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古文推向中興局麵的，是曾國藩。曾國藩早年就傾慕桐城文。為適應時勢的需要，他對桐城派古文之弊提出了個人的見地，使古文適應時代要求，以糾正桐城派空談義理、脫離實際的傾向；又進一步調和漢學和宋學之爭，以爭取更多人的支持，並擴大古文的傳統，由八家上推至先秦兩漢，擴大了桐城派古文的學習範圍。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奸偽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票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偽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眾人效其所為，亦皆以苟活為羞，以避事為恥。”（摘自《湘鄉昭忠詞記》）
在當時，曾國藩的文風可以說是造就了一代風氣。這也和曾國藩的觀點、視野較為開闊有關。他在不少地方克服了前人的偏狹，有較多的合理性。這些從理論和創作上對桐城派的改造，使桐城派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後人稱之為“湘鄉派”。曾國藩還喜歡招攬人才，一時文人學者，不少投奔到他的門下，其中不少人負有文名，尤著者為張裕釗、吳汝倫、薛福成、黎庶昌，世稱“曾門四弟子”，而吳汝倫更被視為桐城派的最後一位宗師。他們一些反映新思想的議論文和海外遊記，給桐城派帶來了全新的氣象。
而同時，馮桂芬、王韜、鄭觀應等為代表的新體散文，開始出現在文壇上。這實際上是經世文的進一步發展。馮桂芬思想屬於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派，文章卻不為桐城派所籠罩。他也主張“文以載道”，但將“道”的內涵由傳統儒家、程朱理學等擴展到舉凡典章、製度、名物、象數等，幾乎都可以進入“道”的範疇。而王韜長期居住香港，曾多年漫遊、生活在海外，思想更為開放。他針對時務，直抒己見，擔任報紙主筆，許多文章發表在報紙上，實首開報章文體。這一類文字，可視為從舊式散文到梁啟超新式“報章體”文字的過渡。稍後鄭觀應的《盛世危言》，繼續承襲了這一發展趨勢。
許多近代啟蒙思想家們為了宣傳自己的社會改革理想，擴大社會影響，開啟民智，他們需要創建一種更加通俗、人人可懂的新文體。這種新文體經過康有為、譚嗣同等人的嚐試，終於在梁啟超筆下正式形成。
康有為的散文，特別是前期的散文氣勢磅礴、汪洋恣肆，時散時駢，一掃傳統古文程式，成為梁啟超新體散文的先導。譚嗣同思想激進，喜歡“沉博絕麗”的魏晉文，行文能糅合駢散為一體。他的散文議論縱橫，筆墨潑辣，鋒芒逼人，正如他的思想一樣，能衝決一切羅網。他頌揚過“報章文體”，還曾用白話體編寫《南學會講義》，對於促進散文通俗化有一定的貢獻。
戊戌變法前後的梁啟超，大張“文界革命”之旗，痛斥桐城派古文和八股文的僵化腐朽，積極倡導文體改良。梁啟超新體散文，文白夾雜，打破了各種文體的界限，將議論與敘述、抒情相結合。而且打破了各派文章家法，采用一切能用的、有用的古文、駢文、辭賦，甚至八股文、西學譯文，形成博采眾長而又獨具一格的寫作方法。
“吾國其果絕望乎，則待死以外誠無他策。吾國其非絕望乎？則吾人之日月方長，吾人之心願正大，旭日方東，曙光熊熊。吾其叱吒羲輪，放大光明以赫耀寰宇乎！河出伏流，牽濤怒吼。吾其乘風揚帆，破萬裏浪以橫絕五洲乎！穆王八駿，今方發軔。吾其揚鞭絕塵，與驊騮竟進乎！四百餘州，河山重重。四億萬人，泱泱大風。任我飛躍，海闊天空。美哉前途，鬱鬱蔥蔥。誰為人豪，誰為國雄！我國民其有希望乎！”（《說希望》）這樣的文字感情充沛，意氣風發，神采飛揚，確乎具有震撼心靈的力量。
