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飽含對濕地親水戀土的開發情結。治水用土，悟徹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水安則民安，水利則民利”，從而依水而居，傍湖結廬，湖洲謀生，飯稻羮魚，耕種漁獵，水來捕撈，水去搶種。其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4千多年前。如縣誌·堯山條：“堯時大水，民避此山”，鄱陽已有先民；雙港樂亭王家咀發掘的新石器時代的漁獵工具——網針、網墜，漁獵不僅走進了先民的生活，而且逐漸使用了船隻。否則，秦時吳芮部將梅鋗在東湖督軍台操練水兵就不可能，有水兵必有船；漢末三國吳國時，彭琦謀反亦動用船隻，可見當時鄱陽已具一定的造船能力。發展到後來，成為舟車四達，商賈揊輳的魚蝦之鄉。
第二、充滿對濕地生態圖騰的崇拜情緒。因為河網交錯，水草茂盛，飛禽走獸動物種類很多。先人們對這塊土地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以致發生了這樣一件有趣的事，在確定域名時，居然把她與豐富的動物資源緊密聯係起來，將這塊土地取名為“番(讀po)”。為什麼叫“番”？“番”是象形字，東漢許慎在他的《說文解字》中說“番”：“獸足謂之番，從采從田象其掌。”古籍《春秋元命苞》說：鄱陽“古為服（蕪）荒地”，野獸經常出沒，以致沼澤之中，常常留下野獸足跡。說白一點，“番”的本意，是野獸留有足跡的地方。可見“番”之成為域名，是一種對自然的圖騰崇拜。
第三、深懷對濕地資源利用的保護情感。鄱陽人對濕地資源的情感，體現在對資源保護性的開發與利用上，鄱陽人既看重對資源的充分利用，又不盲目、拗時棄物殘害生靈，特別注重到四個字：“順其自然”。一草一木，順應時勢，做到物盡其用。以對湖草為例，不同的草類予以不同的用途。同是莖管狀的植物，荻草（俗稱荻柴）隻能用作燃料；而蒿草藜蒿，春分前後用作菜肴，出此時期也是燃料。單葉植物泡草，是極好的有機肥，種煙、種東瓜、大蒜都少不了它作基肥，因為這個原因，蓮湖、雙港、珠湖等地區，在較長一段時期興起過底寬、肚大、專門用以裝泡草的大草船，通不了船的地方興起了用牛拉的車，於是鄱陽珠湖曬煙，廟前下半岸東瓜以質優而聞名遐邇。蘆葦成為捕魚的輔助工具，並遠銷長江中下遊地區。此外、像黃花菜、雞頭米、野蒿根是春荒時用以充饑的最好野菜，鼠蛐草（水菊子）為應時節的野草、野茭白為夏初的佳蔬，凡此等等不勝枚舉。
對水產資源的順時獵取。鄱陽湖、饒河是水產庫，魚的種類有118種之多，由此而產生了各種的漁法漁具，這些漁具根據季節、水情、地段的變化而變化。而所有變化都遵循一條原則——予以保護。長期以來，鄱陽人不但不酷具濫捕，而且在捕獵的同時，順時守勢，如適時禁港禁湖，定時開港開湖。又如棧湖，因為是濕地，季節性的過水是這種地貌的主要特點，這就讓低窪而不算大的內湖，成為了小型水產資源庫。考慮到既要充分利用資源，又不造成對生態的破壞，於是有了季節性的棧湖，並衍生出“七棧金，八棧銀，九月十月棧魚鱗”的漁諺。
對飛禽的適當獵捕。新中國成立以前，鄱陽人口總量不大，且大多數人處在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的貧困生活之中。然而濕地的優良環境，成了候鳥的天堂，獵禽無形中成了一種職業，如鄱陽鎮的姚公渡、江家嶺都有以此養家糊口者。不過，他們一方麵捕獵大雁、天鵝，另一方麵又有一定禁忌，且以實施保護，如對大雁，不能獵捕大群的，隻能擇其小股的。況且，以獵禽為業的數量不大。而對於繁殖能力較強的野鴨，獵捕麵則比較普遍。
總之，鄱陽濕地文化內容豐富，內涵深刻，是鄱陽文化的重要源流。
濕地文化的內核——“天人合一”，敬畏自然
在古代鄱陽人看來，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對自然界一切現象，在利用的同時，注意保護，否則會遭到天譴。正是這種樸素的哲學觀念，鄱陽湖和饒河濕地在幾千年裏，得到了有效的保護。
一、循天理而不是拗天意。鄱陽人在對濕地資源的利用上，始終堅持物盡其用，大到水麵沼澤，小到一草一蟲。不過，這種利用都保持到生生不息這個層麵，而不是斬盡殺絕。這點，在不少生產習俗上得到佐證。如鄱陽人對漁具的使用，多半是在被動上做文章，認為天與人各代表了萬物矛盾間的兩個方麵，即內與外、大與小、靜與動、進與退、動力與阻力、被動與主動、思想與物質等等對立統一要素，總是以順應來求得和諧。以漁具卡子和鉤為例，卡子以巧求取，即承傳“直鉤釣直魚”的理念，上鉤者因貪而釣，垂釣者順乎天意；鉤以靜製動，仍是“願者上鉤”，同樣是順乎天意，而且都將主動變為被動，人意成為天意，無論是心理還是法理，不但都求得了平衡，更不會由此而造成生物的失衡，因為這些漁具的殺傷力是有限的。為了保護，人們還杜撰了不少的禁忌，比方說，魚籽吃多了不會算數；牛、墨魚（即鱧，又叫烏魚）、雁、狗四種動物代表儒家的忠、孝、節、義，也為禁吃之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