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說過上述人物之後，有一個人必須要說，那就是辭世於新中國成立之前的胡飛。胡飛，字翼勤，饒埠鎮九甲裏胡家村人，造船專家。如果問鄱陽誰是第一個留學生，那就是胡飛。1905年科舉製度廢止，胡飛便考上公費留學日本，經過預科學習後，入讀東京帝國大學造船科深造。在此期間，加入了同盟會，並與董必武、郭沫若結為至交。帝國大學畢業的胡飛，因成績優秀，被日本方麵高薪挽留，擔任長崎三菱造船所相當於工程師的正技師。幾年實踐，使他積累了豐富的造船經驗。雖然，這時他待遇優厚，妻子兒女一家五口都在身邊，但強烈的愛國激情，讓他選擇了從日本回國。先是在上海江南造船廠任工程師，後回到南昌接辦了江西工業專科學校並任校長。1937年，他擔了任同濟大學教授兼造船係主任，為祖國培養了一批造船專業人才。抗日戰爭爆發，他隨校遷到昆明。當時，有充當日本走狗的同學殷汝耕，想收買他到華北日偽政權任職，胡飛嚴辭拒絕：“我寧可餓死，決不做亡國奴，更不做日寇侵華的幫凶。”1940年，胡飛的股骨被日寇飛機炸傷，萬般無奈下，隻好從昆明回到江西。1944年因腦溢血病故，享年56歲。新中國成立後，董必武副主席先後兩次電話江西，了解胡飛下落，得知胡飛病故，便致函邀請胡飛夫人進京作客。
商會一-走進近代文明的一個標誌
對於商會，在現代人看來，僅僅是一個統戰組織——新中國成立後叫做工商業聯合會的人民團體。進入21世紀，商會與工商聯並存，成為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組織。其實，商會在中國近代史上，是具有裏程碑式的社會團體。如果拔高一點，可以稱得是近代文明的一個標誌。因為，商會是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過渡的產物，是中國幾千多年來農本商末思想轉變的具體體現——中央政府在行動上予以了對商業地位的重視。
商會，自誕生至今已有100多年曆史。公元1903年清光緒二十九年，清政府在張之洞、盛懷宣等洋務大臣的倡議下，從振興實業入手，設立了商務部，翌年即頒布《商會簡明章程》，規定：凡屬商務繁富之區，不論係省垣或埠，均應設立商務總會；商務發達稍次之地則設商務分會；前此所設商務公所等類似的商人組織，一律改為商會。章程頒行之後，清廷又下令各省督撫告諭商人，並勸導設立商會。商務部也向各省頒發勸辦商會諭帖，大力宣傳設立商會的重要作用，闡明“商會一設，不特可以去商與商隔膜之弊，抑且可以去官與商隔膜之弊，為益商務，良非淺鮮。”
鄱陽是贛東北的重要商埠，又是清時饒州府治所在，商業一直發達，在省撫督導下，於公元1906年正式宣布成立商會。鄱陽第一任商會會長是徽商程伯良，接著是王瑾光、施秉鈞負責。當時，江西全省成立商會的市縣寥寥無幾，為數很少。雖說，商會是由官府出麵組織的，但它成立之後，在整個近代中國，發揮了工商業者新型社團組織的重要作用。鄱陽的商會同樣如此，這個組織秉承融通官商，融通商情，繁榮地方經濟，維護商民權益及“舉辦慈善事業，讚助社會公益”等宗旨，對推動鄱陽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公益事業發展，發揮了應有作用，作出了一定貢獻。
一、關注鄉梓安危，傾心對付軍閥。1924年，王瑾光任會長。在王任職期間，北洋軍閥馮紹閔師，由南昌退駐鄱陽縣城，這支敗兵，縱兵擾民，掠奪搶刼，給鄱陽百姓帶來極大侵犯。其間，官佐供應、士兵給養，全都取之於商會。據統計，僅一年多時間，耗去銀元18萬多元，如果不是商會從中斡旋，後果不堪設想，但對鄱陽商業發展，卻造成了重大創傷。
二、組織商民抗洪，保障市場供應。鄱陽瀕湖依河，舊有“水窩”之說，20世紀70年代以前又沒有圍堤，可以說年年遭遇水災，稍稍不同的是水大水小和時間長短。水大時深達數米，時間長時多則兩、三個月。麵對大水浸淹，鄱陽人自有的對付辦法，板壁搭台，與水相伴。然而時間一長，居民有生活所需怎麼辦？商市在這種情況下，能不能保持營業？商會在抗洪活動中，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他們出麵，在安排各商鋪搭好自家避水台的同時，建立製度，籌集資金，通過設立過街跳板的機製，既便利民眾往來行走，又連通各家商鋪，從而保證了商業正常經營。過街跳板全部由杉木打造，長約兩丈多，寬過兩尺多。直街即解放街，從流水溝，至湖夾埂與筷子巷交接的橋頭；橫街，則從東門口至一條巷。一條巷以北地勢高，非特大洪水，一般水浸不到。每到泛期，大水一來，由專人負責，按預先規定，將跳板架放在指定位置架起，跳板根據水勢升降。通街跳板，分左右兩行沿街並排架設，人們左上右下循序行進。各商號將自備跳板與通街跳板連接，於是因水癱瘓的街市，在跳板的連接下，加上小劃子、腰盆在其間的靈活穿梭，重新充滿了生機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