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沒有想到的是，蔭昌率領的北洋軍並不積極行動，也沒有認真服從他的指揮。那一刻，他感受到了無奈，也意識到了自己還是未能保住皇族的大權。那一刻，他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哥哥——已故的光緒皇帝。光緒皇帝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了袁世凱身上，最終落得個遭到背叛的下場。此仇未報，而現在他自己恐怕也要毀在袁世凱的手上了。他被迫授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並辭去攝政王的職位。而他回家之後的第一句話，竟然說的是：“從今以後我終於可以回家抱孩子了！”一口如釋重負的輕鬆語氣，還寫了“有書真富貴，無事小神仙”的對聯。相對於朝廷上的攝政，家庭的生活或許更能讓他感到內心的快樂吧。
清廷的政權旁落，剩下的是真正意義上的“孤兒寡母”。於是最終發生了這樣的一幕：在養心殿的東暖閣裏，袁世凱滿臉淚痕地跪在隆裕太後麵前，假意哭訴道：“僅僅依靠北洋六鎮，已經無法防衛北京和天津了。隻能用皇帝自己退位來換取優待條件。除此之外，我們沒有別的出路了。”隆裕太後聽過這番話，完全被嚇暈了，忍不住對著袁世凱傷心悲泣。隆裕此時最擔心的，莫過於大清不在了，她和年少無知的皇帝溥儀又該有怎樣的出路呢？
這樣又一副孤兒寡母的場景，讓我們想起了當初寡居的慈禧和年少的載淳。隻可惜“此寡母”非“彼寡母”也。慈禧運籌帷幄，充分利用周邊的勢力為自己效力，她可以將“八大臣”鏟除，她是一個有野心、而且聰明的女子。而隆裕呢，她一直是一個嬌弱、乏能的女子，與光緒帝感情不和，在深宮之中過著淒涼的日子。而如今，她卻麵臨著如此重大的一個抉擇。大清真的會毀在她的手上嗎？民間一直有個傳說，亡大清者葉赫那拉也！雖然那個傳說中的“葉赫那拉”，明明指的是慈禧，但是偏偏隆裕太後也姓葉赫那拉（她還是慈禧的親侄女），偏偏大清就亡在了她的手上。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後帶著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儀，在養心殿裏舉行了最後一次象征性的覲見禮儀。
於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在孤兒寡母中劃上了句號。而在辛亥革命後掌握中國政權的是淮係軍官，一個行伍出身的官僚。對於袁世凱，至今人們以“竊國大盜”冠之。然而，就在清王朝滅亡前，他還真真切切地做了一些事情。
第五節 蟊賊袁世凱出山
袁世凱
袁世凱最初隻是一個低級官僚，但卻受到了李鴻章的青睞，成為李鴻章手下的幹將。當李鴻章病逝後，他迅速成為一個政治新星，並成為當時權位最高的地方督撫——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1895年12月16日，袁世凱（1859—1916年，字慰亭，號容庵，河南項城人，北洋軍閥創始人和首領，帝製複辟分子）來到了天津小站。此時的他，望著4000多名將士，心理充滿的是對於自己未來美好的憧憬。他費盡心機，終於得到了重用的機會，終於可以施展他的抱負了。在這樣一支軍隊裏，也走出了對於以後的中國曆史有著巨大影響的“北洋軍閥”。
然而，夢想的開始卻不是一帆風順的。這支原屬於淮軍（而老袁本人最初也投靠過淮軍）的將領們，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裏，更不用說聽從他的指揮與調遣了。窘境是由跟隨他一起來的馬三俊打破的。馬三俊首先表明，自己是深受李鴻章的重托而來，這在將領麵前提高了袁世凱的地位。之後，袁世凱又不斷用白花花的銀子收買人心。不久，袁世凱在這裏培養了一批親信死黨，這支軍隊成為清廷所要依仗的重要力量。袁世凱也成為了新式陸軍的創辦人之一。小站練兵給了袁世凱表現能力的機會，有了建立羽翼的條件，也使他獲得最有權勢的人對他的重視。當然這是指慈禧太後和當時的重臣榮祿。而對於袁世凱而言，這一切隻是剛剛開始。
