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書改變了世界。這既是斯諾始料未及的，又是他有所預見的，因為真正決定人心向背的，是人類向往民主自由的根本理想。斯諾充分認識到，“世界上沒有力量能夠在亞洲恢複以前的農奴製度，也不能夠在地球表麵抹去亞洲和半亞洲國家人民群眾所應用的民主政體”，“中國已有成千上萬的青年為了民主社會思想捐軀犧牲，這種思想或這種思想背後的動力，都是不容摧毀的”，而且它“必然會把目前奴役東方世界的帝國主義的最後野蠻暴政投入曆史的深淵”。斯諾高度讚美紅星照耀的那一片國度，就因為在這裏看到了中國曆史發展的主流和方向。
在陝北蘇區的四個月，是斯諾印象深刻的一段日子。他在自傳《複始之旅》中回憶說，當時一方麵在國統區生活期間“所看到和感到的貧困、無知、汙穢、殘酷、冷漠和混亂此時此刻還塞在我的腦海中”，另一方麵在紅色根據地，“與我所熟知的白種人‘當政’寡頭形成對照，與我所熟悉的一小撮貪婪的占有集團形成對照，中國共產黨人是誠實、正直、無私的人，他們隨時準備為自己的理想而犧牲，他們珍視這個理想勝於珍視個人的生存”。共產黨當時無與倫比的向心力和吸引力，不就是這樣一種偉大而崇高的理想主義嗎？
斯諾在延安還麵對麵采訪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賀龍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和紅軍將領，結下了或淺或深的交情。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毛澤東。這位農民的兒子，從未留洋考察或學習過的馬克思主義者，未來共和國的奠基者，及以後那場舉世聞名的“文化大革命”的倡導者，也希望向世界介紹自己。他在繁忙的政務和黨務中抽出身來，一連十幾個夜晚向斯諾細述自己的身世。通過斯諾發自窯洞的報導，世界從此知道了毛澤東和他的一班助手；四十年後，還是通過和斯諾在天安門城樓的談話，毛澤東恢複了因“文革”和世界中斷的聯係。
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裏對毛澤東作了一番這樣的介紹和評價：
首先，切莫以為毛澤東可能是中國的“救星”，這完全是胡說八道。任何單獨一個人都做不了中國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認，你覺得他的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這並不是什麼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存在的根本活力。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饑餓受剝削，不認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於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作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假使他們的這些要求以及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可以複蘇中國的動力，那麼，在這個極其富有曆史性的意義上，毛澤東也許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
當時對長征途中才建立起領袖地位的毛澤東的個人情況，外界十分隔膜，因此流傳著有關他的各種各樣的奇談怪論，什麼“無知的農民”，什麼“半死的肺病患者”，什麼“發瘋的狂熱分子”，不一而足。然而，斯諾卻發現毛澤東有著淵博精深的學識，不僅精通中國文化，而且學貫中西，對哲學、世界曆史、世界政治、歐洲社會，不是作過“深入研究”，就是“驚人的熟悉”，或有“實際的了解”。毛澤東對30年代國際政壇的風雲人物，如英國工黨首相麥克唐納、美國總統羅斯福、法西斯首領墨索裏尼和希特勒、印度獨立運動領袖甘地和尼赫魯，也都相當熟識，或表示敬意，或表示蔑視。他讀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也讀古希臘哲學家和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盧梭等西方思想家。他精通軍事謀略，可以稱得上是“頗具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然而，斯諾印象中最準確地把握，是關於毛澤東同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民眾的精神紐帶。沒有人比毛澤東更了解他們，更擅長綜合、表達和了解他們的意願。這將深刻地製約著以後數十年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包括其成功和曲折。
斯諾獨具慧眼地敏感到，毛澤東絕對不僅僅是一個單獨的個人，無論作為個人他是何等的優秀，更重要的是他代表著一個有千百萬人參與其中的偉大運動，代表著這千百萬人的曆史、傳統、意誌和創造的衝動。對毛澤東的采訪給他留下了曆久難忘的一段記憶：
毛澤東的敘述，已經開始脫離“個人曆史”的範疇，有點不著痕跡地升華為一個偉大運動的事業了，雖然他在這個運動中處於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為個人的存在。所敘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們”了；不再是毛澤東，而是紅軍了；不再是個人經曆的主觀印象，而是一個關心人類集體命運的盛衰的旁觀者的客觀史料記載了。
同樣，斯諾在報導紅星照耀下的這片國度時，他的精神和靈魂也在不知不覺間經曆了一次洗禮和升華。他不僅僅是一名成功的新聞記者，中國革命事業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左翼進步人士的熱誠朋友，而且已經彌散、擴大、上升為一種浩蕩的真摯的心願，“真正關心中美之間的相互了解”，希望美國了解“活的中國”，也讓中國懂得美國，懂得更全麵。作為個人，他發揮了自己的作用和價值，今天歲月的流蝕或許已淡化了他的存在，而作為來自太平洋彼岸的另一文化另一民族的偉大而真摯的相互了解的心願，自從發端以後，就一直在繼續蓬勃發展，並且聲勢日益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