同時，他的文章“筆鋒充滿感情”，往往用鋪排的筆墨以加強文章的煽動力、感染力，使文章形成一瀉千裏、不可阻遏的氣勢，具有強大的衝擊力，影響了幾乎整整一代人。代表作便是我們中學時學過的名篇《少年中國說》等。因為其文多發表在維新派主辦的《時務報》上，後人甚至稱之為“時務體”。
梁啟超的新文體散文，是由古文向白話文過渡的一個中介。由於新名詞的大量采用和不加約束的文風，它比當時的白話文更為切近“五四”文學革命的方向。
梁啟超不僅改變了人們的思想觀念，就連他創造的“新民體”也成為了當時青年競相模仿的樣本，那時的海外華僑、留學生，國內的教師、學生，尤其是報館裏的記者，都好讀他的文章，好作他這派文章，如邵飄萍、範長江、鄒韜奮等。甚至於與其主張相反的革命派，也仿照其文風，如鄒容的《革命軍》，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第九節 近代報刊出版業速寫
時務報與強學報
晚清時期，大量西方的先進事物通過口岸城市傳入中國，其中，近代的出版和傳媒業接踵而起，成為人們了解大千世界的新的來源。更多的西方思想和文化，通過這個渠道傳播到全國各地。
“在那些日子裏您每天都要想出點新花樣來侮辱我，這些侮辱可以說我都愉快地接受了，因為除了這種侮辱是您始終愛我的證據以外，我似乎覺得您越是折磨我，等到您知道真相的那一天，我在您眼裏也就會顯得越加崇高。不要為我這種愉快的犧牲精神感到驚奇，阿爾芒，您以前對我的愛情已經把我的心靈向著崇高的激情打開了。”
1899年，人們都在為這樣一個淪落風塵的女子的命運而感動，而就是冷紅生翻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中的故事。這本由外國作家所寫的小說第一次被介紹到中國來，就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響。今天的人們是從電視中了解到湯姆叔叔的小屋的，而那時的人們則是通過書籍看到了美利堅共和國的場景。
書籍的出版，我們可以從教科書說起。1877年上海基督教會將原來的益智書會改組為學校教科書委員會，編輯出版了算術、曆史、地理等課本供教會學校使用，而當時清廷還沒有新式學校，所以這可以算作是中國有正式教科書的開始，被我們一直沿用至今。
洋務派對於西方書籍的翻譯出版，始於京師同文館，1886年又設纂修官二名，負責編輯出版事務。各種書籍均自譯、自編、自印，並免費分發國內官員。同文館在合並到京師大學堂之前，翻譯圖書200多部。其中1863年，丁韙良翻譯美國人惠頓的《萬國公法》，該書受到恭親王等人的賞識，由總理衙門撥專款付印出版。李鴻章江南製造總局附設的翻譯館也譯出各類西書上百種。
維新派時期主要的翻譯出版機構是大同譯書局，《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都是該局刊印的。當時的書局也非常注重提高效益，除了門市銷售外，還兼辦郵購業務，讀者可函購各種書籍。書局雇有送書人員數人，讀者購書後可送書上門。書局還規定購書數量多的可享受一定折扣優待，如規定購買《中西學門徑》50部以上一律9折，300部以上一律8折。書局對圖書宣傳推廣也是非常重視，成立之初就在《湘學報》、《知新報》刊登廣告，還在《時務報》第五十期起隨報附送《大同譯書局書目》。1898年初先後在《申報》刊登新書廣告等。
革命派主要是以宣傳民主革命的書籍為主。“夢千年何日醒，睡鄉誰遣警鍾鳴？”陳天華蘸著革命激情揮筆寫下《警世鍾》、《猛回頭》等著作，以及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都是由革命派刊印的。