不久，康有為、梁啟超為了維新競相奔走。眼看時局對光緒帝極為不利，他們選擇了求助於當時對於變法極為讚成的袁世凱。袁世凱一直就是這樣一個人，總是讓處於敵對的雙方不能對他完全信任；而另一方麵，卻又處於兩方都爭相拉攏的位置。而他可以權衡利弊，作出最優選擇。對於當時深夜來訪的譚嗣同，他義正詞嚴地說，殺榮祿就像殺一條狗一樣容易。而第二天，他就立即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袁世凱進一步取得了慈禧和榮祿的信任。而這無疑成為日後無數維新誌士對他痛恨入骨的原因。也包括日後的攝政王載灃，因為正是袁世凱害死了他的哥哥光緒帝。
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他通過“新政”的旗號，發展了北洋工礦企業，修築鐵路，整頓地方政權，以及開辦新式學堂，很快形成了一個實力雄厚的北洋軍事政治集團，尤其在朝中形成了有利於自己的人際關係網絡。然而忽然有一天，一切都改變了。1908年光緒、慈禧先後辭世，一直對他懷恨在心的載灃要殺他以除後患。最後因足疾為由，他被強行免去一切職務。看到詔書的他，卻還是連聲高呼“天恩高厚”，畢竟自己的性命保住了。他木然地回到家中，麵對家人的哭哭啼啼，手足無措。他倉皇地逃到了天津，試圖進入租界，以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他隻是還不能接受自己一下子從天上忽然跌入穀底的現實。
“百年心事總悠悠，壯誌當時苦未酬。野老胸中負兵甲，釣翁眼底小王侯。”這是此後他在河南老家過著隱逸生活時的感觸。這三年，他開始重新規劃自己的人生，時刻準備著東山再起。或許他已經看穿了這官場，總須有個勝敗，而他，不想這樣就輕易出局。
1911年武昌起義又給了他重新出山的曆史契機。他傾注全部心血訓練出來的軍隊，在關鍵時刻選擇了對他的絕對效忠。他的士兵們在小站練兵時，每次吃飯的時候都會高喊：“飯是誰給的？是袁宮保。”這樣的結果，是士兵隻知道效忠袁世凱，不知道到效忠清王朝。很快，段祺瑞、王世珍、段芝貴等北洋高級將領，也表示了對於袁世凱的絕對服從。而清廷不得不對他作出最大的讓步，給予他軍權，並任命他為內閣總理大臣。
在清廷與革命派之間，袁世凱是調和者的角色。而他，也要做最後的勝利者。他決定利用革命勢力要挾清廷交出政權，以清廷為工具逼迫革命勢力就範。當然這也不僅僅是他個人真的可以掌控一切，而是那個時代的社會就是恰好配合了他的策略。
辛亥革命的勢不可擋，不僅僅使清廷受到了極大的震動，社會的其他階層也為之一振。立憲派們不安，因為他們希望有一個能夠迅速結束動亂，穩定政局，能夠在戰爭之後迅速重建和平與秩序的人物出現。外國人不安，因為他們懼怕革命派真正掌握政權之後，會給他們的既得利益或是未來獲取更多的利益帶來麻煩，他們畢竟是不喜歡中國真正走上民主共和的。而作為最普通的老百姓大眾呢，他們更關心的，不在於掌權的是皇帝還是總統，隻是他們是不是可以有一份安穩的生計。而這時候，袁世凱出現了，而且是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各方勢力對他的好感。當然他也有著勝算的籌碼，他有孫中山沒有的財力、武力以及帝國主義的支持。
而對於革命派和清政府而言，他也是二者溝通的中間人，並且雙方都對他給予了很大的希望。他對清廷說，我會保證皇室以後依舊享受優待，而且每年有四百萬兩的生活費以及尊號。他對孫中山說，共和是最好的國體，我永遠讓中國不再出現君主專政。
