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的“施樂”顯然根本不同於一般外國人對中國文化的獵奇態度，他把異質的文化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也把自己放在和中國人對等的地位上。由此，他才會同中國人民的喜怒哀樂息息相通，對中國懷有的感情與日俱增。1932年，他在《中國洪水末記》一文中寫道：“我已經在中國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對它懷著一種熱愛之情，同時也深深地為它悲哀。我在這裏看到了如此深重的災難與苦痛，它們沉重地觸動了我的內心深處，使我難過已極，無法控製。在我看來，中國人民的品德是如此美好，性格是如此堅強，我們應盡一切所能來恢複他們對生活的希望與信心。”誰都不會懷疑，那是他的真情表白。
偉大的嚐試
斯諾這種深厚的感情絕非通常的悲戚或憐憫。相反，隨著他的不斷探索和認識的深化，他已經能從黑暗中略約窺見未來的一線光明，從紛亂如麻的社會現象中預感到某種曆史的前景，觀察到了爭取鬥爭勝利的前程。1936年在英國出版的《活的中國》一書，就是一個重要的標誌。這本書的編輯問世，表明他已經由中國社會的表層深入到文化思想領域進行探討。這種探討使他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了，也表明舊中國黑暗醜惡的現實並沒有使他喪失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信心。
《活的中國》從編輯到出版，是斯諾與中國五四以來影響深遠的新文化運動，與運動中湧現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積極溝通，也是中美兩國文學和文化交流史燦爛的一頁，它凝聚著以斯諾為一方、以魯迅為另一方，所代表的中美文化在新形勢下互相加深了解的偉大心願。
《活的中國》是斯諾編譯的一本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集。作為新聞記者的他為什麼要編譯現代中國短篇小說呢？原來，斯諾在深入探索中國社會的過程中，很想了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現狀，了解他們在作品中如何反映現實生活的。但令他困惑的是直至1931年，都未找到這類文學書籍的英譯本。他發現，1917年文學革命以來的“白話文學”尤其不為外國人重視，即使被譯成英文，也隻是一鱗半爪。有鑒於此，加上自五四文學革命後中國文學創作的主要成就集中在短篇小說的領域，斯諾決定親自動手編譯一本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
由於魯迅是公認的“白話大師”，作為小說家深負盛名，當時又是中國左翼作家和藝術家的精神領袖，斯諾打算先翻譯魯迅的代表作《阿Q正傳》及《呐喊》中的其他篇目，然後再選擇新文學運動以來其他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優秀短篇作品。斯諾的這一編譯計劃，得到了魯迅的熱情支持和大力協作。為使斯諾深刻了解《阿Q正傳》等作品的寫作背景和創作意圖，魯迅曾與斯諾進行多次的交談，正因為有了深切的感受並掌握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斯諾才寫出了《魯迅——白話大師》這樣評價魯迅的生平思想與作品的出色的文章，並在文章中對阿Q這個典型作了鞭辟入裏的深刻分析。魯迅也應斯諾之邀，特意於1932年3月22日為編譯中的選集寫了《英譯本＜短篇小說集＞自序》，並懷著喜悅和謙遜的心情說：“自己的短篇小說至今終於沒有消滅，還會譯成英文，和新大陸的讀者相見，這是我先前所夢想不到的。”魯迅還為這本“選集”的編譯，主動配合做了許多工作。他還對斯諾撰寫的《魯迅評傳》中涉及到的史實和看法提出了十多條具體的意見，供斯諾修改時參考。
斯諾沒有辜負魯迅付出的精力和心血。為保證譯文的質量，請了位合作者姚克，以崇敬的心情、嚴肅的態度，積極認真地對待作品的編譯工作。雖因種種原因，所譯魯迅作品最終未能按原計劃出版，但數年以後，卻以另一種形式輯入《活的中國——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選》一書內，於1936年秋天在英國倫敦由喬治·G·哈拉普公司出版。此書除魯迅小說外（《阿Q正傳》可能因翻譯有困難未收入），還選錄了中國其他現代作家的小說。斯諾撰寫了“編者序言”，書末另有兩個附錄：即《中國現代文學運動》和“參考書目”。
斯諾為編譯中國現代小說選集，前後持續了約五年時間，耗費了許多精力，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他在“編者序言”中坦率地說：“倘若事先能夠充分地估計到編譯這個集子需要嘔這麼大的心血，耗費這麼大的精力的話，我絕不敢‘貿然’進行的。請讀者們相信，我寧願自己寫三本書也絕不願再煞費苦心搞這麼一個集子。”但書最終還是問世了，可見斯諾對五四新文學是如何重視與關心。
無疑，這本具有代表性的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英譯本的出版有著開創性的意義。斯諾希望西方世界廣大讀者通過閱覽此書，“至少可以了解到這個居住著五分之一人類的幅員遼闊的國家，經過幾千年漫長曆史進程而達到一個嶄新文化時期的人們，具有怎樣簇新而真實的思想感情”，“猶如以巨眼俯瞰它的平原河流，峻嶺幽穀，可以看到活的中國的心髒和頭腦，偶爾甚至能夠窺見它的靈魂。”而所謂“活的中國”的“靈魂”，也就是“正在改造著中國人民思想的那種精神、物質和文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