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特裏達普永遠離開了中國，不久就以72歲的高齡在紐約州的桑錫爾去世。但即使死後，他仍眷念著自己深愛的國家。遺囑中他吩咐後人把他和妻子艾密瑞的骨灰，不管時間早晚，要從美國的暫厝地遷往上海基督公墓，和那裏早夭的唯一女兒南茜的墓樞相鄰而葬。時光匆匆，又過了將近四分之一世紀，尼克鬆總統訪華後中美關係正常化，特裏達普的大兒子菲利普才有機會實現父親的遺囑。從1972年開始，整整九年間，菲利普多方聯係，甚至驚動了當時的中國外長黃華和周恩來總理，但始終毫無結果。直到1981年，菲利普本人也已70歲左右，才在美中友好協會的組織下，來中國旅遊，趁機將父母的骨灰盒帶在身邊，以求他們的亡靈能在他們生前熱愛的中國安息。然而上海的基督公墓早已蕩然無存，連南茜的骨殖也找不到一絲蹤影。菲利普沒有輕易放棄，他又北上保定，想在那裏替父母找到一塊理想的淨土，但仍遭到了不容分說的拒絕，一無所獲。最後他隻有將骨灰重新帶回美國。如果特裏達普地下有知，他是一定不會瞑目的。菲利普最大的感慨就是，特裏達普可能太渺小和微不足道了。在這位牧師之子的印象裏，中國上上下下，從高級官員到普通百姓，沒有任何人知道大衛·特裏達普是什麼人，他曾經在中國做過什麼。
確實，在巨大的曆史的鴻溝中，這位獨特的美國傳教士或許隻能說是粒卑微而不起眼的塵埃。不僅他試圖填平鴻溝的終身努力是徒勞的，連這徒勞也早成為隨風飄散的輕煙，在今天找不到任何一點痕跡。障礙不是單方麵的，小說臨近結束時，特別提到了美國參議員麥卡錫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反共法案就專門把矛頭指向來華傳教士的後代。利益的衝突，政治的謀略，意識形態的教條、積怨和成見等等，從來是妨礙不同文化正常交流和融合的絆腳石。個別人的良好願望想逾越它們，談何容易！但這裏畢竟顯示了另一方向的衝動和意向，顯示了一個人的真摯和熱誠可能達到的極限。鴻溝依舊存在著，某些方麵可能還在加深加劇，但並不等於就隻能讓它繼續加深加劇；剩下的並非隻有一種可能性，關鍵是需要像特裏達普牧師那樣作出真誠的奉獻——這種真誠來自獨立和艱難的思想曆程，或西方人喜歡說的“精神上的奧德賽”。
從1956年的《孤石》到1985年的《召喚》，赫西小說中國題材的創作已有50年的跨度。總體上看，他對異質文化的交流仍相當悲觀。小說其實重複了外國人被中國人叫作“洋鬼子”的困惑。我們看到，無論主人公怎麼努力像一個普通中國人那樣生活，脫去西裝穿上中國的便服，說一口流利的京腔官話，並由衷地為了中國的富強和繁榮，數十年如一日在農村基層堅持掃盲和農作技術的改進，他最終還是被當成“非我族類”的“洋鬼子”，被逐出中國，即使死後也容不得他的亡靈有一塊安息的土地。這其中無疑結晶了赫西本人不止一次的華夏之旅的親曆和親驗。在他看來，不同文明在一個有良知的心靈中的彙流，將永遠是這個靈魂無盡的煉獄。但讓人們肅然起敬的，也正是遠遊的文化使徒們在荊棘叢中滴血的腳步……
4.現代性的親和力：福克納與新時期小說
命運選擇了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1897—1962）充當美國古老南方的代言人。他生於19世紀末，家鄉密西西比州的奧克斯福小鎮是他度過終生的地方。在他成長的炎熱而幹燥的日子裏，參加過內戰的南方聯盟老兵和按舊時代方式培養出來的老太太們，把前緣舊因混雜著對一個逝去時代的無限懷戀，源源不斷灌輸給這位未來的作家。南方人世代相傳的榮譽感、古老的美德在他心底生根發芽、茁壯成長。可是，另一方麵，目之所及，卻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混亂世界。南方被無孔不人的現代文明撞開大門，拖著疲憊沉重的步伐，加入到工業文明和金融資本主義的滾滾紅塵。
福克納耳聞目睹了處在新與舊夾縫中的南方人的惶惑無奈。當完成《士兵的報酬》和《群蚊》兩部習作後，他終於把目光轉向家鄉，思考南方的問題。1929年完成的《沙多裏斯》是其開端。小說寫了南方莊園主貴族沙多裏斯家族的後裔因無法適應急劇變化的現代社會終遭淘汰的故事，這個主題奠定了以後小說的基調。福克納自己說：“打從寫《沙多裏斯》開始，我發現我家鄉那塊郵票般小小的地方倒也值得一寫，隻怕我一輩子也寫不完，我隻要化實為虛，就可以放手發揮我那點小小的才華。這塊地雖然打開的是別人的財源，我自己至少可以創造一個自己的天地吧。我總感到，我們創造的那個天地在整個宇宙中等於是一塊拱頂石，拱頂石雖小，萬一抽掉，整個宇宙就要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