就這樣，他成了最後的贏家。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他成了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從此開始了北洋軍閥對中國的統治。後來的孫中山常常後悔自己對於政權的拱手相讓。然而，這不僅僅是“讓”或是“不讓”的結果，這是那個時代曆史的選擇，社會的選擇。
這位大清的重臣，還是做了曹操，欺負了孤兒寡母。這位革命派人眼中的拿破侖、華盛頓，還是背叛了民主與共和，為複辟帝製傾其所有。
坐上總統之位的袁世凱，很快開始他新的計劃。他於1913年派人刺殺了宋教仁，鎮壓了二次革命（這還是他擅自向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大量借款而爭得的資本）。為了能當上正式大總統，他在國會選舉時，派出拱衛軍司令李進才，率數千軍警、流氓、地痞，改穿便服，打著“公民團”的旗號，把國會圍得水泄不通。袁世凱親信梁士詒，則高價收買了一百餘名議員組成禦用公民黨，更是積極地為他拉票、活動。從早上8時到晚上10時，議員們忍饑挨餓，連續投票三次，終以703票中的507票讚成，選出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這大概是世界上最無賴的選舉。
1914年5月，袁世凱又宣布廢除具有民主主義精神的《臨時約法》，撤銷國務院、國會，成立政事堂和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通過這次改組，他迫使支持過自己的進步黨人退出政府和內閣，剝奪了段祺瑞等人的軍權，集軍政大權於一身，開始實行獨裁統治，做“無冕君主”。
如果在這樣一個時刻，他還懂得收斂自己的野心，或許他最後的命運不至於遭到眾叛親離，成為獨夫民賊。隻是權力的欲望衝昏了他的頭腦。他想做皇帝，想享受天子的龍威，想把江山傳給他的子子孫孫。而他身邊的人，對於他的影響也是很重要的。有人把他的死說成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陳湯”。上聯“六君子”，中藥湯頭名，這裏借指楊度、孫毓筠等六人，他們於1915年8月14日組織“籌安會”，慫恿袁搞“君主立憲”，使袁大發皇帝癮，這樣就使他得了“不治之症”。或者同時也指“戊戌六君子”，正是他們的鮮血染紅了袁世凱的發跡之路。下聯“二陳湯”也是一種中藥湯頭名，由半夏、茯苓、甘草組成，這裏借指袁賊的心腹陳樹蕃、陳宦、湯薌銘三人。但討袁護國運動一興起，他們便背袁倒戈，先後在陝西、四川和湖南宣告獨立，使倒行逆施的袁眾叛親離，失去了最後地盤，最終無可奈何，一命嗚呼。
從1914年年底，袁世凱就開始進行複辟帝製的活動，並於1915年5月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中的大部分條款，以取得日本政府和軍方對他複辟帝製的支持。如此喪權辱國的條約，隻能讓世人對於他更加的痛恨。不久，袁世凱又唆使一些北洋官僚政客，出麵組織籌安會和請願團，加緊了複辟帝製的活動。至12月11日，禦用的參政院推戴他為“中華帝國大皇帝”。袁於次日發布接受帝位申令，接受百官朝賀；並改民國五年（1916）為洪憲元年，改總統府為新華宮，準備於1916年元旦正式加冕登基。
其實，在此前，從政權更替時統治者的交接班問題上，袁世凱把中華民國已經改造成了另一個版本的帝國，他和他的子孫完全可以通過一種所謂的立法形式取得對中華民國的操縱權，而皇帝夢徹底毀了袁世凱。眼看皇帝夢就要實現了。隻是，最終眾叛親離、“孤家寡人”的他，已經無力忤逆民主共和運動的滾滾潮流。蔡鍔等在雲南發起討袁的護國戰爭，貴州、廣西、廣東、浙江等省紛紛響應。民國五年（1916）二月十九日，過了83天皇帝癮、還遠遠沒有滿足的袁世凱，被迫宣布取消帝製，雖仍稱大總統，卻終究難免敗局，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因腎結石轉化成尿毒症，搶救無效，憂懼而死。在死之前，他曾經大喊“楊度誤我！”或許，他已經後悔了。隻是，曆史並不允許重頭再來。