而中國近代出版行業的日趨成熟，其重要的標誌就是商務印書館的創建和發展。商務印書館，是中國曆史最久的出版機構。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創辦於上海，1954年遷至北京。商務印書館至今仍然是圖書市場中極具權威性的出版發行機構。
出版業的發展，使得更多的人有機會接觸書籍。正如我們看到《茶花女》的故事可以流傳到大江南北一樣，而同時期，還有《湯姆叔叔的小屋》、《三個火槍手》等膾炙人口的西方著作傳入中國，也讓中國人有機會接觸西方生活的氣息。
近代報刊書籍出版業的興盛，對於當時的國人來說，最重要的作用無疑是去了解外麵世界的故事。中國已經閉塞很久了，八股文對人們的毒害也很深了，而人類本身又是一個對外界始終保有好奇與新鮮的，那時的人自然無法通過電視，互聯網去了解地球的另一端發生的事情，由此出版業的興盛是在某一程度上滿足了更多的人去開拓自己眼界的渴望。
更為具有時效性的是報紙。近代報紙最初是有一些外國傳教士創辦的，主要是以傳教為目的，但是他們已經開始將西方辦報的模式引入中國。他們更加重視消息、通訊、評論這些新聞要素。讀者群也更適合一般民眾。
鴉片戰爭後，更多的傳教士和外國商人進入中國，1842年到戊戌變法前後，有外人在華創辦的報刊達170多種，占同時期我國報刊總數的95%。比較著名的有1868年傳教士林樂知、丁韙良在上海創辦的《中國教會新報》周刊，主要刊登教義、教務等內容為主，後改名為《萬國公報》。1891年李提摩太接管《萬國公報》，並對報紙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許多年輕的知識分子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深受《萬國公報》影響，從而逐步走上後來的戊戌變法之路。梁啟超還做過一段時間李提摩太的中文秘書。甚至光緒皇帝也曾聘請李氏這位以維新人士之“先生”自居的西方人擔任過私人顧問。
當時，中國還出現了專門的收集新聞和向報刊發稿的新聞通訊社，可是當時根據世界幾家大通訊社分割世界新聞市場的協定，英國的路透社享有在中國的發稿權，1872年，路透社總社派記者到上海建立了路透社遠東分社，這是在中國出現的第一家新聞通訊社。
國人辦報的高潮則是在戊戌變法時期。然而，當時的報紙最初卻不是以盈利為目的。康有為和梁啟超在北京創辦的《萬國公報》（後改名為《中外紀聞》），是隨《京報》免費分送北京官紳。而《京報》是當時的官方刊印的報紙，內容多是宮門鈔、上諭、奏折等，按次排列，無新聞標題。而後期由梁啟超主筆的《時務報》明顯有了廣泛的市場，僅出版幾個月，銷量就達一點七萬餘份。當時魯迅也是他的忠實讀者之一，深受其維新思想影響。《時務報》對個人消費者還采取了郵寄方式送報，並針對不同的讀者采取了靈活的價格策略。每份一角五分，訂閱全年需要四元五角針對不同的區域也采取了不同的收費政策，本埠及主要通商口岸一角五分，直隸山東河南四川廣西每冊加寄費二分，東三省山西陝西貴州每冊加寄費四分，甘肅雲南每冊加寄費六分，日本暨歐美各國又東南洋諸島每冊加寄費二分。
