對於文化水平並不高的普通百姓來說，在宣傳中也更加具有號召力，這些都被正在興起的義和團運動所吸收。潛伏在各地的白蓮教及其支派，也參加到了義和團運動之中，並成為了義和團運動重要的組成部分。
許多民間武術團體也成為了義和團運動的前身，比較重要的有義和拳和大刀會。大刀會是民間有古老傳統的武術團體，甚至帶有神秘的色彩。他們習練的武功，就是對普通民眾極具誘惑力的“刀槍不入”。當然，這隻能成為他們自身武器落後以及作戰技術薄弱的借口，更多的是提供了精神力量。義和拳最初是一個古老的拳會，後來由於清水教和八卦教的影響，逐漸添加了更多的神秘氣息。後來，他們和“梅花拳會”合並，實力大為增強。光緒二十四年（1898），威縣梅花拳拳首趙三多和冠縣習紅拳的閻書琴等人，在共同領導冠縣梨園屯反洋教起義時，將他們的團體重新定名為“義和拳”，並以“助清滅洋”為口號，這成為了義和團運動的開端。新上任的當地地方官毓賢，由於他本人對教會勢力有所不滿，所以由鎮壓改為了剿撫並行，並於第二年初承認了“義和團”為民間團練。1900年，清政府也承認其為合法團體，此後義和團在京津等地迅速蓬勃發展起來。
1900年春夏時節，在天津的街頭上，忽然出現了這麼一群紅衣女子。她們一律紅衣紅褲，右手提紅燈，左手持紅折扇，年長的頭梳高髻，年輕的綰成雙丫髻。在這些女子的簇擁之下，中間便是紅燈照的大師姐林黑兒。她被稱做“黃蓮聖母”，傳說功法也了不得。入了紅燈照的婦女，跟著這位大師姐在靜室習拳，用不了幾天，就能得道術成。一旦術成，持了紅折扇徐徐扇動，自身就能升高登天，在空中自由飛翔。這時，右手的紅燈投擲到哪，哪就是一片烈焰火海，其威力宛如現在的轟炸機了。
林黑兒原是楊柳青南運河下遊十裏一船戶之女，是義和團青年婦女組織紅燈照的首領。1900年春，林黑兒之父被洋人無故逮捕入獄，這增加了她對侵略者的仇恨。五月，在靜海獨流義和團首領張德成的支持下，林黑兒準備在楊柳青設立紅燈照壇口，因遭地主石元士反對，未遂。六月初，她在天津城沿侯家後運河邊設立紅燈照壇口，自稱“黃蓮聖母”。她們曾參加抗擊八國聯軍的戰鬥，並帶領紅燈照救治在反侵略戰鬥中負傷的義和團團民。天津陷落時，她們被八國聯軍所俘，不知所終。
而上文描述的，正是義和團在天津獨有的一種專收婦女的特殊拳會，叫紅燈照。
各地的義和團，主要是由農民和遊民組成的。此外，一些富人、少數官吏和軍人，也參加了義和團。有關這部分人，其中也許還應有很多複雜的原因。當這樣一個團體在得到當時清廷官方的認可之後，很多當初對其抱有懷疑態度的人也加入了進來，這裏也包括了很多官僚階級。而或許還有一個不得已的原因是，在這樣緊張的局勢下，在這樣一群極為激動的團體的鼓動下，不加入就存在一定的危險。
義和團的信仰並不是統一的。這大概由於其最初就是吸收了眾多的教門和武術團體組織中的各派思想，無法找到統一的令所有人都信服的某一種信仰。但是他們關於“神靈附體”，“刀槍不入”的思想，則基本相同。“神靈附體”可以滿足出於底層的民眾這樣一種心理，他們由此會提高自己卑微的社會地位，又可以加強武功。無疑這是一種積極的心理暗示，給人以足夠的力量和希望，來麵對當時貧困的生活。而“刀槍不入”，則是在以後和外國侵略者的鬥爭中，使得戰爭變為一種悲壯的氛圍，但也夾雜了許多革命浪漫主義色彩。人們在信仰的力量之下，麵對外國侵略者的槍炮勇敢地對抗，給所有的人以極大的震撼。但是義和團不是宗教，也不是秘密組織。
當義和團在北京開始活動，並且人數日益增多時，慢慢的，他們還湧入了外國人眾多的天津。他們宣傳這樣一種信念，隻要掃平洋人，自然就會下雨消災。他們焚毀教堂，追殺教士教民，甚至外國貨物也要毀掉。京津地區義和團的突起和龐大，也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於是，掌權的統治者們，對於“剿”還是“撫”，再一次引發了爭論。麵臨內外複雜而又無法預知的情況，義和團“助清滅洋”的旗號，對於慈禧太後來說，或許還是有誘惑力的，於是她選擇了“招撫”。
然而，在當時的中國，還有一派極為重要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控製著朝廷局勢，這就是外國入侵者。而他們恰恰又是義和團打擊的最主要的目標。他們對於義和團的興起，極為不安。各國使臣向總督大人榮祿提出嚴懲義和團。並且，隨著自己的國民受到越來越多的傷害而對其付諸行動，1900年6月10日，由英、美、法、俄、日、德、意、奧八國組成聯軍，共2100多人，由天津乘火車進犯北京。義和團和愛國清兵立即拆毀鐵路，沿途加以堵截。不久。列強兵艦抵達大沽，大沽炮台失守，提督羅榮光殉職。但是，榮祿等人為使慈禧心安，假稱此戰獲勝。清廷在關於對列強入侵是戰是和的論戰中，光緒帝主和的意見並沒有被慈禧所采納，慈禧決定向各國宣戰。清軍節節敗退，直到列強攻入北京城，慈禧等人才不得不倉皇出逃。之後，慈禧一直擔心列強會奪去她手中大權，故而憂心忡忡。在與各國的談判中，李鴻章充分發揮其才能，向列強曉以利害，終於說服列強仍讓慈禧掌權，但是提出了一係列苛刻條件。慈禧為求自保，一一允諾。