其實，不管袁世凱是否對複辟帝製後悔，南方的革命黨人都不會坐視他改變共和的局麵，反對他的呼聲已然是一浪高過一浪，當然這與本書的主題沒有關係，在本書中，我們論及袁世凱隻能到此為止。
第六節 “畢其功於一役”之辛亥革命
孫中山
1911年10月9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裏秘密機關配製起義用的炸彈。搗藥時用力過猛，導致爆炸，孫武麵部炸傷，被送往醫院。而這樣一次對於中國曆史影響深遠的革命，其開始竟然緣於一個不小心，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種遺憾？俄國巡捕聞聲而至，搜去革命黨人名冊、起義文告等，秘密泄露。湖廣總督瑞澄下令關閉四城，四處搜捕革命黨人。情急之下，革命黨立即決定提前於10月9日晚12時發動起義。但武昌城內戒備森嚴，各標營革命黨人無法取得聯絡，當晚的計劃落空。
新軍中的革命黨人自行聯絡，約定以槍聲為號，於10月10日晚發動起義。10月10日晚，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武昌起義的第一槍。他們迅速奪取了位於中和門附近的楚望台軍械所，吳兆麟被推舉為臨時總指揮。繳獲步槍數萬支，炮數十門，子彈數十萬發。漢陽、漢口的革命黨人聞風而動，分別於10月11日夜、10月12日光複漢陽和漢口。起義軍掌控武漢三鎮後，湖北軍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舉為都督，改國號為中華民國，並號召各省民眾起義響應。
武昌起義勝利後的短短兩個月內，湖南、廣東等13個省紛紛宣布脫離清政府，實現獨立。然而荒謬的是湖北都督黎元洪。黎元洪原來是清軍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為借重他的聲望，武昌起義第二天，革命黨人推舉他作鄂軍都督府都督。開始黎元洪還態度強硬，不願與革命黨人合作。他被安置在一間屋子裏，不吃不喝，後來，因為武漢三鎮的光複和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黎元洪轉變了態度，同意出任都督。
被推為都督後，當時，革命黨人請大都督在第一份文告上麵簽字印發，黎元洪又拒不簽字，連聲說“莫害我”。最後革命黨人李翊東提筆代簽了一個“黎”字，這份文告才得以麵世。這份布告的發布，對於穩定人心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同時，因為黎的勉強，它也似乎預示著革命本身具有的不徹底性。
而值得一提的，還有布告的落款時間：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1911年是清宣統三年。但革命黨發動起義，就是為了推翻清王朝，所以不會采用宣統年號紀年。加之革命黨宣稱自己是炎黃子孫，所以就從傳說中漢族人的祖先黃帝算起，到1911年正是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是陰曆，轉換成公元曆法的話，就是10月11日。我國使用公元曆法，就是從民國元年元旦開始的，即1912年1月1日。紀年的改變，對於遠離革命中心的普通人來講，是比中華民國這個稱謂更具有震撼力的。因為這是生活方式的改變，而且它在時刻提醒國民這樣一個事實：大清倒了，現在是中華民國。