而近代報刊業的發展也是充滿曲折的。1903年6月29日，這一天，上海市民紛紛去街上搶購《蘇報》，這一天的頭條是《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文章裏直呼光緒之名，稱當時的皇上為“載湉小醜”。不過也是這一天，租界工部局應清政府的要求，將章太炎、鄒容等主要負責人拘留。其實，蘇報案的發生並不奇怪，最奇怪的是它後來的處理方式和結果，所表現出來的意義遠遠比“蘇報案”更加重要。當時清廷的打算是要把被捕者處死，不過外國人得知這樣的“犯人”按照中國的法律是“大逆不道”，要遭受“極刑”，如淩遲、千刀萬剮等，也拒絕了清廷了這個要求。最後的協商的結果是，清廷可以聘請律師在租界打官司。最後的結果是初審時判決他們終身監禁，以後又不得不改判章太炎三年、鄒容二年徒刑。“蘇報案”是中國第一個因言論罪而被政府告上法庭，使得清政府不得不降低身份和他的臣民在自己的國土上打官司。雖然犧牲了一個報館，但是在輿論上給予清政府一個猛烈的回擊。
後期由於同盟會的成立，《民報》成為其代言，孫中山第一次將將同盟會的綱領概括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而引起了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改良派的駁斥。由此改良派的《新民從報》與《民報》展開了中國近代史第一次報刊大論戰。論戰以革命派的勝利為結束。國內的報刊活動又一次活躍起來。1907年秋瑾在上海創辦的《中國女報》提出了婦女解放與反清革命鬥爭結合起來，顯示了女性對於革命的熱情。
同時，民營報紙業發展迅速。《大公報》雖然屬於民營，但是享有極高的聲望，1919年巴黎和會時期，被派往法國采訪和會消息的唯一一名中國記者，就是《大公報》的胡政之。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唯一一名長駐歐洲的中國戰地記者，就是《大公報》的蕭乾。在波茨坦會議的現場，在東京灣的米蘇裏號戰艦上舉行的日本簽字投降儀式的現場，在紐倫堡審判納粹戰犯的現場，也有《大公報》的記者在場。
第十節 民族近代科技萌芽
江南製造總局
中國古代曾經擁有過光輝燦爛的創造和發明，在科技上一直出於領先地位。但15世紀以後，中國科技方麵卻逐漸落後了。並不是中國的科技停滯不前，而是因為西方發展得太快。這種驟然的變化在今天必然會引起所有人的重視，但古代的中國由於閉關鎖國，對西方缺乏基本的認識，依舊以“天朝上國”自居。
隨著列強的入侵，老是被動挨打，大刀長矛幹不過人家洋槍洋炮，一些有識之士便開始在現實中認清自己自身的欠缺，“開眼看世界”，力主“師夷長技以製夷”（魏源）。因而，中國近代科學技術一開始就帶有學習西方先進技術、抵禦外來侵略的明確目的。而它的發展道路，也夾雜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所特有的曲折性。
19世紀60年代，中國興起了以學習西方製器、科學技術和生產方式為主要內容的洋務運動。初期洋務派主要以“自強”為主旨，興辦軍事工業。造船事業在此階段新建的洋務企業中有了巨大的發展。最早的一家是曾國藩所設的安慶機械所，1862年開始試造輪船，由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人設計。中國沒有製造機動輪船的經驗，設計者們參考外國船隻，並參考了《博物新編》中的圖形，克服重重困難，終於在1865年設計製造出中國曆史上第一艘機動木質輪船“黃鶴號”。這條船長166．5米，時速達40公裏。它的研製成功，大長了中國人的誌氣。
江南製造總局由李鴻章在上海創辦，主要是生產槍炮子彈，輔之修造船艦。1868年9月，江南製造局建成我國第一艘木殼明輪兵船。曾國藩命名為“恬吉”，取“四海波恬，廠務安吉”之意，後改名為“惠吉”。“惠吉”號載重600噸，鍋爐自造，主機用外國舊機器改裝，裝有九門火炮，是中國自己建造的第一艘機器動力兵船。“惠吉”號由上海試航至南京，兩江總督曾國藩在南京下關隨船航行，認為此船“尚屬堅致靈便，可以涉曆重洋。”福州船政局由左宗棠在福建建立，是當時規模最大、設備齊全的輪船修造廠。船政局不但造出了輪船，還造出了巡洋艦，並自行設計鐵甲船。在甲午戰爭之前，共造出大小兵商輪船34隻，而且培養了大量技術以及軍事人才。福州船政局在海防建設中的貢獻與作用極為重大的。此外，廣東黃埔船局、天津機器製造局、北洋水師大沽船塢等造船工廠，還有如俄國所建的大連修造船場、德國人修建的青島水師工廠等。
