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羅的意見促使我們進而思考一係列的問題：文明的本質到底是什麼？文明與人的生命的關係應該怎樣擺？衡量人類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是否隻有社會財富和個人財富的積聚程度這一個標準？用不斷增長的高消費的需求，來刺激生產的擴大和商業的繁榮，是否就是人類社會唯一的發展之路？人類在自己居住的星球上不停地創造新的事物、新的景觀，同時也在不停地損耗和破壞地球上的資源與生態，這樣一種惡性循環究竟應該中止還是讓它繼續？確實，人類業已按以上模式生存和繁殖了數千年之久，造成了強大的慣性，就像一個越滾越大的雪球，勢不可擋地以加速度朝山坡下跌落，但難道我們就無法明智地止步，選擇另一條生存之路？
這裏涉及的，不再是生活得簡樸或奢華的簡單事，而是涉及人類生存的根本方式的大問題。梭羅提倡，要過一種愛智慧的生活。他說：“要這樣地愛智慧，從而按照智慧的指示，過著一種簡單、獨立、大度、信任的生活。”“愛智慧”，在古希臘原典中是“哲學”的意思，意味著要做一個哲人，但哲人不限於從事哲學研究的專家。梭羅指出了一個基本事實：“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窮人更加簡單和樸素。中國、印度、波斯和希臘的古哲學家都是一個類型的人物，外表生活再窮沒有，而內心生活再富不過。近代那些改革家，各民族的救星，也都如此。唯有站在我們所謂的甘貧樂苦這有利地位上，才能成為大公無私的聰明的觀察者。”的確，從來不曾有過一個貪欲無度的掌權人物，會把民眾的疾苦置於自己的享樂之上，而那些真正獻身人民幸福的領袖，他們的物質生活從來就是簡樸的。
說到底，經濟的原則，並不來自商人的錙銖必較，而是對症下藥的療救，因為悲劇在於，盡管文明在不斷進步，“我們依然生活得像螞蟻一樣卑微”，“實際上全是些表麵的、甚至浮淺的事務，它是這樣一種不易運行的長得臃腫龐大的機構，壅塞著家具，掉進自己設置的陷阱，給奢侈和揮霍毀壞盡了”。對此，“唯一的醫療方法是一種嚴峻的經濟學，一種嚴峻得更甚於斯巴達人的簡單的生活，並提高生活的目標”。
因此梭羅再三強調：“簡單化！簡單化！簡單化！”在《瓦爾登湖》的“結束語”中，梭羅再次告訴大家：“至少我是從實驗中了解到這一點：一個人若能自信地向他夢想的方向行進，努力經營他所向往的生活，他是可以獲得通常還意想不到的成功的。他將要超過一條看不見的界線，他將要把一些事物拋在後麵；新的、更廣大的、更自由的規律將要開始圍繞著他，並且在他的內心裏建立起來；或者舊有的規律將要擴大，並在更自由的意義裏得到有利於他的新的闡釋，他將要得到許可，生活在事物的更高級的秩序中。”很清楚，經濟的原則是為了在發展中開創一個更合理的生活方式，而不像安貧樂道是一種固守——固守那貧困的生存，固守那“天不變、道亦不變”的仁義。
道德浩典和行動綱領
開創新的更高級的生活既需要勇敢的實踐，也需要謙遜的學習。梭羅認為，從學校開始，就應該教育學生們自始至終熱忱地投入生活，從生活中學會生活的藝術。梭羅本人，在瓦爾登湖畔進行實踐和試驗的同時，也非常注重兼收並蓄地鑽研和吸收一切深刻的智慧。他打破了東西方的隔閡和界限，除了波斯、印度、阿拉伯的寓言、格言和傳說，和古希臘與中世紀的哲理和詩文，中國的《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儒學古代文獻，也是讓他獲得重要啟迪和教益的寶貴典籍。
《瓦爾登湖》充分反映了梭羅對中國古典的學習和理解的情況，先後十次引用了有關的語錄，大體上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為他開創理想中的合理的新生活的實驗提供依據。他摘引了《論語·為政》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和《大學·盤銘》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來佐證他所揭示的人們對自己的平庸生活茫無所知，而隻有了解並正視這點才算掌握了真理，並應該進而不斷地經常努力開創新的事物，以便向著理想的生活方式前進的觀點。這方麵他顯然作了發揮，因為原文的意思，前者是談學習知識應有的實事求是的態度的，後者則涉及政治措施的革故鼎新。但在精神實質上是共通的。
第二類，借以指代超驗主義哲學信奉的“超靈”，即那個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另一個基於人的靈魂的“上帝”。它就是創造一切事物的主宰，所以梭羅稱之為“大匠”，而借用《中庸·鬼神》的“鬼神之為德”來表征它，盛讚它“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並認為由於“超靈”的關係，人們不妨離群索居，而與思想為伴，理由就是“德不孤，必有鄰”（《論語·裏仁》）。《中庸》一書已經是孔門後學的著述，所以上引一段話基於加強宗族紐帶的需要而對鬼神采取了接納的態度，從歸宗祭祖的角度體現了“天人合一”。應當說，梭羅以“鬼神之為德”，而不是如愛默生以“一以貫之”來對應“超靈”，更好地體現了“超靈”同樣具有的人神契合的特征，那種“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狀態，也頗符合“超靈”的神秘性。不過孔門後學提出“鬼神之為德”，旨在強化宗族紐帶，梭羅則是為了突出個人對社會的獨立性。由於察有了“超靈”之“德”，他當即就在反問：“為什麼我們不能夠有一會兒離開我們充滿了是非的社會？”二者的根本目的是大相徑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