二千年的帝製終於垮台了，壓在人們頭上的皇權轟然倒塌，一如著名文學家魯迅筆下所描寫的那樣：“未莊的人心日見其安靜了。據傳來的消息，知道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倒還沒有什麼大異樣。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麼，而且舉人老爺也做了什麼——這些名目，未莊人都說不明白。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
這是魯迅小說《阿Q正傳》中描寫辛亥革命對於一個普通村莊的影響。或許這千萬個村莊中的一個，或許在某種程度上說也代表著那個時期的中國。辛亥革命的影響，對於大多數的老百姓來說，不過是表麵文章。人們甚至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還來不及知道什麼是革命。然而有一點必須承認的是，辛亥革命確實成功了，清王朝確實被推翻了。皇帝倒了，辮子割了。
隻是有一樣是很難改變的：人腦。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啊！讓人腦袋裏所想的一下子都改變，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許我們可以用著名的慣性定律來解釋：人腦中的意識也是有慣性的，所以我們會經常聽到“殘餘”這個詞。然而，辛亥革命至少成功了，武昌起義終究是勝利了。
而另一個對於人民生活的重大影響，則是剪辮。大清朝的男人們，後腦勺大都拖著一條長長的發辮；而遺老遺少們，更視發辮為命根，誰也動它不得。但不管如何，革命者的剪刀還是朝向他們的頭上剪去。1912年1月7日，浙江溫州城裏曾出現了一幕有趣的剪辮場麵。那天，各界人民聚集在一所學校裏，慶祝孫中山先生當選為第一任大總統。會上，一批青年學生異常活躍；他們手中拿著剪刀，穿梭於人群之中，命戴帽者——脫帽檢查，遇有發辮則立時剪下。在這大庭廣眾裏，有的雖捧著頭逃避、反抗，但均無濟於事。頃刻間，剪下了兩百多條長辮。平時，各種場合均有人手拿剪刀，四處巡查，有的人逃過了初一，卻逃不過十五。那些剪去發辮的人，照照鏡子，總覺得自己像個醜八怪，便紛紛上街買帽子“遮醜”。一時間，城裏帽店顧客盈門，帽價隨之上漲，比平日漲了一倍半。（這在魯迅的小說《風波》裏，同樣有精彩的展示。）
人心比政治更難改變。這或許不是爆發一次起義、發動一次革命，搞一場儀式、換一種稱呼就能改變得了的。數千年的封建專製傳統之下，民主共和的道路還很漫長，絕不可能一蹴而就。你把他頭上的辮子剪了，他心裏的“辮子”卻仍久久無法去掉。
千千萬萬的農民、小生產者們，絕不會因為一場戰爭而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畢竟，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尚未發展成熟，而恰恰這就是民主政治最有利的依托。千千萬萬的大清子民們，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把皇帝在他們心目中的影響革除掉，而馬上跟著你高呼“民主共和”的。幾千年來的慣性，已經進入到中國社會的根處，根深蒂固，而且盤根錯節，無論如何也不能剔除得絕對、徹底。
辛亥革命促進了舊體製的瓦解和新體製的建立，可新的體製卻很難立即被社會所接受，新與舊的衝突始終在繼續著。袁世凱費盡心機破壞共和，獨裁之後還要稱帝。而後來的軍閥之中，又冒出了一個張勳複辟，要小皇帝溥儀稱帝。兩種複辟雖然很快收場，但是這卻反映了辛亥革命所無法革除的社會心態，而這不是能用一次起義就能解決的。再說，由於種種原因，辛亥革命本身就存在許多缺憾，“革”得很不徹底、全麵。
在二十世紀初期，改良派與革命派的論爭後，雖然革命派博得更多人們的支持，但中國政局後麵發生的事情，卻被改良派不幸言中了。共和之路還很漫長，人們隻能期待在一個先進政黨的領導下，謀得真正的共和。