鴉片戰爭以後，西方的航空知識傳入中國，中國也出現了富於探索的科技人員。謝泰（1872—1937年），又名謝纘泰，字重安，號康如，廣東開平人。西方飛艇成功的消息傳到香港後，引起他研究飛艇的興趣。他從1894年開始研製，到1899年設計成“中國”號飛艇。這艘飛艇采用鋁為主要材料，在氣囊之下懸有艇身。艇身前後有電動機帶動的螺旋漿，推動飛艇前進。設計完成後，他欲獻給當時的清朝政府，但遭到冷遇，於是他將圖紙和說明書寄給英國的飛艇研究家，深受讚賞和敬佩。早期中國的航天活動由於受到當時曆史條件的限製，發展是極為艱難的。
飛機的出現舉世矚目，中國人深受震動，也開始了早期的探索曆程。萊特兄弟的飛機飛行成功後，馮如深受影響，決心要研製並駕駛飛機，以報效祖國。1907年，馮如與其他幾位華僑一起，在奧克蘭租廠研製飛機，雖連遭挫折，但毫不氣餒，經過十多次修改，終獲成功。1909年9月21日，中國最早的飛機設計師和飛行員馮如，駕駛自己設計製造的飛機，在美國奧克蘭市附近的派得蒙特山丘上試飛，首次飛行取得成功。後來又進行過多次飛行，他的飛機飛行高度達210米，速度達到每小時105公裏，沿海灣飛行距離曾達到32千米。這是中國人首次駕駛自製飛機飛上藍天。1910年，馮如又新製成一架雙翼機，於當年10月至12月間在奧克蘭進行表演，獲得成功。但他於1912年的飛行表演中不幸遇難。
清政府也曾批準留學生學習航空技術，曆汝燕較早得到出洋學習機會，並在日後成為了較為傑出的飛機設計師。1910年入英國飛行學校學習，畢業後經英國皇家航空俱樂部考試合格，取得飛行員執照。1911年受革命軍政府委托，在奧地利選購兩架“鴿式”單翼機回國，被委任為滬軍都督府航空隊隊長，1912年4月在上海江灣跑馬場作飛行表演並散發傳單，取得很好飛行成績，受到熱烈歡迎。1913年3月將飛機轉交北京南苑陸軍第三師管理。曆汝燕任飛行主任兼修理廠廠長。同年9月北京南苑航校成立，他任主任教官。1914年3月10日至11日，他與另兩名飛行員完成北京至保定之間的航線飛行，這時中國國內的第一次長途飛行。同年曾製成水上飛機一架。
由於處於初創階段，中國的航天事業發展取得成就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中國近代兵工廠的起源，其實與李鴻章和曾國藩密不可分。李鴻章請來洋槍隊鎮壓太平軍之後，他在一個深夜裏，懷著非常激動的心情，給自己的恩師曾國藩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描述了自己看到西方火炮的情形。他的原意是：恩師啊，西方的落地開花炸彈真不得了！這個東西我們要搞一下。有了這個東西，我們就不怕洋鬼子了。於是，近代中國的兵工廠一個接一個地建立了。
在這些兵工廠中，李鴻章在蘇州建立的三個炮局，以此為基礎，1865年建立江南製造總局。它以生產槍炮子彈為主，基本上是仿造西式槍炮子彈的軍火廠，開始也全是手工製作，逐漸經曆以土法製洋器的摸索階段。而同年，由蘇州洋炮局遷至南京而建成的金陵製造局，也是以生產大炮和彈藥為主，是淮係的軍火供應地。1867年崇厚策劃建立的天津機器局，這是當時亞洲地區最多的兵工廠。其東局主要製造火藥、銅帽、洋槍炮各式子彈、水雷等項；西局主要製造軍用西洋器具、添配雜項物件，兼造開花子彈等項。天津機器局每年所造軍火，不僅供給淮軍，而且為吉林、奉天、河南等地提供，是北方最大的軍火供應地。
