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曆史，我們為鄱陽悠久和發達而感到驕傲。展望未來，我們為鄱陽的美好明天充滿信心。現在，一個以湖城為定位的發展時期已經到來，讓我們在繼承中不斷創新，使鄱陽文化走進更加璀燦奪目的時代，讓以後的鄱陽曆史更加璀燦輝煌。
附錄：鄱陽文化談
濕地文化——鄱陽文化的源流
德國哲學人類學家米夏埃爾·蘭德曼說：“文化按定義是由人自身的自由的首創性所創造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人賦予文化如此多的樣式：一個民族不同於另一個民族，一個時代區別於另一個時代。”同樣，不同地區受環境、氣候、地理特點的製約和影響，對文化的創造也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雖然，地理條件不能創造技藝和習俗，但能給一定的技藝、習俗等文化內容提供條件，或者限製一定文化內容的產生和發展。地域文化是一個地區區別於別的地區的個性特征，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獨特的曆史文脈，葛劍雄先生說：“研究一種文化區域的曆史地理特色，闡釋其環境與文化的關係，將會使一種區域文化研究推進到一個理性層麵。”因為“地理環境為文化的發展提供某些可能性，而人文因素是使這種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的選擇動力。”鄱陽地處鄱陽湖東岸的饒河流域，為湖泊和河流性濕地的重要交叉帶。早在新石期時代，鄱陽的先人便在這塊土地上定居，在這種生存環境下，以濕地為基礎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和相應的思想觀念，便一代一代傳承下來。應該說濕地對這個地域文化有著一定的影響力和作用力，是鄱陽文明的培養基。
特定的自然環境——濕地
濕地是地球上廣泛分布的一種獨特的生態係統，追溯鄱陽濕地曆史，可謂源遠流長。按照《濕地公約》定義，“濕地係指，不問其為天然或人工、長久或暫時性沼澤地、泥炭地或水域地帶，帶有或靜止流動、或為淡水、半鹹水或鹹水水體者，包括低潮時水深不超過6m的水域。”按照這個定義，通過現代曆史地理學家的考證，可以說鄱陽自有域名以來，便處在濕地這種自然生態環境下。“鄱陽湖區在上更新世也因普遍陸升而呈現為河網交錯的平原地貌景觀”，雖然“在沉積物上僅形成下蜀黃土沉積與河流泛濫層”，但“全新世以來，湖區地貌形態繼承上更新世河網平麵景觀的特點，因此為湖區生產活動提供了廣闊的曆史舞台。”時至今日，人們仍從不少古代詩文中得到佐證：“洲島驟回合，拆岸屢崩奔。乘月聽衷狖，浥露複芳蓀”，這是南朝時劉宋詩人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一詩對當時鄱陽湖狀態的描述；“地方千裏，水陸四通，風土爽垣，山川特秀。奇異珍貨，此焉是出，奧區神皋處處有之”，這是南朝劉宋時隱士雷次宗所著的《豫章記》片斷。直到現在，鄱陽的濕地發育依然十分豐富，全縣有大小河流23條，總長2千多公裏，河網密度0·447公裏/平方公裏；大小湖泊，包括山塘水庫數以千計，約占全縣總麵積的20%，僅屬鄱陽管轄的鄱陽湖湖麵約3百多平方公裏；而濱臨鄱陽湖、饒河的濕地麵則達400多平方公裏，為全縣麵積的十分之一。
濕地不僅是地球之腎，也是資源寶庫，其價值可以用“巨大”兩個字概括。是濕地，使鄱陽自古以來享有“魚米之鄉”美譽。早在漢末，以“鄱陽土廣人殷”為由立郡；隋又因食饒衍改州為饒；初唐，大書法家歐陽詢稱“地沃土平，飲食豐贍”；北宋以來，凡著名地理典籍，無不稱讚鄱陽是“山川蘊物之奇”、“州以富名，擅擷茗銀之利；地皆沃土，誇植桑播穀之饒”、“濱湖有蒲魚之利，魚鱉禽畜之富”、“山有竹木麻枲之蕃”、“魚蝦之鄉”、“舟車四達，商賈輻輳”、“物產豐饒”的所在。鄱陽之春有油菜黃，夏來荷花香，秋天稻穀熟，冬到捕魚忙，四季分明，雨水充沛，氣候宜人的條件，濕地是其重要因素之一。
鄱陽濕地文化的表現特征
那麼，什麼是濕地文化呢，鄱陽的濕地文化包含了那些內容和特征？濕地，顧名思義與水分不開，無水不“濕”，但又不完全是水文化，因為濕地的涵蓋廣，既有水又有地，更有因這種環境而衍生的各種資源，以及人類對資源的認識與開發。濕地作為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功能最高的生態係統，它為人類生產、生活與休閑提供了多種資源，是人類最重要的生存環境，也是生命繁衍和文明發祥的起源地。社會學家和文化學家將這一文明形態稱之為“水生文明”。追溯鄱陽的文明發展曆史，可以清晰地看出，先民們漁獵耕讀的生活方式，賦予了鄱陽濕地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獨特的文化形態，使之成為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人文濕地”。其表現我認為有如下三個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