第七節 末代皇帝終成普通公民
溥儀與妻子婉容
一個末代皇帝被改造成普通的公民，當他回憶起往事的時候，我們依舊能夠看到末代皇帝真實的宮廷生活。作為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皇帝，他登基三年就遜位了，三年的皇帝生涯，讓他依舊迷戀著那個位置。所以，後來他成為了日本控製的偽滿洲國的傀儡。
“值日工作隻是接遞外麵送來的三頓飯、開水和擦地鋪，我不再感到怵頭，當輪到我的時候，就動手幹起來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為別人服務，就出了一個岔子，在端飯菜的時候，幾乎把一碗菜湯全灑在人家頭上。因此，以後每逢輪到我，總有人自動幫忙。他們一半是好意，一半也是不甘再冒菜湯澆頂的危險。”
或許沒有人能想像到，這樣一個人，曾經是大清國的皇帝，是處在一個至高無上、不可有絲毫侵犯與怠慢的位置上。或許他自己也曾怨恨過：為什麼自己不早出生幾十年，至少可以享受真正的“帝王至尊”？然而命運總是無法揣測，曆史更是無人能夠阻擋。他出生在這樣一個時代，注定要經曆他的列祖列宗們所不同的一切。
而這一切的不幸，還要從他的登基開始說起。很多人說，那一天不僅決定了他的命運，也決定了大清的命運、中國的命運。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九這一天，大清舉行宣統皇帝的“登基大典”。而此時，僅僅3歲的溥儀（1906—1967年，即愛新覺羅·溥儀，清朝宣統皇帝，1908—1911年在位），被當時隆重的儀式以及文武百官嚴肅的表情嚇壞了。說到底，他還隻是一個小孩子而已！於是他開始大哭，並叫著“要回家，不要在這呆了”。而在一旁的父親攝政王載灃也慌亂不已，趕緊哄著兒子說：“別哭了，快完了，快完了。”在登基大典上的“快完了”，被後人說成這是上天對於大清的安排。
然而，坐上皇位之後的他本人，不幸還遠遠沒有結束。風靡一時的影片《末代皇帝》，雖然是由外國人拍攝的中國曆史和人物，但仍然吸引了無數的眼球。那個愁眉苦臉的困惑小孩，與宏大的故宮形成鮮明對比，或許也可以描述出他當時的處境。在宮中的生活，也並不是無憂的。他成了紫禁城中一個孤單的孩子，沒有父母的寵愛和兄弟姐妹之間快活的嬉戲。心理學家認為，一個人童年的生活，對其以後的人格塑造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而對於一個孩子來說，如果可以選擇的話，他一定更加渴望普通人的生活。
帝王生活隻有短短的3年。他作為中國封建曆史上最後一個皇帝，帶著些許遺憾離開了；雖然那時候也許他還並不能體會那種失落。他隻是不經意間看到了隆裕太後的眼淚，對於未來，他充滿著未知。
日子依舊如常，隻是換上了中華民國的牌子。溥儀依舊在宮闕高高、紅牆高高的紫禁城中，過著他的名義上的帝王生活。甚至，他開始學著去享受他的帝王的尊嚴，他不允許別人對他有絲毫的冒犯。甚至，他看到在一起玩耍的兄弟穿著明黃的衣服，都會大發雷霆，擺出皇帝的尊嚴。少年純真美好的天性，就這樣被一道宮牆扼殺了。
而那個時代，注定是多事之秋。那個曾經逼他退位的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唾罵裏死去了。而留著辮子的張勳又跑來了，他要溥儀再做皇帝。這時候的溥儀已經長大了，他知道自己的身份，自己曾經是大清的皇帝，自己的祖先曾經是這裏最尊貴的人物。對於真正的皇帝身份，他的心中還是充滿著向往的。隻是依舊並不很是懂事的他，還不知道權力後麵有著多麼殘酷的爭奪；不知道他即使做了皇帝，不過依舊是一個傀儡。
這又是一場軍閥之間的爭鬥。遺憾的是，支持溥儀的張勳再一次失敗了。少年溥儀隻作了12天皇帝，又一次退位了。他難過地放聲大哭。他，還隻是一個孩子，還不知道紫禁城外麵太多的事情。
