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鄱陽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湖城戰略的實施，是鄱陽重新發展和崛起的新起點，為了早日實現湖城建設的四大目標，我想，構建和固守我們的文化價值質點，不僅必要，而且是應該銘記在心的和認真見諸於行的崇高責任。為此，不顧才疏學淺，敢冒大方貽笑，以此三篇淺識，聊作一個沒有文化（初二學曆）的鄱陽人對鄱陽文化的淺膚探討。
碼頭文化——鄱陽文化的底色
以“中國湖城”為發展方向定位的鄱陽，構成了這個古縣新的文化生命體征，因而在兩年多短短時間裏，不但在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規劃中，提前對接，凸顯了起步優勢，而且文化建設也宏圖大展，一個全民性參與的鄱陽湖文化熱正在形成和不斷高漲，這既是鄱陽文化發展的難得機遇，也為建設湖文化名城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
眾所周知，文化不是一件時髦外衣，可以隨心所欲地更換。文化也不是花朵、樹葉，文化之成為文化，它至少有兩個重要條件，思想性和傳承性。如果一個地方是一棵大樹，文化就是大樹的根，而這些根除去主根之外，還有不少其它的根脈，在這些根脈的滋養下，幹才粗，葉才茂，花才豔，鄱陽湖文化也是如此。
關於湖文化，我沒有深入研究，但至少體會到：鄱陽文化除包含了以吳芮胸襟、陶母美德、陶侃氣魄、汝礪品格、洪皓精神、薑夔情操和顏範遺風為核心價值的主流文化之外，還應有其它的底色文化，而這些底色文化都必須具備一個條件，與水關連密切，有自己的特點。由此我想到鄱陽在曆史上的地理優勢，和因這個特殊地理優勢衍生的現象——碼頭，進而感覺到碼頭生成的文化，也應是鄱陽文化的一個重要內涵，是支撐鄱陽文化的根脈之一。
碼頭文化在鄱陽的起因與形成
什麼是碼頭？“碼頭”原指水邊供船停靠的建築，古人騎馬到水邊，把馬拴在石頭上，這就是“碼頭”，碼頭是臨水而生的產物。碼頭到後來衍伸為三種含意：一是指碼頭工人在港區從事搬運或裝卸作業的組織，一般是一條作業線或一個地段組成一個碼頭組織，並按輪躉、過載、起肩、上下力、雜項等分工組成若幹個“小碼頭”。這種由把頭統製的碼頭，既從事港口裝卸，又從事陸地搬運，彼此都有固定業務範圍，人們且稱之為搬運碼頭；二是指交通便捷的集市或商業區，即所謂的旱碼頭，又稱為集市碼頭；三是指商埠或口岸，如上海、漢口、安慶、蕪湖、鎮江等。舊社會稱跑單幫和行商外出，叫跑“碼頭”，民間藝人走江湖，到各商埠賣藝的，稱之為闖“碼頭”或走“碼頭”。這裏的“碼頭”指的是商埠碼頭。由此可見，碼頭的功能主要是便於集散與流通，說白一點是人的集散與流通，物的集散與流通，信息的集散與流通，風俗的集散與流通。
鄱陽自始有之日起，就處在河港縱橫，水係豐富的地理條件下，而且一直是交通咽喉，河流經濟時的航運樞紐。隨著商業交往的日益繁榮和鄱陽湖東擴，是水使來如行雲，去如流水的船隻，不斷加大了她對周邊的影響。中轉、停泊的商賈和舟車，把鄱陽在贛東北的軸心位置固定下來，成為自古以來江西境內的重要商埠，贛東北地區無法取代的水碼頭。
追溯鄱陽碼頭的曆史，有據可稽的從漕糧和漕運開始。在中國，自有封建製度起，就設立了將征自田賦的部分糧食，運往京師或其他指定地點的運輸方式。運送糧食的目的是供宮廷消費、百官俸祿、軍餉支付和民食調劑，這種糧食稱漕糧。漕糧的運輸稱漕運，方式有河運、水陸遞運和海運三種。早在兩千多年前，秦始皇北征匈奴，便從山東沿海一帶運軍糧抵於北河（今內蒙古烏加河一帶）。隋初除自東向西調運外，還從長江流域轉漕北上。隋煬帝動員大量人力開鑿通濟渠，聯結河、淮、江三大水係，形成溝通南北的新的漕運通道——大運河。至今我們在舊縣誌中還可以看到，“隋大業間，郡守梁文謙、巡官劉宗宏，乃將永平關外到姚公渡一帶，培土為市，且構築江岸，以利航民之停泊”的記載，應該說這個“構築江岸”，已經具備了碼頭的性質和實際上的功能，隻是當時並沒有稱作為碼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