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柏源降虎：從馬蹄山往東南一裏左右，是塊較開闊的平坦之地。早年，這裏有很多柏樹，人們叫它柏源，傳說王真人在這裏收伏過老虎。
仙壇觀十景早為傳說中的遺跡，但仙壇觀的聲名，從隋起便響徹遠近。北宋鄱陽知州範仲淹曾寫詩頌詠：“靈台拱上百神清，碧塢紅霞相映明。曲徑猶無青草合，亂掌時有白雲生。亭亭翠纛高山矗，隱隱狂雷落不轟。待得九霄鸞鶴馭，玉書應改地仙名。”從範仲淹的詩裏，我們多少能感覺到它在北宋的規模和影響。鄱陽道教文化一向昌盛，恐怕與仙壇觀有一定關係。
進入唐朝
公元618年，貴族大地主家庭出身的李淵，廢除隋煬帝楊廣之孫隋恭帝楊侑傀儡皇帝的皇位後，自立為皇帝，建國號唐，改元武德，是為唐高祖。
李唐王朝是中國曆史上一個重要的封建王朝，它的強盛不但遠遠超過了秦漢，而且也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在這個王朝的289年間，中國發生深刻變化的是經濟重心開始了南移。這種南移，又是以唐朝兩個時期的曆史變化為分水嶺，以公元755年唐玄宗李隆基，我們習慣上稱作為唐明皇的天寶十四年，所發生的安史之亂劃線：安史之亂前，唐朝國力強大，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疆域遼闊，聲威遠播達到了極盛；安史之亂後，由極盛走向了衰落，由統一走向了藩鎮割據，終於消亡。同樣，對於南方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而言，也還是以安史之亂為分界線。安史之亂前，唐朝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在北方。安史之亂後，這個重心逐漸向南方加快了轉移，鄱陽無疑也處在這種轉移之中。下麵，我們還是按照與鄱陽相關的事說下去。
進入唐朝以後的鄱陽，到底有哪些與後來文化發展相關的大事要事呢？我想，第一件大事恐怕就是入唐以後，對鄱陽的“瘦身”，也就是大肆分割鄱陽的土地，使一個曆史上很大的縣域一下子縮小了三分之二的土地麵積。根據手頭的資料，我粗略地進行了一次疏理，除了漢晉及南朝劃分出的鄱陽土地之外，唐在公元785年肅宗李亨上元元年之前，劃置設縣的土地分別是：
公元619年唐高祖李淵武德二年，分出鄱陽東界設置新昌縣。公元742年唐玄宗李隆基天寶元年，新昌縣改為浮梁縣。
公元620年唐武德三年，分出鄱陽縣北境設置廣晉縣，合四縣隸屬浩州，後來廣晉部分土地劃歸了彭澤。
公元621年唐武德四年，以鄱陽的至德與宣州的青浦、青陽並屬於安徽池州。
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以鄱陽西北雁子橋以南地設置都昌縣。
上麵是“安史之亂”前，也就是唐初的“瘦身”情況，“安史之亂”後，唐朝廷對鄱陽的“瘦身”仍然沒有停止。
公元757年唐肅宗李亨至德二年，分鄱陽東北境設置新縣，這個縣因在肅宗至德二年設置的，所以縣名至德。
公元758年，唐肅宗乾元元年正月，分鄱陽東境設置上饒縣、玉山縣，隸屬信州。
入唐以後，先後6次劃出鄱陽大片土地設置新縣，結果，饒州在中唐時不但土地銳減，人口也驟然下降，以至成為了唐初的下州。唐朝的中上下州是這樣劃分的：凡人口在4萬戶以上的為上州；人口在2·5萬戶以上的為中州，2·5萬戶以下的為下州。也就是說，在唐朝中期，饒州的人口不到2·5萬戶。
說到這裏，我想說說吳芮的籍貫問題。曾經，本縣有位有識之士撰文問責鄱陽人為什麼不關心吳芮的籍貫，說浮梁縣有人考據出吳芮的出生地是浮梁等等。其實，對曆史名人的出生地是多有爭議的。浮梁人說吳芮出生在浮梁並沒錯，因為吳芮出生地已經歸屬現在的浮梁縣。但是，這位先生之所以在沒有錯中出錯，是因為他並不清楚浮梁縣的沿革。浮梁縣什麼時候才有的？在唐朝，公元619年唐王朝高祖李淵武德二年，浮梁從鄱陽析出，於是才有了這個縣。吳芮出生在什麼時候，在戰國，那時根本就沒有浮梁，吳芮出生的那塊地方，屬番縣也就是現在的鄱陽。這是兩個不同的曆史概念，說吳芮是鄱陽人比說吳芮是浮梁人更準確，就像我們說鄱陽湖得名鄱陽山，而不能說周瑜在鄱陽湖練過水兵，不能說陶侃在現在的博物館——也就是清以後的文廟讀過書一樣。當前，就有那麼一種傾向，為了打造所謂的旅遊景點，居然會不顧曆史事實，以至出現不惜捏造的事情。對曆史問題，我們還是應該本著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認識，去探討。不能不顧曆史事實，曆史背景去臆測、去斷言。更不能抱著隻有不敢想的，沒有不能做的觀點去虛擬、捏造。什麼叫尊重曆史，我理解尊重曆史就是指尊重當時的事實，而不是用現代人的觀點，現代人生活方式，現代人的認識水平去對待曆史。曆史不是我們現代人能編造出來的，而是稽之有據，是古人早以認定的。如果什麼都用現代人，尤其是並不懂得曆史的現代人觀點考證曆史，那麼，廿五史恐怕就是一堆廢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