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後不久的1926年，受中共江西地委委派，共產黨員鄭育民、汪辰，在鄱陽建立了中共鄱陽縣支部委員會。從此，鄱陽的革命鬥爭不僅有了核心領導，而且培養造就了一大批，革命誌士和領袖人物。這些至今讓我們敬仰的人士，包括：彭濤，原名定乾，鄱陽鎮七條巷人。“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新中國成立後擔任第一任化工部部長；李清泉，新中國駐瑞士大使，1965年協助安排，曾任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及隨行程思遠，從美國經瑞士回國。至於獻身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烈士，那就更多，之中較有影響的有：英豪、何桃花、李烈、陳紹平、李興漢、餘恵韾、汪辰、程文、胡和熾、潘泳流、程翊等。
五四運動除去喚醒人民的覺醒之外，它的劃時代性，我認為是對於文化的推動，尤其是對人們新價值觀的啟迪。這種新文化觀念，使鄱陽同樣經曆了由沉睡到覺悟，它不僅體現在人們對封建傳統的抗爭上，也體現在求知求學中。清末明初以來，鄱陽不少貧民，通過經商發家和勤勞致富之後，對子女的教育培養，不再宥於讀書做官了。他們更多地是從實業、實用、實際，有益於人民出發，因此舍得花費，讓子女出外或出國深造。當時鄱陽流行著一句極概括，又極富理性的民諺：“窮盼養豬，富盼讀書”，家境漸好的家庭，將子女接受良好教育列為等大事。正是這種觀念和思想的催化，使我們看到了，在新中國建立後，一大批國家級鄱陽籍人才，分布在全國各地不同的工作崗位，為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其代表人物，有：李儒勉，字貴成，鄱陽鎮土井巷人，1900年生，語音學家。1920年，入金陵大學即現在的南京大學讀書，畢業後先後在東南大學、武漢大學從事教學工作。1936年至1938年，不滿足現有成績的李儒勉，利用學校給予的休假機會，自費赴英國牛津、劍橋大學研究莎士比亞，同時受聘講授英語語音學。1943年根據需要，他在英國駐華大使館新聞處負責主編“中英周刊”。1948年，不滿蔣介石政府對外消極抗日，對內加緊白色恐怖，尤其是摯友聞一多先生慘遭殺害後，再次到劍橋大學講學，直到1949年聞悉上海解放，他才回到祖國。在北京，受到胡喬木、田漢等老友熱烈歡迎。經周恩來總理的安排，在文化部對外聯絡處任職，後兼任輔仁大學英語係主任。1956年，因突發腦溢血病逝，時任文化部部長的周揚，主持了他的追悼會。
段錚，字元錚，小名福來，1903年生，鄱陽鎮筷子巷人。他是第一個，留學歐洲的鄱陽人。段錚家原先也是小魚販，後來他父親靠加工醃製鮮魚，才積聚家業，成為鄱陽早期可數的魚行之一。就是這樣一位出身寒微的魚老板，在他發家之後，致力讓子女接受現代教育。1923年，段錚在鄱陽中學高中畢業後，其父讓他繼續深造，先是考上金陵大學，大學四年畢業後出國留學。起初，段錚在法國巴黎大學就讀，隨著又入德國柏林大學攻讀心理學。1933年，獲心理學碩士學位回國，並畢生從事心理學教學，為推動我國心理學教育作出了貢獻。新中國成立後，段錚一直任教於浙江，因此與我國著名的薑夔研究者夏承燾先生，交往甚厚。1979年，段錚在浙江杭州病逝。
其他還有：葉森玉，又名葉舟，1925年生，鄱陽鎮巡官巷人，金融學家，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研究員。曾任廈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譚成祖，1928年生，鄱陽鎮鍾家巷人，國家一級律師，曾任福建省律師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彭定安，1929年生，鄱陽鎮七條巷人，作家，曾任遼寧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東北大學文法學院院長，中國報告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遼寧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作家協會副主席；陳先達，1930年生，鄱陽鎮新橋柳樹巷人，哲學家，曾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主任、第三屆國務院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會國社科規劃哲學組組長、北京市哲學學會會長、全國曆史唯物主義學會會長；王元萼，1931年生，鄱陽縣謝家灘人，著名的婦產腫瘤醫學專家，曾任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副主任，是攻克醫治婦科“絕症”——絨癌的主要研究者之一；劉秉京，1932年生，鄱陽縣珠湖鄉劉家村人，混凝土技術專家，曾任交通部第二航務局科研所主任工程師，享有國務院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榮譽；吳梓梁，1932年生，鄱陽縣古縣渡鎮廟背村人，兒科專家，曾任廣州醫學院兒科教研室副主任、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醫學院客座副教授，業績入選英國劍橋大學《世界名醫錄》；方維鵬，1933年生，鄱陽縣蘆田鄉櫟林村人，鐵道隧道專家，曾任第五鐵路工程局二處總工程師、鐵道部隧道工程局副局長，為我國鐵路工程建設史書寫過光輝篇章。
出生於20世紀30年代以前的，還有：超硬材料專家王光祖、電力專家陳哲民、航空專家石屏、濕法冶金專家張仁裏、土壤肥料專家王運華、聯合國高級衛生官員陳秉衡、地球物理學專家周熙襄、再生資原化學家杜予民、土木工程建築專家施楚賢、生命科學家彭珍榮、氣象專家吳崇浩等等。當然，這裏還沒有包括因當時家境條件較好，受到良好教育，學有所成的薑伯彰三個兒子，藥物學家薑達衢、地質學家薑達權、天氣和氣侯動力學家薑達雍，他們都用自己一技之長，為祖國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