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福克納和蘇童從一開始就抱著對現代文明的批判態度，力圖從昨日的世界找到振起人類精神的素材，賈平凹卻是從當前農村生活的新變化，又一步一步轉向對過去的探視的。這個轉變過程，本身就十分耐人尋味。我們發現在賈平凹的商州係列小說中，有一個時序遞減的現象：創作時間越靠後，其時代背景越古老。80年代初期的商州故事，如《小月前本》（1983），《雞窩窪的人家》（1983），《臘月·正月》（1984）等，作品的時間背景基本是與時代同步的，可是隨後的小說，如《五魁》（1990），《美穴地》（1990），《白朗》（1990），《晚雨》（1991）等等，故事發生的時間卻與現代越來越遙遠。作者的態度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早期商州故事中的主人公王才、門門、才才、煙峰，無不是以農村改革者銳意進取的現代精神而被作者大加頌揚，可是到了《故裏》（1986），我們發現作者的態度開始漸漸曖昧起來。
這部小說延續了前期商州故事的一貫主題，描寫山民趙一仁全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生活變化。趙一仁當了十幾年的堰長，德高望重，是玄虎山古老秩序的維護者，一種特殊的權利象征：
堰長雖然不是社長，亦不是生產隊長，但它是天人合一的象征，其權力為惟德是馨的體現。堰長有專門的房子。即使這一年五穀歉收，他也有絕對保證的糧食。他有獨自使用的銅鑼，鑼一響，莊人就得招之即來。而他決定給誰家放水，就給誰家放水，旁人不能閑言碎語。黑河水如若暴漲，衝毀了水渠堰，搶修時，堰長則必須挺身而出，第一個下水，死而不惜。
但在新一輪民主選舉中，一個年輕人接替了堰長的位置。趙一仁的落選固然象征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而在家庭成員間這種變化早已不知不覺地開始了。幾年前，二女趙怡嫁進省城，成了作家夫人，被家人引以為傲。小妹趙良進城跟二姐生活了一段時間，就想找一個城裏人結婚，變得高不成低不就。其他的幾個兄弟，也都不甘心像父輩那樣種地過日子，紛紛卷人時代風潮，有的開廠，有的挖龍骨。生活的富裕並未給這家人帶來預期的幸福。相反，由於經濟實力的差異，兄弟間產生了隔膜與矛盾，婆媳亦無法和睦相處，家庭四分五裂。大兒子趙和順應著社會潮流，停薪留職開辦了一個培育蘑菇的加工廠，與妻子顧玲玲一同經營，迅速致富，成為縣城知名企業家。他忙著在縣城辦廠賺錢，竟連老父病重都不願回家探望。他的妻子顧玲玲倒是回來了，卻帶回一身新學得的城裏人的虛偽與矯情。二兒子趙玄情況更糟，他靠挖龍骨發了財，就喜新厭舊，在外花天酒地，回到家中對妻子百般挑剔，拳腳相加。他口口聲聲叫囂：“怎麼著，我有錢嘛！”把妻子折磨得精神失常，搞得全家雞犬不寧。曾經在玄虎山一言九鼎、語出令行的趙一仁，如今卻對兒子毫無辦法，隻得長籲短歎：
都是錢害了人的德行啊！要是這幾年還像往日那麼窮，什麼事都沒有了！那年頭，誰家有個什麼事，鄉裏鄉親的誰不幫忙！現在呢，哪家死了人，抬棺材的人都叫不齊！從早先對農村現代化歡欣鼓舞表示樂觀，到憂慮和批判意識占據上風，是賈平凹創作態度的明顯改變。隨著社會轉型的加速和現代化程度的深入，經曆了現代文明猛烈撞擊的古老農業社會發生了更深層次的裂變，固有的社會秩序和道德倫理觀念土崩瓦解，由此引發的種種現象是人們所始料不及的，而其中令人感觸最深的莫過於農村人純樸天性的喪失，這在賈平凹是刻骨銘心的。《商州再錄》一文寫下了他的直觀：“……這次商州之行，亦有不同兒時在商州，甚至不同前年去年去商州，覺得有一種味兒，使商州的城鎮與省城西安縮短了距離，也是山坳溝岔與平川道的城鎮縮短了距離。這味兒指什麼，是思想意識？是社會風氣？是人和人的關係？我又不能說準，隻感到商州已不是往昔的商州。這不免使我憤怒。靜心思索，又感到，隨著時代的變遷，這些山民既保存了古老的傳統遺風，又滲進了現代的文明時髦，在對待土地、道德、婚姻、家庭、社交、世情的諸多問題上，有傳統的善的東西，有現代的美的東西，也有傳統的惡的東西，也有現代的醜的東西。”
但在傳統和現代的美與醜之間，賈平凹還是本能地選擇了傳統，將審美視野投向了過去的商州，結果便是《五魁》、《天狗》、《古堡》、《黑氏》等係列作品的誕生。在這個獨特的係列中，故事的時代背景被有意忽略，生命的存在虛化了具體的時間形式，但讀者可以明顯感受到一種刻意營造的古老氛圍。比如《天狗》，從人物的言行不難推斷故事大約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但小說介紹故事發生地時故意強調了古老的稱呼“堡”，並作了一番渲染：
之所以稱作堡不稱作村，是因為早年這一代土匪多，為避禍亂，孤零零雄踞在江邊的土疙瘩振上。人事滄桑，古堡圍牆早年就廢了，堡門洞邊的荒草裏僅留有一碑，字跡斑駁。暮色裏夕陽照著，看得清是“萬夫莫開”四字。居家為二百餘戶，皆秦地祖籍，眾宗廣族卻遺憾沒有一個寺廟祠堂。雖然仍有一條街，商業經營乏於傳統，故不逢集，一早一晚，安安靜靜，倘有狗吠，則聲如巨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