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
毛澤東在讀西洛可夫等著，李達、雷仲堅譯《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一書，就書中提及的“麥粒之單純的死滅，昆蟲之被鳥所破壞，不表現這樣的聯結，不是辯證法的否定”等句，寫有批注：“一刀兩斷，斬盡殺絕，不是辯證法的否定。”
［附注］。斬盡殺絕”，見《西遊記》第五十三回《禪主吞餐懷鬼孕，黃婆運水解邪胎》：“大聖聽得，方才使鐵棒支住鉤子道：‘我本侍斬盡殺絕，爭奈你不曾犯法。’”
5月，毛澤東在延安為抗日軍政大學師生作報告。他說：“孫猴子大鬧天宮，把天兵天將打個落花流水。我們要學孫悟空，大鬧反動統治者的天空……”
8月，在論述矛盾的互相轉化時，毛澤東分析了許多中國古代的神話故事，他說：“神話中的許多變化，例如《山海經》中所說的‘誇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說的‘羿射九日’，《西遊記》中所說的孫悟空七十二變和《聊齋誌異》中的許多鬼狐變人的故事等等，這種神話中所說的矛盾的互相變化，乃是無數複雜的現實矛盾的互相變化對於人們所引起的一種幼稚的、想像的、主觀幻想的變化，並不是具體的矛盾所表現出來的具體的變化。
8月，毛澤東寫哲學論文《矛盾論》。在文中提議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麵性和表麵性時。他說：“唐朝人魏徵說過：‘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也懂得片麵性不對。可是我們的同誌看問題，往往帶片麵性，這樣的人就往往碰釘子。”
［附注］魏徽（580—643），唐初政治活動家、曆史學家。先後任秘書監和侍中。此處《西遊記》移植為宰相。有關《西遊記》第十回《老龍王拙計犯天條，魏丞相遺書托冥吏》魏徽斬龍故事，其原型明初《永樂大典》即有《夢斬涇河龍》，現存有殘本。
9月7日，毛澤東在《反對自由主義》一文中指出，自由主義的表現之一是：“辦事不認真，無一定計劃，無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過且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
［附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見《西遊記》第十六回《觀音院僧謀寶貝，黑風山怪竊袈裟》：“祝拜已畢，那和尚住了鼓，行者還隻管撞鍾不歇，或緊或慢。撞了許久。那道人道：‘拜已畢了，還撞鍾怎麼？’行者方丟了鍾杵，笑道；‘你那裏曉得！我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鍾”的。”
毛澤東向八路軍後方總留守處主任肖勁光借書。他拿起《戰役問題》和《戰鬥條令》對肖勁光說：“我想研究一下軍事問題，這兩本書我拿去看看。”肖勁光沒有吭聲，他知道毛澤東喜歡收集書，怕此書一去再也回不來了。“怎麼，舍不得？好小氣喲。”毛澤東笑了。肖勁光有些不好意思，“是有些舍不得，我就這兩本軍事書。部隊教育還靠它當拐棍呢。”肖勁光坦白了。“噢？那給我也當當拐棍吧。借你的，一定還的，怎麼樣？”“主席一定要借，那就借唄。”肖勁光無可奈何。“要得，要得，我好借好還。”毛澤東滿意地走了。
［附注］“好借好還”，見《西遊記》第十六回《觀音院僧謀寶貝，黑風山怪竊袈裟》：“行者道：‘老孫可是那當麵騙物之人？這叫做：好借好還，再借不難。’”
1938年
4月，月初的一天，一個晴朗的上午，毛澤東在延安城外一個傍山的曠場裏接見抗大全校2000多人。毛澤東在講話的最後，進一步指示要大家努力學習和掌握“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他對這三條指示作了具體的闡述，還引用了中國古典小說《西遊記》中的人物作譬喻說：唐僧這個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經，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難，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堅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點：麻痹，警惕性不高，敵人換個花樣就不認識了。豬八戒有許多缺點，但有一個優點，就是艱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開的。孫猴子很靈活，很機智，但他最大的缺點是方向不堅定，三心二意。毛澤東還特地提到了那匹白馬，說：你們別小看了那匹小白龍馬，它不圖名，不為利，埋頭苦幹，把唐僧一直馱到西天，把經取了回來，這是一種樸素、踏實的作風，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附注］“臭柿胡同”，見《西遊記》第六十七回《拯救駝羅禪性穩，脫離穢汙道心清》：“行者與八戒，一齊趕來。忽聞得汙穢之氣逼人，乃是七絕山稀柿衕也。”
5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論持久戰》講演。他在談到包圍和反包圍時說：“敵以前者來包圍中、蘇、法、捷等國，我以後者反包圍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圍好似如來佛的手掌，它將化成一座橫亙宇宙的五行山，把這幾個新式孫悟空——法西斯侵略主義者，最後壓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陣線，把中國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又把蘇聯及其他可能的國家也各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又把日本人民運動也作為一個戰略單位，形成一個使法西斯孫悟空無處逃跑的天羅地網，那就是敵人死亡之時了。實際上，日本帝國主義完全打倒之日，必是這個天羅地網大體布成之時。這絲毫也不是笑話，而是戰爭的必然的趨勢。”
1939年
3月15日，上午，毛澤東在延安城西北的鳳凰山腳下的院子裏接見了印度援華醫療隊成員。據巴蘇回憶：毛澤東在交談時說，在古代，佛陀傳揚恢弘的教義，保佑普天下之太平無恙。現在印度醫療隊來到中國，是來傳播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團結友誼的。在談到這些話題時，他還講了一本著名的書中所描寫的唐僧在傳奇式的猴王的幫助下克服重重困難，跋山涉水曆盡艱辛到印度朝聖取經的有趣故事。
1940年
毛澤東在陝北延安，有次與師哲談話。他說：“龍，這個東西是不存在的，它的形象是人們選擇一些動物身上的某一特點拚湊起來的象征性的動物。把龍作為國旗上的徽號，標誌這個帝國是由許多小國或部落、部族聯合起來的一個強大的國家，以至後來統治階級提出了一個所謂真龍天子，把龍更神聖化了。”
［附注］關於龍的闡述，見《西遊記》第四十三回《黑河妖孽擒僧去，西洋龍子捉鼉回》：“此正謂‘龍生九種。九種各別’。”
1941年
7月1日，按照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精神，中共中央把馬列學院改組為中央研究院。毛澤東指定擔任該院中國曆史研究室主任的範文瀾負責編選一本國文選，還定了一些需要節選的文章，如《聊齋誌異》和《西遊記》中的一些篇章。
1942年
4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會議上就《關於整頓三風》報告，從中他就學習文件記筆記說：“中宣部那個決定上說要寫筆記，黨員有服從黨的決定的義務，決定規定要寫筆記，就得寫筆記。你說我不寫筆記，那可不行，身為黨員，鐵的紀律就非執行不可。孫行者頭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寧論共產黨的紀律說紀律足鐵的，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還硬，這是上了書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我們的‘緊箍咒’裏麵有一句叫做‘寫筆記’。我們大家就都要寫，我也要寫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