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交流永遠不可能是單向度的，即隻呈現出從一方到另一方的輸出，相反在交往過程中，互相濡染，不知不覺間就感受和吸收了對方的因素與特征，而且還往還反複，疊加不已。與其說那是從一個渠道到另一個渠道的流向，不如說是在廣闊的水域裏的回流激蕩。即使是在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之間，情況也一樣。
談到美國作家和中國文化的關係，應該說並無例外。不僅美國作家從中國文化的寶庫裏獲得了必要的滋養，他們也在不經意間把影響帶給了中國。在這裏，自以為是文化輸出國而洋洋自得，或者因接受了對方的東西而愧疚自慚，都沒有必要。曆史的現象就是這樣。其實，稍微深入具體地研究就會告訴我們，交流過程中的作用和反作用比任何事物都要複雜。
一個不容回避的根本事實是，美國作家欣賞和接受的中國文化，更多是其古典的部分。它們經過時間長河的汰洗，淘盡了表麵的浮沙，隻剩下內裏的精粹，閃耀著雅致、古奧的光澤。它們是定了型的瑰寶和珍品。相比之下，時正在成長、發展、變化中的中國近現代的文化，對正在經曆轉型期的文化裂變現象，他們就缺乏崇敬和讚佩的態度，至少是不那麼感興趣。這一是因為動蕩狀態的文化現象不好把握，二是因為這一裂變和動蕩本身就是外來的西方文化因素的摻入引起的，有許多他們熟悉和甚至不以為然的成分。但反過來，恰恰通過了美國作家文學創作的媒介，中國文化得以用西方文化為參照，加深了對自身的演變軌跡的體認。與此同時，仍然有一些和中國關係密切、身份也顯得特殊的美國作家，關注著中國在擺脫落後和愚昧的過程中，不同文化融會的巨潮對人類命運的衝擊。
1.蘆笛悠揚：惠特曼、奧登在中國新詩界
美國作家也許意識不到，當他們從中國的審美文化中吸收著藝術的滋養的同時，他們的想象的結晶也向中國的作家和詩人展示了自己的魅力，散發出別樣的光華。蘆笛穿越遠洋，飄落在東方的土地上。五四時期中國的新詩運動同樣波瀾壯闊，大洋彼岸的詩歌革命聽來無疑是親切的諧振和交響。不止一個人曾攻擊五四的白話新詩是對美國新詩歌的照搬和模仿。排除其中的惡意成分，這說法確實反映了實際的情況。像新詩的重要倡導者之一胡適，就是在美國留過學，並和意象派詩歌有所接觸的。對白手起家的白話詩歌來說，以意象派為代表的美國新詩歌不啻是有用的借鑒和榜樣。
然而，從五四時期直至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對中國新詩運動的發展影響最持久的，要數19世紀的大詩人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也正因為此，他的名字我們很熟悉。而關係最微妙的，則是20世紀的大詩人奧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
特殊的情緣
惠特曼和奧登和中國都有一段特別的情分。惠特曼作為“美國詩歌之父”和19世紀最偉大的詩人，和愛默生的超驗主義俱樂部關係密切，在剛踏上詩歌之路時曾得到愛默生的熱烈支持。1855年，惠特曼的詩集《草葉集》第一版問世，遭受到普遍的冷遇，是愛默生獨具慧眼，寫信給詩人表示支持。惠特曼也受到愛默生等人的影響，對東方和中國文化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和憧憬。他雖沒到過中國，卻對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滿懷著尊崇的心情。中國在他的心目中，是同印度一樣的東方文化的傑出代表。在《草葉集》中，中國的江河山嶽、古廟皇宮、都市百姓以及孔夫子的名字都曾出現其間。
惠特曼也對中國人民抱有好感，他和訪美的英國作家愛德華·卡彭特談到中國人時，曾說：“我猜想他們跟德國人相像，隻是更有教養。我心目中的德國人是樸素的、真實的、熱情的……中國人也有這些優良品質，此外還有德國所缺乏的某種機敏文雅的品德。”當他見到一本關於中國的著作時便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因為“這是關於東方那個奇妙世界的”，為此他整整一個星期沉浸在那本書中，特別是關於中國詩歌的部分。
惠特曼是民主主義的真誠歌手，具有“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寬廣胸懷和宏大情操，他在《自我之歌》中寫下了這樣的詩行——於是我知道上帝的手是我自己的保證，於是我知道上帝的靈是我自己的兄弟，於是天下的男人也都是我的兄弟，而女人則是我的姐妹和情人……
因而惠特曼心目中不可能有東西方的隔膜和鴻溝，他對東方世界，尤其中國人民表現出思慕和熱愛的情感是很自然而然的。饒有意味的是在惠特曼葬禮上，朋友們朗讀了孔夫子的語錄為他送行，這至少可以證明，惠特曼生前對中國古典文化的鍾愛。
奧登的名字，比起惠特曼來，對許多人都顯得陌生。他原來出生於英國，1946年加人美國籍，具有雙重的文化國籍。他被認為是繼龐德、葉芝和T.S.艾略特以後最重要的英語詩人。20世紀30年代他在英國成名，成為英國新詩歌的代表，與劉易斯、斯彭德、麥克尼斯等牛津年輕詩人合稱“奧這一代”。當時他思想“左”傾，信奉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並參加過西班牙反法西斯內戰。1938年，奧登和衣修伍德作為記者，訪問過抗戰中的中國，到過武漢等地，兩人並合著了《戰地行》一書。其中他寫的《戰爭時期》十四行組詩，表現了對中國抗戰事業的理解和同情。但從1939年起，他就離開了批判現代工業社會及其政治製度的立場而轉為右傾，走上了向宗教阪依的路。總的來說，奧登對20世紀40年代中國詩壇的影響，要大大超出他對中國的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