然而他也開始學會了慢慢成長，像普通的少年那樣。他在15歲的時候娶了妻子，而且還在同一天娶了兩位：婉容和文繡。他也開始了學習，不僅學中國的，而且有了洋人做他的教師。也就是這樣一個洋人莊士敦，對溥儀的人生有著很大的影響。有人甚至還說，一生未娶的莊士敦是一個同性戀者，而溥儀正是受到了他的影響。不過有一點值得肯定的是，溥儀開始向往國外的生活。
1924年，溥儀登基時那句“我要回家”應驗了。馮玉祥將軍發動北京政變，修正了清室優待條件，將皇帝驅逐出了紫禁城。溥儀回到了他做皇帝之前生活的地方：醇王府。
對於被廢除的帝號，溥儀身邊的人們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最終的決定是利用外國人的力量。不久，溥儀住進了天津日租界。很顯然，他再一次充當了這樣一個角色：傀儡。當然，這是相對於日本人而言。而對於中國人來說，他已經踏入了戰犯甚至是漢奸的門檻；雖然是被迫的、懵懂的。1932年，他做了偽滿洲國的“執政”。1934年，他第三次坐上了皇帝，不過這一次叫做“偽滿洲國皇帝”，而不再是大清的皇帝了。不知道這樣的“皇帝”，對於他來講是不是一種慰藉，至少滿足了他的皇帝夢，他也由此成為了曆史上做皇帝次數最多的皇帝。隻可惜，這樣一種經曆實在是不值得羨慕的。在日本人的操縱下，皇帝夢終究隻是幻想的破滅。溥儀很快意識到，自己的處境不自由甚至很危險。尤其當他發現，連他的妻子，“最親愛的玉齡”，也因為和他講述日寇的殘暴，而遭到了人家謀害。而他本人的生活，也是受到了極其嚴格的控製，沒有自由。這樣的日子，是不是又讓他想起童年在紫禁城中的生活呢？這樣的一生，永遠不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恐怕也是莫大的悲哀吧？
1945年8月14日，日本軍國主義無條件投降以後，溥儀於8月17日逃往日本途中，被蘇軍俘獲。在前蘇聯境內拘留五年後，他於1950年8月與其他“偽滿洲國”戰犯一起，被蘇聯政府移交給中國政府，先後在撫順和哈爾濱兩個戰犯管理所關押了10年。
開頭的那段，就是溥儀在哈爾濱關押時的自述。他大概是中國曆史第一個會為別人服務（當然是正式服務）的皇帝，自然也是最後一個。與他少年時代的養尊處優、富貴榮華相比，此時的落差，自然讓他難以接受。然而，這大概是冥冥之中的安排。當初慈禧的一封詔書，就悄然改變了他一生的悲喜，這算是命運的恩寵還是嘲弄呢？
1959年12月4日，溥儀又一次放聲大哭。這一天，他收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頒發的特赦令。經曆了如此之多的變故，他終於有了自由。對於很多人而言這是如此的平常，卻是他一生都在渴求，卻一直沒有得到的。
隻是，溥儀還有一絲遺憾，由於身體狀況欠佳，他始終沒有生下一子半女來。他一生中，前後有過五位妻子：婉容、文繡、譚玉齡、李玉琴、李淑賢。應該說，每一位妻子都與他經曆過生命中的一段時光。
還在紫禁城時，婉容、文繡同一天成為他的妻子，婉容成為皇後，把文繡擠成妃子。當時尚屬年幼的他，卻並不在意誰來做他的妻子。事實上，深宮之中的女子，注定無法找尋到真正屬於自己的幸福，命運也多以悲慘告終。爾虞我詐最後的結果，不過是害人害己。後來婉容由於與他人私通產下一子，溥儀本就生性暴戾，竟然將新生的嬰兒扔到鍋爐燒化。婉容由於吸毒，導致病弱不堪，於日本投降的第二年病死在長春。文繡不到14歲就來到溥儀身邊當“宮妃”。後來，文繡衝破禁錮，曆經艱難，終於與溥儀實現了離婚。這種“休”掉“皇夫”的膽氣和行為，在中國封建史上恐怕是唯一的例子。後來的譚玉齡，因其天真直率的性格，頗得溥儀好感。譚玉齡的暴死，又讓溥儀有了幾絲的傷感。李玉琴曾經在關東軍大崩潰時，與溥儀一起共同逃亡。最後，李玉琴還是向溥儀提出了離婚。溥儀被特赦之後，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名普通公民，與李淑賢結婚。她是溥儀的最後一位夫人，而這段婚姻也一直延續到了溥儀去世，並使溥儀感到了作為一名普通丈夫的幸福。