這場戰爭依舊落入了失敗的下場。義和團的“刀槍不入”，最終隻是一場不切實際的夢想。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也就迅速地落下了帷幕，甚至還帶了一點滑稽的色彩。由於這樣一個使得外國人再次入侵北京的機會，清政府被迫簽訂了《辛醜條約》，這也標誌著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最終完成。
盡管有人對義和團運動盲目排外的一些做法提出了質疑，但不管怎麼說，義和團運動的發生，阻止了列強瓜分中國的陰謀，外國侵略者看到保住清王朝的統治，他們才能攫取到更多的利益。中國版圖的完整要歸功於這場運動，而義和團運動在反侵略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勇氣與決心，無疑給予民族資產階級極大的鞭策與鼓舞。
第四節 光緒駕崩之謎
宣統所穿之龍袍
與鹹豐皇帝駕崩後局麵類似，當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先後去世後，清王朝又麵臨著孤兒寡母執掌朝政的局麵，隻是，這次的孤兒寡母並沒有給他們帶來複興清帝國的夢想，清帝國在這個時候走向了覆亡的不歸之路。
一如西方報紙在當時報道的那樣，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先後死亡，令人們疑竇叢生。“《紐約時報》1908年11月16日電：從北京發往倫敦《泰晤士報》的一則消息說，大清國慈禧皇太後已於今天去世。大清國光緒皇帝陛下剛剛於周六去世，他們兩人死亡的時間離得如此之近，不由使人疑慮。人們懷疑這件事情的背後可能有謀殺。”曆史將這兩位神奇人物生前已經安排得如此之緊密，似乎恩恩怨怨並沒有了結。或許慈禧還有很多事情應該向光緒皇帝去解釋，或者懺悔，於是追隨他而去了。這當然隻是一種可能，也是有根據的。而溥儀後來在回憶起這段曆史時認為，在光緒死後，慈禧決定立溥儀為嗣皇帝時，她還不認為自己會一病不起。光緒帝死後的兩個小時裏，她還把攝政王（溥儀之父）叫來，告訴他以後的軍政國事都要經她決定。而第二天她病情忽然嚴重，說以後的事情由攝政王拿主意就可以了。
被關在瀛台的光緒皇帝能重新出來主政，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掌握實權的慈禧駕崩。而慈禧在患病時，也確實擔心，自己死後權力會落入光緒的手中。她在生病期間，曾經把張之洞秘密召入宮中，讓他給皇帝想個諡號。這是一個極為隱諱的暗示。深諳官場之道的張之洞，自然明白慈禧的話外音。
慈禧將這一切，留給了年幼的溥儀和他的父親——攝政王載灃。這是一個讓慈禧覺得放心、也覺得安心的人。因為，她終究將皇位還給了愛新覺羅家族，還給了光緒的親兄弟之子。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種補償呢？
然而，載灃始終不是一個醉心權術的人。而或許，此刻的處境也容不得他有這樣的抱負，內憂外患讓他舉步維艱。他最希望的是能將袁世凱鏟除，可是終究未能如願。他甚至想學康熙殺鼇拜的方法，去殺掉袁世凱。可是“殺袁世凱不難，不過如果北洋軍造起反來怎麼辦？”又讓他沒有了絲毫的辦法。袁世凱最終還是得以逃脫。可以說，對他而言，三年的攝政並沒有給自己帶來絲毫的愉悅。
雖然他也曾經試圖振興清廷。他將軍權集中於皇族，創建皇家武裝禁衛軍，自任大元帥。而且繼續清末立憲，在宣統三年成立了第一屆責任內閣。然而終究是逆社會潮流，軍政大權卻也沒有完全集中到自己手中。“皇族內閣”反而激起了更大的社會矛盾，清廷更顯孤立。辛亥革命爆發，各地革命浪潮風起雲湧。此時楊度號召各省聯合請願，呼籲袁世凱重新主持立憲。楊度，早在攝政王要殺袁世凱時，就拒不草詔，堅持認為袁世凱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清王朝內部為此一片混亂。而載灃還是不甘心就這樣把一切交給袁世凱，他把最後一線希望寄托在了滿族親貴——陸軍部大臣蔭昌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