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蓮》仍以第一人稱的手法，講述女主人公在中國的遭遇。故事從白蓮已成為非暴力民權組織的成員，並麵對赤貧省份的頑固官員開展靜坐鬥爭的那一刻開始倒敘。她曾被轉輾倒賣，從北京到河南，到城鎮到鄉村，更換了幾個主人，逐漸學會了用黃種人的目光和標準來看待白種人，明白了白奴的法則就是：“不管你在黃種人麵前多麼恐懼，也不管多麼憤怒，多麼高興，控製住你的麵部表情和四肢；要顯得毫無感情；讓你的臉一無所動，就像畫在弓弧上的人物圖案。”經過幾年的叛亂和鬥爭，奴隸製取消了。白蓮和情人洛克來到湖南的一個小村子開始了新生活，但實際生活狀況和美國南部的黑人相差無幾。然後他們隨著解放白奴向工業化城市移民的浪潮來到上海。白蓮進人絲廠工作，以她的女性魅力吸引了黃種人中的自由主義者，並和其中一人墜入愛河。覺醒了的解放白奴和自由主義黃種人共同組織起了非暴力的抵抗運動，並把它從上海這樣的工業中心推廣到邊遠省份。小說以白蓮真誠相信不同種族之間應展開對話而告終。
很清楚，白蓮的經曆實際濃縮了美國黑人長時期的苦難和鬥爭，隻不過被倒置於白種人身上。作者的這一想象令人聯想到斯威夫特《格列弗遊記》關於慧馴國的描寫。在慧馴國中，現實生活中的一切也被顛倒了過來。馬成了地球的主人，而人類倒成了馬豢養的家畜，徹底暴露出他們的劣根性。《白蓮》同樣是個尖刻的冷嘲，試圖運用藝術的力量，促使廣大的白人讀者設身處地感受一下當奴隸的滋味。遙遠的中國在小說中隻是個虛擬的背景，雖然有赫西童年的回憶和采訪的印象在內，但不可能將它看作真實的圖景。
事隔20年後，《召喚：一個美國傳教士在中國》（1985）才在曆史維度上較為真實地表現了中國主題。這是一部兼有傳記性和文獻性的小說。從赫西的家庭背景來看，人們很容易將這部描寫美國傳教士生涯的小說當成他父親的傳記。小說也明白無誤地題獻給作者之父洛斯庫·赫西，卷首還摘錄了魏文帝曹巫的《悼父詩》：“長吟永歎，懷我聖考；日仁者壽，的不是保？”所以上述看法不無道理。但據小說後記的交代，創作時也糅合了其他五名來華傳教士的事跡，因而主人公大衛·特裏達普更多是虛構性質的人物，不完全是作者生父的化身（小說另有一個叫洛斯庫·赫西的人物，不過基本見不到他的身影）。同時書中也提到了眾多真實的曆史人物，從慈禧、袁世凱、康有為、梁啟超，到陳獨秀、胡適、毛澤東、周恩來。作者利用了許多檔案文獻，包括有關人士的日記、書信、報告等，它們分別收藏於基督教青年會的曆史圖書館、哈佛的休頓圖書館和耶魯神學院和紐約市的國際鄉村重建學院，還參考了有關題材的著作。
美國基督教青年會在中國的傳教活動，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複雜而敏感的大事件。它始於清末，延續到解放初期，是兩國關係的一個重要方麵。但由於鴉片戰爭後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宗教上的不同信仰，從一開始中國人就對它是抵觸的，並激發了公開的衝突，一部近代史，大大小小的“教案”不斷。隨著民主革命的進程，我們在政治上采取了鮮明的反帝和反美的立場，而且這時確也有人披著宗教的外衣進行與教會身份不符的活動，就使我們更把它看成美帝國主義侵略的一部分，或文化侵略一的先鋒。所以長時期來，美國基督教青年會在華的活動，被一概打成“反革命”，它的成員也不由分說被視為文化特務或反革命分子，受到鎮壓或打擊。實際情況當然不如此簡單。國內對這方麵缺乏從學術觀點進行的研究，西方學者卻做了不少工作。如費正清編有《美國人和中國的傳教事業》（哈佛大學出版社1974年版）一書，收有多位學者的論文；還有謝利·加雷特的《中國城市的社會改革者：1895年至1926年的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哈佛大學出版社1970年版）和更早保羅·瓦爾格的《美國新教1890年至1952年在中國的傳教運動》（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58年版），都是具有曆史跨度的專門論著。赫西的《召喚》也是在費正清、史景遷等美國漢學家的建議、啟發和幫助下寫成的。小說出版於1985年，也許正是中美邦交在20世紀80年代走向正常化後，才提供了一個契機，讓人們得以更全麵完整地回顧這一段曆史。
由於以上的原因，《召喚》可以算赫西最典型的中國主題的作品。“中國”從小說第一頁就開始出現。小說從大衛·特裏達普1878年誕生在紐約州鹽河村的一個農場的那一刻寫起，但又穿插進他在中國聞悉母親去世時的回憶，想起自己造成的難產差不多在60年前就幾乎謀害了生母。這成了敘述主人公來華前事跡的基本筆法——以他後來的第二故鄉中國為聚焦點，他的思緒、牽念，書寫的日記、信劄，及對往事或清晰或模糊的印象，總是來自那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