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水運發展空前昌盛。前麵說過，在以水為主要交通樞紐的一千多年裏，鄱陽雖然是隨著水運的發展而發展，但它的真正昌盛，應是近兩百年，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後的20世紀70年代。乾隆中期，朝廷規定廣州一港通商後，饒河承載除瓷器和茶葉之外，閩浙徽地區也有大量貨物改道鄱陽中轉。從月波門也就是高門，到姚公渡的饒河岸邊，“千帆安泊，百貨歸墟”，甚至連河南岸，也常常有不少等待泊位卸貨的船隻，說“駢檣十餘裏，開肆數百家”毫不為過。湖南、福建、廣東的船隻，本省南昌、撫州等地的船幫，爭相湧進饒河。於是，船家和商賈聯手組成同鄉幫會，饒河北岸河街，除明朝已建的徽州、都昌會館之外，從務巷口一路向東直到左家巷口，這個時期相繼建起了撫州、南昌、瑞州、福建、婺源、湖南、廣東等一座座規模宏大的會館。那時，鄱陽的饒劃子、草托子、平頭子、行江子、鴉尾子、雞尾子；鄱樂餘萬的倒劃子、浮艄子；景德鎮的東江子、西江子、鴉艄子；都昌的羅蕩子；南昌的土狗子；九江的巴鬥子；撫州的大肚子、撫舠子；上饒、弋陽舠子；贛州、吉安的沙排子，這些以人力搖櫓蕩槳，撐篙扯纖，民間素稱“十八子”的各種木帆船，把饒河擠得滿滿當當。公元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第一艘動力小火輪，駛進了饒河。十年後，鄱陽自己擁有了小火輪。1936年，鄱陽有輪船22艘，載貨量416·5噸；各種木帆船1780多隻，載貨量1·8萬噸。新中國成立後，隨著國民經濟的大發展，鄱陽水運事業發展空前。到20世紀60年代，大馬力、大噸位船舶，逐漸取代小木帆船。1958年縣航運營運企業，有木帆船991隻，總載量7945噸；1959年為858隻，總載量7953噸。這個時期，雖然船的隻數減少，噸位卻相對增加，可見運載能力有了較大提高。此後，又不斷向大馬力大噸位的動力船發展。而港口的貨物吞吐能力，1960年年吞吐量293·4萬噸；客運高峰是1975年，共40·3萬人次。20世紀80年代初期，僅從水運運出糧食2884·5噸，那時的饒河，的確是晝夜繁忙，四季熱鬧，一條河街被大大小小的各種船隻和搬運號子，裝點得格外富有生機和朝氣。
其次是農業生產與銷售，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糧食從清朝中期後，不但稻穀耕作已經普遍流行雙季種植，而且講究“三耘”、“三蕩”、“犂以三複為率”等耕作技術，並且廣泛使用先進生產工具，如用水車“戽水以資灌溉”。水利工程，防洪灌溉從修建小型圩堤防洪、堰壩蓄水，到新中國成立後興建大型圩堤、水庫，使農業生產基本實現了旱澇保收。糧食經營，公元1906年清光緒三十二年，鄱陽便有吳萬生、合豐、王恒昌、舒文昌等糧行40多家。此後，又有嚴順泰、吳鼎泰、楊外泰、江怡元、胡和盛、謝長順、舒義泰、劉茂泰、洪水順、元泰豫等糧號脫穎而出。糧食加工手段，也由礱磨到動力機械。除糧食專營外，油行（榨坊）、油店也遍布城鄉，資本較厚，名氣較大的先後有義源、和祥、長升、和茂、茂豐、和生、元平、昌記、恒新、恒豐等20多家。蓮子、煙葉也是大宗出口的土特產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協和昌茶葉店加工生產的珠蘭花茶葉，曾與鄱陽脫胎潻噐帽筒一道，參加了1905年的巴拿馬博覽會，並且同樣獲得了褒獎。
