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後鄱陽湖的進一步東擴，宋以後城鎮化的擴大，明以後資本主義的萌芽，鴉片戰爭以後的門戶開放等因素，加速和加大了碼頭功能的發揮，對經濟、文化的影響也隨之增強。
有了碼頭，就有了吃碼頭飯的人。碼頭最需要的是搬運，從船上搬到船下，從船下搬到船上，從東搬到西，從南搬到北，賺的就是一個辛苦搬運費；有了碼頭，就有了貨物中轉囤集的場地，就有靠經營場地賺錢的人……於是，碼頭形成了一條鏈，一條以碼頭為主線，鏈接政權、商業、農業等各種政治、經濟載體的鏈。
碼頭文化在鄱陽的具體體現
1、幫會文化。中國文化最能體現其內涵的是漢字，比如這個幫字，原字應該這樣寫：從封從帛即幫，意思是群、夥、集團，多指因政治或經濟目的而結成為的群體。鄱陽自明朝徽商突起後，不但有了以鄉情為聯誼的會館，而且逐漸形成了既含地方色彩，又具行業性質的商幫、船幫、籮幫。這些組織發展到後來，會館有10個，商幫分徽、撫、南、饒4大體係，船幫也是祁、浮、都、鄱4個類型、籮幫則有張、李、牌樓、新橋、都佬、東門、南門7個派別。這些以碼頭為核心的利益團體，為了自身的利益，互相製約，各霸一方，除拚命擴充自己的勢力範圍作為目標外，又以江湖的潛規則，即義字當先，來拉攏、凝聚依附的人，久而久之，禮義不但為江湖上的人所看重，也為鄱陽人所崇尚。在商品社會的今天，民間人際關係的基礎，仍舊是禮義大於利。鄰裏之間，相互幫助，相互敬重，投之以桃，報之以李；你進我一尺，我進你一丈。在禮義的浸潤下，熱情、重義、好客的古樸淳風，得到充分發揚。
2、餐飲文化。鄱陽的餐飲與水碼頭的發展密不可分，尤其是茶館的興起，飲茶從高雅到俚俗，從清心到消閑，從一般的禮儀到排解糾紛，都是隨著碼頭文化的發展而發展的。幫派之間發生利益衝突，首先是到茶館喝茶或酒樓擺宴，如不能解決再升級。這種“先禮後兵”的調解方法，使茶館酒樓的經營不僅在形式上得到改變，經營內容和手段也同樣得到改善。
多大的矛盾，衝突方的地位，決定了茶館酒樓的檔次。因此，鄱陽的茶館酒樓不但規模和數量可觀，而且陳設講究，追求高檔，設施齊全，對烹飪的要求也非同一般。在這種環境下，形成了博采南北風味之長，並蓄江南水鄉之美的飲食特色。既融彙了京、徽、川、湘、鄂、魯、粵、淮揚各種菜係，又誕生了自己的風格——饒州或稱作鄱陽菜，使魚米之鄉“飲食豐贍”的美譽，特別是水產類菜肴的製作與烹調，得到傳承與創新。
3、娛樂文化。饒河調之冠名饒河而不是別的地名，關鍵是鄱陽水碼頭的地位，它從起初的弋陽腔到崑、徽腔的接受，直到皮黃、亂彈各種腔調齊全，完全是吸納包容的結果，是碼頭文化特有胸襟產生的效應。大鼓、漁鼓、號子，無不催生於碼頭。一個看似簡單的徘河——在夏天的夜晚，劃著船在饒河上唱小曲——體現的正是碼頭文化的風韻。
碼頭文化的內涵與傳承
一是碼頭文化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開放意識強，接收能力快，有開闊而不保守的眼界，包容而不狹隘的胸懷。這一點可從鄱陽人的衣食住行中得到充分的體現。穿戴打扮得時尚、前衛、漂亮，住屋追求講究、時髦，有較好的文化素養和審美情趣。總是站在時代的前頭。
二是充分體現了城市格局的非政治性，完全以市民文化為特征，這就產生了明清以降，投身功名的人日漸減少，棄士經商增多，不少人開始將文化知識轉為商品。
三是碼頭文化“俗”的原素加重，這裏的“俗”可以理解為下裏巴人的幽默和風趣。由於碼頭工人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且多是處於社會底層的苦力，他們喜歡的是民間文藝，或街頭巷尾的雜耍，或民間武術，或浪語油腔的小曲等等。鄱陽城鄉茶館密布，說書場遍地開花，專業與非專業演出團體並存，串堂班成為大眾文化勃興的典型符號，都可說是碼頭文化的結晶。
四是碼頭文化培養了鄱陽人吃苦耐勞、團結奮進的精神，一支搬運號子，喊出了碼頭工人團結才有飯吃，紮成一把，腳步一致，不怕負重，勤勞勇敢，忍耐寬厚的道德觀。
當然，碼頭文化也存在一定的消極因素和因此而帶來的不良影響，但敢為人先，寬厚容忍，崇尚文明，兼收並蓄的價值取向和不排外，多包容，東西南北，五湖四海，兼蓄並收，皆為我用的精神，仍是今天應該傳承和發揚的。尤其在這種大改革、大開放、大發展的大環境下，更要以上海、武漢、天津……這些大碼頭的文化為榜樣，讓碼頭文化發出更加璀燦的光焰，以加快實現建設湖文化名城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