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總能在綠洲的盡頭遇到狼息在荒野浪跡，或在安逸的港灣之外見到孤帆於風濤中出沒，在人類邁向富庶和繁榮的整齊方陣一側，也總有零餘者在躑躅在徘徊。他們並不隨著萬眾一聲的歡呼而雀躍，也不因預言中流著奶與蜜彼岸而陶醉。他們疑慮、惆悵、苦思、焦慮，似乎難以在縱情歡樂的紅塵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感覺，苦澀與憂心忡忡才是他們的天職。
不能不承認，有的人就是天生敏感或者脆弱。在走出本土封閉的疆域後，文化的衝突和對抗人來說都是普遍的遭遇。當衝突和對抗發生的一刹那，誰的內心都會失去平衡。初次出國的人，常得“文化休克症”，原因就在這裏。一般情況下，逐漸適應以後，症狀就會消失。但就是這麼一些人，總在臨界或邊緣的地段左顧右盼，進退兩難。還有就是在文化轉型時期，趨新與守舊、向前與向後，也是讓他們頗費思量的事，常常弄得魂銷骨瘦，煢煢孑立。
19世紀德國浪漫派詩人諾瓦裏斯說：“應當以痛苦為驕傲——每一次痛苦就使我們想起我們的高等地位。”但其實問題並不在地位的高或下，而是在心靈的感應力是否特別纖細，特別多愁善感？於是在異質文化融會交織的巨流之中，出現了一群不知歸屬、也無所適從的人，他們的靈魂因兩種文化的撐持而撕裂成兩半。比諾瓦裏斯早了二百年的一位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則說過，人永遠隻會為他失去的東西而痛苦：“誰會由於自己隻有一張嘴而覺得自己不幸呢？誰又會由於自己隻有一隻眼睛而不覺得自己不幸呢？”如此說來，難道各族文明像大家庭一樣的和睦相處，曾經是人類擁有過的東西？
1.孤守夢中的紅樓：兩棲作家張愛玲
1955年秋天，張愛玲（1920—1995）乘克裏夫蘭總統號輪船離開香港，遠赴美國，從此開始了她在太平洋彼岸長達40年的生活，並於1960年7月加入美國籍，成為美國的正式公民。張愛玲由此成了一個兩棲作家——在大多數人眼裏，她仍然是20世紀40年代上海淪陷區那個冰雪聰明、玲瓏剔透的走紅小說家；而在另一些人看來，她已是個移民作家，甚至可以算美國作家了。
在美國的40年，是張愛玲將自己的根，一點點從祖國拔出，移到一塊不無陌生的土地上的過程，也是一個逐漸走向封閉的過程。到最後的十幾年，她基本上過著隱居的生活。一個中秋之夜，她一個人靜靜地在自己的家中長眠了。和那個快樂地喊著：“嗬，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的洋場才女相比，和那個曾經大紅大紫、名噪一時的文壇新秀相比，她真正是像自己所說的“淡出”了。
張愛玲在美國寫的最後一部著作《對照記》裏，這樣描繪人的一生的經曆：
悠長的像永生的童年，相當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許多人都有同感。
然後崎嶇的成長期，也漫漫長途，看不見盡頭，滿目荒涼……
然後時間加速，越來越快，繁弦急管轉入急管不弦，淒景凋年倒已經遙遙在望，一連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
在張愛玲身上，奇特地凝聚了新舊之際的中國一切文化上的矛盾。她既唯美又世俗，既時髦又懷舊，既超脫又功利，既逃避戰爭又無可逃避，既眷戀故國又沒有祖國，既喜愛熱鬧又自我閉鎖荒涼中的揮別。
張愛玲出身於典型的舊式的世家貴族。她的祖父張佩綸，是清朝末年著名的清流人物，因敢於議論朝政而名重一時，官至檢察院左副都禦史（相當於今天的最高檢察院副總檢察長），後來在中法戰爭期間協辦福建海防，兵敗遭查處，被釋後任李鴻章幕僚。祖母李菊藕就是李鴻章的女兒。父親是官宦之子，母親也係出名門。出生在這樣的門第裏，張愛玲很早接受的教育，從一開始就混雜著新舊兩種文化成分。很小時她便每天早上由傭人抱到母親的床上，“跟著她不知所雲地背唐詩”，開始識字。但她的母親也喜歡看小說，張愛玲清晰地記得母親坐在馬桶上讀《小說月報》上連載的老舍的小說《二馬》，“一麵笑，一麵讀出來，我靠在門框上笑”。而她的父親又是深受舊學熏陶的人，“一輩子繞室吟哦，背誦如流，滔滔不絕一氣到底，末了拖長腔一唱三歎地作結，沉默著走了沒一兩丈遠，又開始背另一篇。聽不出是古文還是奏折，但是似乎沒有重複的。”可見舊式的學養根底相當深。但她父親也喜歡讀小報，家裏總是這裏那裏到處亂攤著當時頗為時新的“新聞紙”，使張愛玲也養成了讀小報的習慣。十歲以前，家裏還為姐弟倆請了私塾先生，一天到晚搖晃著身子背誦古文，學作古詩，雖然苦，但卻為她奠定了古典文學方麵的良好素養。她的“悠長得像永生的童年”便是在一種濃鬱的新舊兼備的文學氣氛裏度過的。古文、舊小說、小報上的鴛鴦蝴蝶派通俗文學，也有一點新文藝作品，填滿了張愛玲的視界，也奠定了她的文學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