1892年建立的湖北槍炮廠，是洋務運動後期創辦的最大、最有成效的軍工企業。該廠規模宏大，機器先進，分設炮廠、槍廠、炮架、炮彈、槍彈五所，主要生產德國式七公厘九口徑毛瑟步槍和小型陸路炮。該廠生產的槍炮彈藥質量在全國的兵器生產中位居前列，甚至超越了天津製造局和江南製造總局。於是，我們在反映民國時期的影片中，依然可以聽到三個字，那就是“漢陽造”。
據不完全統計，自江南製造局起至1910年成都兵工廠成立的45年間，除了形成上海、天津、武漢三大兵工業生產中心外，在蘇州、金陵、雲南、福建、蘭州、廣州、山東、湖南、四川、吉林、杭州、台灣、陝西、盛京、河南、山西、新疆、黑龍江、江西、安徽、貴州和北京等地出現的小型兵工廠，多達23處。
20世紀初期，義和團運動失敗後，倉皇逃走的慈禧太後從西安回到了滿目瘡痍的北京城。她的心情很不輕鬆，想到了回東北去看看祖宗發祥之地。但從北京到沈陽的路途實在是太遙遠了。當時，慈禧太後已經命人從洋人的手中購買了一列禦用列車，她想知道坐火車是個什麼滋味。
啟行之前，慈禧太後下了一條正式的上諭，指定她的專車將於何日自北京開往沈陽。同時，還要求凡太後的專車在路上行駛的時候，全路的無論哪一段，都不準再有別的車輛移動，違者處以極刑。據曾經在她身邊生活的德齡公主回憶，在慈禧太後出行之前，鐵路工人便首先忙碌起來了，因為要裝載全部的官員、太監、宮女、以及各種用具等，這一列禦用專車，就得掛上16節車廂。同時又因為這些車輛在購買以後，還從不曾行駛過，為慎重起見，少不得先要施行一番檢查，這一部分的工作，居然是很迅速地辦妥了。當慈禧太後征詢大臣們的意見時，一道道奏章如紙片般飛向禦前，慈禧往往隨手撕成碎片，丟滿了一地：“因為從前的皇帝沒有坐過火車，現在我們就不能坐嗎？要是那時候已有火車的話，他們早就坐了！而且就是有什麼危險，我也不怕！我所經過的險事，還能說少嗎？”
於是，慈禧太後到東北的事情，便這樣決定了。在準備上車之前，慈禧太後要看看火車的究竟，她此前沒有看見過火車！在德齡公主的筆下，當時的慈禧太後真像一個小孩子得到了一件新的玩具一樣。德齡公主繪聲繪色地描述道：“在伊沒有走上這一列神秘的火車之前，伊決意要看一看它畢竟是怎樣的一件東西？於是伊就命令抬轎的人把鸞輿歇下來，讓伊可以隨意的指揮。伊先教火車慢慢地往前開去。火車動了，伊真是萬分的歡喜；竟把伊自己的尊嚴也忘了，俯下了腰，盡瞧著那些在轉動的鐵輪出神，同時又連珠般的發出無數的問句來。伊問：機關車裏怎麼會有蒸汽的呢？蒸汽是怎樣造出來的呢？究竟是什麼東西在推動這些輪盤？為什麼火車不能在平地上走，必須在鐵軌上走呢？伊的神氣是完全變做一個小孩子了，誰也不會再想到伊是一個專製的女皇！”
而此時，這輛龍車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小朝廷”，當然是一輛移動的“小朝廷”。在這一座小朝廷裏，一道道關於中國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的種種變動和更調的上諭從這裏發出。
慈禧太後前往沈陽的途中，要路過天津火車站，在慈禧太後出發後，天津站已宣布了戒嚴，不再有半個閑人在行動了。但慈禧太後的龍車並沒有駛進天津站，因為這裏太繁華，有些喧鬧。於是，袁世凱在距離車站約半公裏的地點臨時修築了一座月台，一座全用水門汀所築就的月台，而且在短短的幾天工夫之內築就了。它一方麵可以與天津車站隔離，另外，可以讓慈禧太後不會踏上普通百姓所踐踏過的泥土。不用說，想出這個計劃的人，正是直隸總督袁世凱。搭著一座用蘆席所蓋就的竹篷，篷上滿掛著無數的龍旗和其他的旗幟，青翠的鬆柏，以及各色各樣的宮燈，點綴得著實美麗動人。地上當然是遍鋪著金子一般的黃沙，而在中央的一方土地上，另外又鋪著一張杏黃色的毛毯，這就是準備給太後下車後駐足之所。