經曆了人生大喜大悲，溥儀終於在一個共和國的普通公民的標簽上，走完了自己人生最後一段路程，然而，關於他，人們似乎還有很多故事想要知道，發生在他身上的故事，依舊是人們想要了解的謎。
第八節 古文的最後輝煌：“新民體”
梁啟超
雖然，清帝國經曆了前期和晚清不同的變局，但清代的詩歌和散文的成就雖不及前代，卻也人才輩出，不乏精品力作。
“戊申晦，五鼓，與子潁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麵。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樗蒱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絳皓駁色，而皆若僂。”
這是姚鼐在《登泰山記》中的一段描述，他不僅寫出了日出的全過程，而且從顏色和氣象兩個方麵，生動地描述了泰山日出的壯麗景象，又融入了自己的獨特感受，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桐城派發展到姚鼐時期，不僅在理論上有了新的總結和發揮，影響也更為擴大。
桐城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劉大魁、姚鼐等均係安徽桐城人而得名。桐城派是清代文壇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參與作家之眾、播布地域之廣、綿延時間之久，都是中國文學史上罕見的。桐城派文論體係和古文運動的形成，始於方苞，經劉大魁、姚鼐而發展成為一個聲勢顯赫的文學流派。方、劉、姚被尊為“桐城派三祖”。
桐城派的奠基者為方苞。他的理論核心是“義法”。他主張維護理學道統，所以受到朝野的崇奉與歡迎，“義法”也就成了桐城派遵奉的論文綱領。方苞的文章大多為崇道明經之作以及墓誌碑傳之類應用文字，道學氣味很濃，但選材精當，以凝練雅潔見長，最易見其“義法”。
對桐城派理論作出新的總結和發揮，使之影響更為擴大的是姚鼐（1732—1815年，字姬傳，世稱惜抱先生，乾隆進士，官至刑部郎中）。姚鼐進一步概括文章的風格為陽剛和陰柔兩大類。他認為這兩種風格都是文章所需要的，不能偏廢。這一看法已觸及到豪放與婉約、壯美與優美等重要的美學範疇，在文學理論上有著重要的開拓。同時，他還指出陽剛與陰柔由於程度不同的相互配合，可以產生各種變化，雖有偏勝但不可極其一端，不能是絕對的陽剛或絕對的陰柔。這方麵的論述涉及具有普遍意義的藝術風格美學問題，歸納簡明而切實，對於後來的文學藝術風格的分析有很大影響。
姚鼐既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又是桐城派的核心人物，桐城派至此才發展到了成熟階段。姚鼐主講江寧、揚州等地書院40多年，門下弟子甚多，由此桐城派發展到全國的範圍。姚門中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號稱“四大弟子”。其中梅曾亮嚴守桐城“家法”，又汲取柳宗元、歸有光古文的長處，成為繼姚鼐之後的桐城派領袖；方東樹在理論上多有闡發，並把古文理論推衍到詩歌和書畫藝術領域，進一步擴大了桐城派的影響。
嘉慶年間，正當桐城派極盛之際，江蘇陽湖人惲敬與武進人張惠言接受桐城派的影響，又對桐城派文論做了一些新的修改；因武進原屬於陽湖，故稱之陽湖派。惲敬是桐城派的後裔，但他不願完全拘束於桐城派的範圍，又認為桐城派內容單薄，故對它進行了完善。他合駢散為一體，使行文更有氣勢，而且兼學子史百家。但是這一派的活動也僅限於陽湖一隅，並未形成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