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百年來河流經濟帶來的繁榮（下）
二、文化更加多元與多樣
乾嘉以來至20世紀80年代，鄱陽文化呈現出更加多元與多樣。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麵看，一是民風民俗有了改變；二是是文化娛樂豐富多彩；三是飲食文化趨向多元。這時候的水文化，在創新中有了更大發展。
先說風俗，西俗東漸。從清後期起，洋貨的傳入，洋教的宣傳，商貿交流的擴大，傳播渠道的快捷，以及洋務運動等，使西方生活方式逐漸地走進了千家萬戶，人們從鞋帽衣襪到食住及出行，都不斷發生變化。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五四運動對封建餘孽發動了衝鋒，賽先生和德先生，也就是科學與民主，開始走進人們的生活，不少陳規陋習受到衝擊，並且逐漸被新的良風優俗所取代。尤其是新中國建立後，人民當家作主，新的時代、新的生活，使我們的文化觀念、生存方式，都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得到創新發展。
這兩百多年中，大眾文化由成形到成熟，使鄱陽顯得更加多姿多彩。以娛樂文化為例，比方說近幾年來，人們津津樂道鄱陽傳統的湖文化，其中包括饒河調、漁歌、漁鼓、大鼓書、提線木偶等等。如果我們認真去尋找，這些文化表演形式的足跡，就會發現這些文化娛樂形式，有的起始於這兩百多年間，有的是在這兩百多年間，得到創新發展，才延續到今天的。
先說說漁鼓、大鼓書。漁鼓原叫道情，我們俗話叫打道情筒。何謂道情，道情是道家以道教樂曲、道教故事，進行出世宣傳的文娛表演形式。鄱陽為什麼叫漁鼓呢？因為道情是以空竹筒，蒙上豬或羊皮作護心皮，手打能發出響聲，並以此為主要樂器。另外，配以3尺米長的竹片，有的加銅片，俗稱二下響或三下響，進行演唱的。後來近水的地區，以河豚皮作為竹筒的護心皮，所以才叫漁鼓，流傳在鄱陽地區就叫鄱陽漁鼓。這種說唱形式如果溯源，可以上追至唐高宗時期，到宋朝隨著道教的發展，逐漸走遍全國。憑什麼說鄱陽漁鼓，在近兩百多年來才得到較大的發展。據鄭振鐸先生《中國俗文學史》引清吳江即江蘇蘇州人，《泗溪道情》作者徐大椿的《自序》說：“到清代，‘僅存時俗所唱［耍孩兒］、［清江引］數曲”。由於道情的單調，這種演唱開鄉式，瀕於消亡。是故鄭振鐸先生結論說：“而幀、徐大椿、金農諸家卻起而複活了這個體裁。或創新曲，或循舊調。”這裏的幀即鄭板橋和金農，是乾隆期間江南地區揚州八怪的成員。鄭板橋的十首道情詞，傳唱最廣。在他的影響下，寫道情一時成了文人的時髦。徐大椿是音樂家，創作了很多曲調。鄱陽是江西贛東北的通衢大都，對文化的接受最為敏感，漁鼓由俚俗到高雅，自然離不開文人涉足，於是漸漸地進入城鄉大眾的生活。
大鼓書。說到大教書，45歲以上的鄱陽鎮人，便會想到那位外號叫“牛子”的，說鼓書盲藝人——周潤生。大鼓書本稱鼓詞，鼓詞和彈詞都自宋朝起，由變文發展而成的。鼓詞流行於北方，彈詞流行於南方，都屬於講演文學。鄱陽的大鼓書，是這樣形成和發展的：鹹豐末年，有安徽淮南流浪藝人張嵩山，隻身到景德鎮試著設場說書，很快受到瓷業工人歡迎，於是他結束了流浪生活並正式開場。張嵩山的表演，深深打動了聽眾，一位叫吳名樓的癡情後生，居然纏著要學，張收了吳名樓為徒。後來，吳先後又收了景德鎮人陳明初、鄱陽團林徐家人徐天福、景德鎮人夏巧亭為徒。三個人不但繼承了師傅的衣缽，而且大有建樹。混號“賤狗”的陳明初，被坊間譽作為“狀元”；混名“大毛”的徐天福，譽作為“榜眼”；混名“大頭”的夏巧亭，譽作為“探花”。三人業成後，除徐天福回鄱陽設場外，其餘二人分別到九江、都昌、樂平流動賣藝。而鄱陽的大鼓書受大毛的影響，發展迅速，周天潤就是大毛的徒弟。抗日戰爭時，鄱陽憑鄱陽湖的天塹，較淪陷區要安全和平靜得多。於是，因戰事滯留在鄱陽的各路商船、客賈，便以“聽傳子”來打發時光。設場最多時，有大小書場八、九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