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訪華時，正值中國抗戰處於最嚴峻的時刻。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了中國大半壁江山，蔣介石消極抗日，卻又一手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妄圖挑起內戰，消滅共產黨；而國際上，日本、德國和意大利結成了法西斯同盟，加緊軍事行動，陰謀征服全世界；作為經濟和軍事大國的美國，一方麵想避免與日本公開對抗，一方麵擔心其在太平洋地區的擴張，仍在猶豫觀望，還沒有正式參戰；蘇聯則唯恐受到德國和日本的兩麵夾擊，為了緩和東部邊境的壓力，與日本簽定了中立條約；而日本也正想兵下東南亞以奪取石油等戰略物資，但這恰恰又是英美在東南亞的利益所在；日本要南進，必須征服中國，然而它無力一下子去做到這一點。當然要美國援助中國，蔣介石也很想得到美國的援助，美國希望中國把日本拖住以推遲日本進犯東南亞的時間；為此，中美雙方都相應采取了一些措施，增強了交流，如蔣介石任命著名的留美學者胡適為駐美大使，羅斯福總統和國務卿赫爾也對美國新任駐華大使麵授機宜。美國一些朝野人士，如羅斯福總統的私人代表克裏、他的兒子詹姆斯、《時代》和《生活》雜誌總編輯魯斯、小說家考德威爾、女作家布科萊德等，也紛紛來華訪問。但在對公眾輿論的影響力上，他們都比不上兼著名小說家和著名記者於一身的海明威。
在海明威之前，如上文所述，斯諾、斯特朗和史沫特萊從左翼的角度，較多地反映了紅色中國，即共產黨領導下的蘇區的情況，在英美和西方各國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海明威對此也是加以肯定的。他說，因為斯諾和史沫特萊等人已經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作了十分精彩的報道，所以他這次隻到國民黨正規軍的前線去采訪。海明威雖然沒有親赴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前線采訪，但顯然對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還是有所了解的，他非常讚賞他們英勇抗日的精神。他在訪華回國後回答《午報》主編英格索爾的采訪時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都強調指出：中國軍隊有三百個師，其中有三個師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這三個師防守的地區是極其重要的，而且他們進行了十分出色的戰鬥。
海明威提供的簡明的全景式報導，既補充了更全麵的東西，也體現了如實、客觀的態度。如對蔣介石的報導沒有簡單地醜化，相反從多方麵說明他還是想抗日的，其中轉述了蔣介石對蘇日條約的反應：“這個條約對於中國進行民族抗戰沒有絲毫影響。我們開始時是孤軍作戰的。如果有必要，我們將以同樣的方法戰鬥到底。其他國家對我們友好不友好，都可以，對我們沒有影響。我們一定要繼續戰鬥，直到勝利。”對此，海明威判斷說：“蔣委員長想打敗日本。不必有人為此去勸說他或催促他。隻要他活著，隻要他看到人力可能繼續打仗，那就不會有媾和。隻要能給予他適當的援助，並且交通暢通無阻，物資源源不斷運進來，他就會把抗戰進行下去。”他在《中國加緊修建機場》的報導中尤其提到蔣介石對機場建設的關心，當蔣介石問起波音飛機的重量後，第二天機場建設就開始了。可見，蔣介石的抗戰是有決心的，隻不過處在重慶親日派的壓力之下，經常動搖而已。但同時海明威又尖銳地指出：蔣介石雖然沒有放棄打敗日本的目標，但在他心裏也絕沒有放棄另一個目標——消滅共產黨。這正是海明威看問題的全麵之處。因而海明威對美國政府呼籲：促使中國一切派別聯合起來抵抗日本，並通知蔣介石，美國對支持中國打內戰不感興趣。他的觀點很明確：“任何想煽動中國內戰的人或對援華散布謠言的人，隻能上了日本的鬼圈套。”
鑒於維護反法西斯陣營的團結的需要，海明威沒有在報導中公開地過多涉及國共兩黨的關係。他在返回美國後，才在給他在財政部任職的朋友摩爾根寫的一封信中，非常透徹地分析了國共兩黨的關係問題。這封信中談了他曆時三個月的遠東之行的研究心得，更全麵地反映了他對當時中國一係列問題的真實看法。對於國共兩黨的緊張關係，海明威認為雙方的分歧是回避不了的，而且一時也找不到永久解決的辦法。蔣介石剿共十年之久，西安事變後在共產黨的影響下才轉向抗日，但是蔣介石和國民黨人仍然把共產黨看成是中國的“心腹大患”，而日本侵略則僅僅是“搔癢之疾”。他們真正害怕的是共產黨，而不是日本侵略軍。國共矛盾也有緩和的症狀，如蔣介石允許共產黨代表駐在重慶，作為證明國共合作抗日的窗口。但這隻是做做樣子，因為國民黨經常派人監視共產黨代表的活動，同時在它的統治區大肆搜捕地下共產黨人，像日本在其占領區一樣。大學裏的進步人士、自由派的師生，甚至傾向左派的上層人士也常常遭到國民黨無端的懷疑和嚴密的監視。任何地方都不允許對國民黨有一點輕微的批評，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海明威說，他強烈地感到一種害怕被密探告密的恐怖氣氛，即使在校園舉行的茶會上，如果誰想跟你講幾句對國民黨的批評，哪怕最輕微的，都要小心翼翼地離開茶會，走到沒人的曠野裏，才敢跟你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