再次是漁業發展空前。清同治以後，隨著商業往來的加大，水產消費，由餐館酒樓船家商鋪的每天所需，到加工醃製出口，使漁業生產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專業漁民隊伍迅速擴大，水產加工行業應運而生，段正甫、戴友保等專門進行鮮魚加工的魚行，為鄱陽的水產遠銷開了先河。接著，集加工、經營的魚行越來越多，舒順昌、姚康順、陳萬集、周複昌、張新昌、董永新、董複興、董正太、張發記等魚行，黃、吳、戴等姓氏的魚莊，組成了一支龐大的鄱陽水產營銷大軍，鹽幹魚、淡幹魚、糟魚、紅粬魚、大花片、小花片、鯉幹片、銀魚幹、鳳尾幹、烏魚圈等四大類20多個品種的開始暢銷全國各地。到新中國成立後，又走出了國門，遠銷東南亞、東歐等國家和地區。夜半為市，通宵達旦的剖、洗、醃、曬和“一把刀，幾把鹽，太陽底下曬幾天”的鮮魚加工，既是鄱陽那個時期的一道風景，也是一種文化現象。
此外，商市商貿變化巨大。近些年來，鄱陽縣城的變化太大了，城區麵積已經擴大了三分之二，尚未改造的舊城區，隻剩下依稀可見的大體輪廓。那麼，舊時的鄱陽縣城是什麼模樣，上了年紀的人多少有點印象，年紀輕一點的，或從農村、外地遷來的，恐怕不一定清楚。據曆代《縣誌》記載，吳芮築城時，周長僅七裏；東吳周魴用十三年時間，增修為九裏三十步；南宋紹興年間大水，城毀，郡守史定之借此增修至十二裏，以後城郭大體在這個範圍。也就是說，在重農抑商的年代，縣城一直在東湖以西。商業基本上也多在城內，這從洪邁《夷堅誌》中，也能看到一些痕跡。清初以前的街道構建：北起朝天門至永平門，今五一路派出所（原石油公司）的所在位置，南至老百貨商場前的東門口，這條街現在叫五一路，原先稱之為橫街；西起蠙洲門至人民醫院，北至靈芝門到十八坊，中間交叉的地方叫十字街；小龍橋往東至上官嶺，叫府門口；七條巷至嗚山廟叫府背街；從十八坊至鄱中老校門的高門，有兩條往饒河方向的街道，分別叫老街和新街；此外，從老街北端至永平門經德化橋為直街。而這些所謂的街，除小龍橋至東門口的直街，以及橫街商店較密集之外，其他多是幾家商鋪點綴其間。城外，自寶勝橋至洪家巷，也就是現在的三中即原芝陽師範，到肝膽醫院及再往北一百多米，是自古以來的陸運主要通道和城外市場。而永平門也就是東門口，往東至姚公渡的蘆洲，雖在隋大業年間，經郡守梁文謙、巡官劉宗宏率民眾，培築為江岸為市。但在清初以前，商市也隻是畫橋以西較為繁華。後來，隨著水運和商業發展的需要，這一長溜地方，才逐漸熱鬧起來。這個結論，除綜合各種資料之外，特別是從畫橋與新橋的重建時間牛，得到進一步證實。可以肯定地說，在19世紀中葉以前，畫橋以東雖為街市，但不一定繁華，畫橋和新橋的坍塌與否，並不影響商貿交往。所以舊縣誌結論說：“清乾嘉年間，城內的永平市（應為城外），‘商賈輻輳，百貨所集’。縣城已為附近區域物資集散、供應的中心。有‘長街十裏，煙火萬家’之說。”而農村集市，乾隆中葉至嘉慶年間，全縣有大小集鎮19個，店鋪3百來家。據舊縣誌記載，“（清乾隆、嘉慶間）鄱北的石門街、鄱中的四十裏街、鄱南的古縣渡等集鎮‘以魚、油、鹽、粟、帛相互貿易’”到道光至民國初，增至為36處，商店也增至1300多家。不少集鎮由墟市發展為全日商市。至於鄱陽鎮，按1937年的統計數字，商店總數已達1930戶，新中國成立時，鄱陽商業零售網點共2355個，從業人員3560人，這時候的鄱陽，五行八作各行各業一應齊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