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梭羅本人來說，闖入林莽、拓荒建屋，令他興奮激動，和大自然的複蘇相一致，久已僵硬的心靈和四肢得以自由舒展了。林語堂和其他中國學者都喜歡把梭羅這一舉動和中國古代高士的隱居相類比。但當時大多數美國同胞隻覺得大惑不解：為什麼這個年輕人和別人不同，離開繁華的市鎮，鑽進荒莽的林子裏，甘願一個人獨身幽居，至多能見著個把漁民或樵夫呢？
最理解梭羅的是愛默生，他發表看法說：
在這時候他是一個強壯健康的青年，剛從大學裏出來，他所有的友伴都在選擇他們的職業，或是急於要開始執行某種報酬豐厚的職務，當然他也不免要想到這同一個問題；他這種能夠抗拒一切通常的道路，保存他孤獨的自由的決心，實在是難得的——這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辜負他的家庭與朋友們對他的天然的期望：惟其因為他完全正直，他要自己絕對自主，也要每一個人都絕對自主，所以他的處境隻有更艱難。但是梭羅從來沒有躊躇。他是一個天生的倡異議者。他不肯為了任何狹窄的技藝或是職業而放棄他在學問與行動上的大誌。他的目標是一種更廣博的使命，一種藝術，能使我們好好地生活。如果他蔑視而且公然反抗別人的意見，那隻是因為他一心一意要使他的行為與他自己的信仰協調。
梭羅這個看似平平常常，多少還有點莽撞的舉動，其實隱含著大決心大勇氣。他不像一般青年學生，急於踏上求職謀生的道路。他不顧家人和朋友的期待，自主地選擇了自己的方向，需要付出代價，也需要意誌力。但他的孤獨離群，也並非厭棄人生或逃避人生。如果真的這樣，那就可能因心理閉鎖，甚或怯懦，不會有什麼積極意義。不，他是為著實現一個更廣博的誌向，探究一種更藝術的生活。他相信，“人類無疑是有能力來有意識地提高他自己的生命的”。這其實就是他最根本的信念。他告訴我們：“我到林中去，因為我希望謹慎地生活，隻麵對生活的基本事實，看看我是否學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東西，免得到了臨死的時候，才發現我根本就沒有生活過。”
“生活得詩意而神聖”——梭羅的生活主張，概括在《瓦爾登湖》這樣一句格言中。他看得很清楚，大多數人在過著卑微而虛妄的生活。“卑微”是說人生在無數瑣碎中消耗掉了，而“虛妄”指的是人們對生活的底蘊、內涵和目的尚缺乏自覺的情況下，就斷定自己的生活屬於上帝。認為人生的主要目標是“歸榮耀於神，並永遠從神那裏得到喜悅”，認為這就是生活的神聖意義所在，這其實是盲目而被動地接受了教會的說教，乃是一種“輕率的判斷”，而非神聖的真諦。同愛默生一樣，他也反對那種盲目的信仰。他指出：“當我們用教義問答的方式，思考著什麼是人生的宗旨，什麼是生活真正的必需品和資料時，仿佛大家曾經過審慎從事而選擇了這一種共同的生活方式，再不需要任何別的生活方式似的。其實人們也明白，舍此之外別無可以挑選的途徑。”為此，在他眼前展現了一幅令人悲哀的畫圖：“人類在過著靜靜的絕望的生活。所謂聽天由命，正是肯定的絕望。你從絕望的城市走到絕望的村莊，以那種水貂和賡鼠式的勇氣來安慰自己。甚至在人類的所謂遊戲與消遣底下，都隱藏著一種凝固的、不知又不覺得絕望。”
然而，作為真正的勇者，梭羅決心打破這四處彌漫的凝固而無聲的絕望。他說：“清醒健康的人都知道，太陽終古常新。拋棄我們的偏見，是永遠不會來不及的。”至關重要的，是需要在生活中學習生活，弄明白生活的意義到底何在，生命的精髓到底何在。《瓦爾登湖》臨結束時引用的孔子的一句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顯然是對他決心和勇氣的有力鼓舞。
通過梭羅在瓦爾登湖畔的實踐，標誌著超驗主義從一個主張成熟為一個示範，獨立的精神足以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看來，梭羅扛著斧子向瓦爾登湖森林邁出的這一步，不是簡簡單單的一步。
然而，出乎許多人的期待和意料，梭羅隻在瓦爾登湖畔生活了兩年又兩個月，就重新回到了康科德鎮。因為這一點，被後人譽為瓦爾登湖隱士的梭羅，招來了相當多的詬病。人們責備說，梭羅並沒有在瓦爾登湖堅持一輩子，那算什麼隱居？有人甚至考證出，即使在小木屋的兩年多時間裏，梭羅也常回到鎮上和家人、朋友團聚。時至今日，處在非英雄化的現代，普遍傾向於把曆史人物拉下神壇來，頓時梭羅和瓦爾登湖也失去了往日聖潔的光環。從我們的文化觀點來看，很可能梭羅就成了《儒林外史》裏的假名士了。
無論將梭羅當成出汙泥而不染的高逸之士來崇拜，還是指責他欺世盜名，其實都是冤屈的。梭羅本人在《瓦爾登湖》中，說得相當清楚：“我不希望度過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這樣的可愛；我卻也不願意去修行過隱逸的生活，除非是萬不得已。我要生活得深深地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以便根除一切非生活的東西。”所以，要是認為梭羅接受了中國文化的影響，一心一意要做古代隱逸山林的高士，那就實在失之毫厘而差之千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