當火車停在了這座臨時修建的月台時，慈禧太後那一輛車的車門，居然很適當地停在那一方黃色毛毯的前麵。考慮到北洋大臣位高權重，慈禧太後大約顧及袁世凱的麵子，竟出乎眾人意料之外的走下了車去，凜凜然不可犯地接受袁世凱和他所率領的官吏參拜。在這種盛大而莊嚴的集會上，樂隊是不可少的，當然必須事前排定。照國際慣例，逢到有這樣類似的禮節，第一套歌曲，必然是該國的國歌。但是那時候的清帝國，沒有國歌，當慈禧太後在人們簇擁下走下月台去的時候，袁世凱的銅管樂隊奏響的竟然是《馬賽曲》。
慈禧太後當然不知道那是法國國歌，但心裏卻覺得非常開心，似乎找到了某種威嚴，慈禧太後特地讓李蓮英親自出馬，把全部的樂器一件件地取來，自己反複地看著。同時還教李蓮英去詢問樂隊長這些樂器的名稱、來源和用法等。
在這個場合，袁世凱沒有忘記給慈禧太後準備份禮物，一對毛片分紅綠兩色的鸚鵡。它們沒有用籠子裝著，隻在腳上各扣著一條絕細的鍍金的短鏈，讓它們並肩棲息在一支式樣很好看的樹枝上。在這樹枝的兩端，各有一個白玉琢就的小杯裝著，杯子裏裝著清水和食糧，以供它們吃喝。慈禧太後一見這件特殊的禮物，心上似乎十二分的高興，還嫌看不清楚，又讓李蓮英把鸚鵡取過來，距離她兩三尺遠近，這樣才能仔細地看端詳了。二三分鍾之後，它們一張嘴，在場的每一個人都驚呆了，原來其中一隻鸚鵡突然用極清脆的音調，高叫道：“老佛爺吉祥如意！”惹得慈禧太後非常歡心，這雖然是慈禧路過天津站的一個插曲，卻為袁世凱贏得了在慈禧當政時政治地位的飆升。
慈禧太後路過天津站，為早期的天津站留下了一段軼事。實際上，早年的天津站和火車還有許多的趣事。在1888年天津的第一部實測地圖《天津紫竹林圖》上，就可以看到在海河東岸就有一個地方名叫老龍頭。根據這張實測地圖來判斷，可以斷定1888年以前老龍頭的地名已經存在，而此時的車站地點還在旺道莊地區，1892年才遷移到此地。先有老龍頭的地名，後有老龍頭車站名是確鑿無疑的。當清光緒十四年（1888）的第一列列車通車後，直到光緒24年，在這十年時間裏，由於車站的列車運量小、車次少、速度慢等原因，當時車站采用手信號接發列車。
隨著天津經豐台至馬家堡鐵路建成通車，特別是由於天津到馬家堡之間複線的開通，使得列車開行密度增加，手信號則經常出錯，造成大量的行車事故。在1898年，天津站改變了信號接收的方式，開始采用臂板號誌（又稱洋旗，現在叫臂板信號機）代替了手信號接車。當時，在白天臂板水平時，是允許列車進站，夜間則為綠燈顯示進站信號；當臂板下落為60度時，則是命令列車停車的信號，夜間則是紅燈。1901年後，車站的臂板信號機改變了顯示方式，即水平時為停車信號，臂板下降是進行信號，這與目前的顯示方式基本一樣。最初信號機的光源是油燈，1924年開始采用電燈。
現在人們在乘坐火車時，都會聽到列車員清晰的報站名聲音，而在當時，機車本身沒有這種功能，人們上下火車僅僅憑借著個人的判斷。這種情況在天津站創建之初倒沒有什麼大礙，因為當時旅客列車僅僅是開到唐山以東，車站僅僅為始發站和終點站，中間沒有停頓。因此，當時車站並沒有設立擴音設備。
1897年，鐵路擴展到馬家堡後，每日就有北京經天津至山海關方麵的往返列車數次，中間的車站也開始增多，火車當時時速又不快，這樣經過長時間的旅行，旅客們經常會因為困倦瞌睡而過站的現象。為此，天津車站特意用鐵皮製成喇叭，由車站工作人員在站台上高聲呐喊報出站名，防止旅客錯過車站。車站工作人員用鐵皮喇叭一直喊了近30年，直到1924年，這種局麵開始改觀，天津站終於用有線廣播喇叭報站名了。
