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如此，鄱陽並不是交通閉塞、荒蕪貧脊、生存條件非常困難的地區，但也不像太湖流域那樣發達。對一般的平民百姓來說，這是一處美麗富饒的地方，所以自兩漢以降，在戰爭、天災催化下，來此落地生根流向鄱陽的人口，如同饒河的水一樣奔騰不息，始終處在流動的狀態中。這點，我們可以從族譜中得到發現。所謂的原住民，至今能查到的，最早也不過追溯至唐末。又正因為處在這種變化的狀態下，這裏的先民既與炎黃後裔同根同源，又與百越族裔交相往來，且出身低微。即使是貴胄後裔的吳芮，也隻是貶官的兒子，餘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說：“中國文化中極其奪目的一個部位可稱之為‘貶官文化’（餘秋雨《文化苦旅》）。”而“貶官文化”隻是“平民文化”的一個部分。所謂“平民”者，乃是指無官之人。平民又可大致分為兩類：一是指與“官”字連邊都沾不上的人，這類人包括極多。像落榜的、不想作官的、終生潦倒的、家道中落的……這些都是貨真價實的“平民”；第二類就是被貶官的。吳芮的父親吳申就是受貶落籍“番（po）”的，吳芮後來雖然封為王侯，按照成份劃分，還是貶官後裔，無疑屬於平民。再說，他盡管是從鄱陽走出去的王侯，又是江西第一位政治家，曾經對秦以後鄱陽的影響很大。可是他的封地在臨湘，屬今天湖湖南。其子孫對鄱陽沒有多大影響。有鑒於此，吳芮本人仍歸屬於平民。同樣，東晉的陶侃也可以如此類推。當然，所有政治都影響過鄱陽，隻是鄱陽乃至鄱陽人都不曾處在政治旋渦之中。就是後來，自盛唐吉中孚迄至清代，鄱陽少數人因科舉考試走進了“政治”，實際上仍都是邊緣人。這些人雖然給鄱陽文化的發展多少有點推動，但始終無法徹底改變鄱陽平民文化的本質，即平民性的品格、平民的精神、平民的世俗現代性等特點。因為這種本質是平民的經濟地位和生存方式所造就，如同周作人所說，是“求生意誌”的體現，是要求有限的平凡存在的一種文化，所以我認為鄱陽的平民文化，是生存環境孕育之果。
悠久曆史鑄就的文化價值質點
文化，從本質上說就是人性質的內化和外化。說通俗點，也就是外在與骨子裏的東西。它不是抽象體，它的核心其實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方式，並且從我們的床、我們的餐桌和我們的言行舉止開始。既然文化是求生意誌的體現，受經濟地位和生存方式的左右，那麼我們這個地區的文化，實際上就是平民自身人化積澱的社會質。這種質表現在生活上，平淡無奇，飯稻羹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種夏收，秋播冬藏，不勞不獲，聚族而居，安貧守道。在精神上，因為都是出身於一介草民，即平頭百姓，所以胸存平常之心，長祈平和之境，樂於平凡之舉，安於平淡之為，處以平等之態，唯求平安之福。隨遇而安，知足常樂，重義輕利，知恩圖報，隻重智慧，不耍聰明，淡泊明誌，寧靜致遠。在深受儒家思想教化之後，這種生存追求與方式，構成為了鄱陽平民文化的核心價值，如果將它歸納，便是：吳芮的寬闊政治胸襟、陶母的自強自尊品性、陶侃的誌存高遠氣度、蔡明遠的情義如山壯舉、彭汝礪的磊落坦蕩品格、洪皓的大義凜然節氣、薑夔的窮不喪誌情操，加上顏（真卿）範（仲淹）遺風，不僅體現了鄱陽平民文化的完整，也形成了鄱陽文化的生命之腱、活力之源，成為鄱陽獨有、世代傳承、有別於其它地區平民文化的價值質點。
所謂文化的價值質點，是指文化的原生價值、本質價值，這種價值往往通過曆史代表人物體現：吳芮，一生關心民瘼，屢擇新主，目的是力促統一，功成名就後，安於現狀，毫無野心，成為曆史上異姓王的楷模；陶母自尊自強，克勤克儉，身體力行，窮不失禮，貧不貪婪，其截發延賓的美德流傳千古，使之躋身古代賢母之列；陶侃誌存高遠，運璧勵誌，惜時愛民，節物尚廉、忠貞果敢，終於成為了雖出身低微且位極人臣的典範；蔡明遠職位低微，且深明大義，變賣家產，籌金買米，解顏真卿於危厄的壯舉，成為後世美談；彭汝礪正直自重，光明磊落，不趨炎附勢，不落井下石、律己寬人的坦誠品格，成為後來為宦者的表率；
洪皓忠於宋室，堅貞不二，且在極端艱苦條件下，盡己所能傳播中華文化的高風亮節精神，被譽之為“蘇武第二”；薑夔才情橫溢，終生布衣，且清高潔雅，不卑不亢，寄情詩詞音樂書法等自尊自愛，並恪守人格是金的情操，才使他死後八百多年成為世界文化名人……所有這些典型人物，雖說他們經曆不一，所取成就不同，但都有一個共性：立功立事，持之以恒，追求執著，窮不喪誌，富不驕奢，不沽名釣譽，不欺世盜名，一步一個腳印，從平凡處起步，到平淡處終結，為鄱陽平民文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時代發展要求對平民文化價值質點的守護
我們常常說鄱陽文化底蘊深厚，深厚在哪裏？文化是多層麵的多維體，它既有物態文化層，又有心態文化層、行為文化層、製度文化層。哪個層麵凸顯鄱陽文化深厚底蘊，我想這個問題不好回答。其實，不管處在哪種層麵的文化，其核心是正確的價值觀，也就是文化中進步和優秀的部分。而這種價值觀，是通過曆史典型人物彰顯出來的。鄱陽有兩千多年的建縣史，早在元明之前就完成了鄱陽平民文化的價值質點，即：吳芮胸襟、陶母品性、陶侃氣度、明遠情義、汝礪品格、洪皓節氣、薑夔情操，加上顏範遺風，成為人無我有的鄱陽文化，這是周邊地區絕無僅有，這也是整個江西少見的。如果按現在的時髦說法——贛鄱文化——我想這就是鄱文化的內涵和精核。不信翻翻江西曆史，有哪個地區早在隋唐之前便擁有了吳芮和陶母、陶侃這樣的人物？沒有。因此我理解，所謂的文化底蘊，實際上就是文化的價值質點。正因為我們鄱陽擁有這麼多寶貴的文化價值質點，我們的文化才有了如此巨大的包容性，才有了碼頭文化的生存空間，才有了後來的更大繁榮和發展。比方東湖十景的確定和形成，比方明清之季商業的發達和發展，比方饒河調的定型與傳播，比方鄱陽教育曾經的領先地位，比方鄱陽對新事物接受的敏感和敏銳，比方說新中國建立後鄱陽在國民經濟建設中所做的貢獻……凡此等等，無不與我們深厚的文化底蘊分不開。盡管我們後來一度落在了人家後麵，這是轉型時期傳統文化與時代文化磨合期的正常現象，這種現象既不能否定鄱陽傳統文化價值質點，也不能否定鄱陽平民文化價值取向。恰始相反，暴露的是我們對傳統文化價值質點的守護缺乏堅韌性，是“邯鄲學步”帶來的不良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