自從光緒十四年（1888）十一月初一車站正式開通旅客列車後很長時間內，引導旅客進站上車的通告均為在木牌（後為鐵牌）上公布車次、到達和開車時間以及列車的終點站等內容。由人工掛牌通告旅客，遇有列車晚點等特殊情況，還得另設列車晚點通告牌，由人工用粉筆注明列車晚點原因等情況。
由於當時中國人的習慣以時辰計時，所以天津站運營之初，計時方式以每天12個時辰（每一個時辰相當於現在的二個小時）為計時單位。在車次少、火車速度慢的情況下，用這種計時方式尚能維持運輸。但隨著鐵路線的不斷延伸，運輸次數的增加和列車速度的提高，用時辰計時束縛了火車運輸業的發展。
甲午戰爭以後，各國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並開始強行攫取在中國修築鐵路的權力。1903年俄國在東北地區修築了2556公裏的鐵路，1904年德國在山東修築四百四十點七公裏的鐵路。1910年法國在雲南建成滇越鐵路。另外各國列強還紛紛參與中國鐵路的修築，強行貸款。而隨著民眾愛國意識的增強，相繼掀起收回路權，拒絕借款一係列愛國運動，並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勝利。
而更令中國人為之自豪的，是由詹天佑主持設計的京張鐵路。京張鐵路地形複雜，全長201公裏，對於技術有很高的要求。列強曾經嘲笑中國，認為中國根本沒有能力獨立完成。詹天佑頂住巨大的壓力，對全線工程曾提出“花錢少，質量好，完工快”的三項要求。京張鐵路經過工人們的不懈奮鬥，終於在1909年9月全線通車。原計劃6年完成，結果隻用了4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費用隻及外國人估價的五分之一。一些歐美工程師乘車參觀後也十分讚賞。這條鐵路的修建（特別是其中的“人”字形鐵軌構想），顯示了中國人的智慧和不屈的精神。
附錄
本書主要參考文獻
蕭一山：《清代通史》；華東師大出版社2006年版
戴逸：《簡明清史》（上、下）；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陳振江：《簡明中國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陳振江：《發微集》；中華書局2003年版
（美）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嶽麓書社1999年版
費正清等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中國曆史大辭典》（清代卷，晚清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版
此外，下述期刊，刊登了很多關於清史的精彩論文，也對我們寫作本書幫助很大：
《清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曆史研究》、《曆史教學》、《史學月刊》、《中國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史林》、《史學集刊》、《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河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南開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安徽史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