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創作中折射出的張愛玲是一個對傳統懷著大悲哀而戀戀不舍的人，在散文中出現的卻是一個意緒闌珊、懂得享受現代文明生活方式的都市女性。在上海租界這樣一個特殊的生活空間裏，張愛玲為自己發現了一個充滿生趣的家園。從一些描寫日常生活的篇章，如《公寓生活記趣》、《夜鶯的喇叭》、《道路以目》等，我們看到了一個興興頭頭地散享著西式生活的好處的現代女子，我們聽她趣味盎然地談吃、談穿，跟著她逛街，陪著她和小販討價還價……一幕幕尋常的生活場景直逼過來，讓你忍不住和她一起消受，一起嬉笑或怒罵。而在一些回憶童年和少年生活的散文中，如《童言無忌》、《私語》等，雖然所描繪的正是她遭受的痛苦和虐待，但那口氣也是淡淡的，沒有大喜，也沒有大悲。還有更多的一類文章，便是談她看過的書，品過的畫，聽過的音樂，以及在平常生活中提煉出的感悟。在興趣駁雜、見解老到的議論風生中，浮動的是一種熟稔和合拍，一種如魚得水的愜意。上海租界或半租界的生活太投張愛玲的情意了，她在《到底是上海人》中說過：“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煉，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但她就喜歡如此的新舊兼有的氛圍和情調，這完全是文化上的親和與魅力。雖然在西方文化的對照下，張愛玲清楚地看見中國的“壞”——髒，亂，沒有私生活，可就是偶爾遇到的一點怡人之處——一首好詩，一個動人的街景，足以使張愛玲欣喜有加。她寫下了如此讓人感動的句子，“活在中國就有這樣的可愛：髒與亂與憂傷之中，到處會發現珍貴的東西，使人高興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在收入《傳奇》增訂本的散文《中國的日夜》中，描摹了一串尋常的市民生活場景後，張愛玲破天荒做了一首詩來表達對中國的愛：“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國土。/亂紛紛都是自己人；/補了又補，連了又連的/補丁的彩雲的人民。/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高興曬著太陽去買回來/沉重累贅的一日三餐。”她還以一種富於特征的小女人口吻表示了對祖國的眷戀：“……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國——還沒離開家已經想家了。”
但事實是，張愛玲還是遠走他鄉，離開了令她如此愜意的家園。解放戰爭勝利，新政權成立以後，1952年春她以繼續香港大學學業的名義提出申請，前往香港，三年後走得更遠，到了大洋另一端的美國。以後的40年間，她再也沒有踏上她深愛著的上海和中國的土地。對她而言，中國或上海不僅是一個地理位置，更主要是一種文化的代表。當她所鍾愛的那種新舊混雜的文化——說租界文化、半租界文化或市民文化都可以——不複存在，甚至連其誕生的土壤都來了個兜底翻時，中國或上海就成了失去意義的荒漠了。
柯靈曾經討論過張愛玲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歸屬問題：“……中國新文學運動從來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難分。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反帝反封建，30年代的革命文學——階級鬥爭，抗戰時期——同仇敵愾，抗日救亡，理所當然是主流。除此之外，就都看作是離譜，旁門左道，既為正統所不容，也引不起讀者的注意。這是一種不無缺陷的好傳統，好處是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隨著時代亦步亦趨、如影隨形；短處是無形中大大減削了文學領地……我扳著指頭算來算去，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日本侵略者和汪精衛政權把新文學傳統一刀切斷了，隻要不反對他們，有點文學藝術粉飾太平，求之不得，給他們什麼，當然是毫不計較的。天高皇帝遠，這就給張愛玲提供了大顯身手的舞台。抗戰勝利後，兵荒馬亂、劍拔弩張，文學本身已經成為可有可無，更沒有曹七巧、流蘇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張愛玲不屬於和政治鬥爭關係密切、意識形態色彩強烈的革命文學陣營，這是沒有疑問的。她一生不喜政治，也不問政治。這種不問政治的傾向在她同漢奸文人胡蘭成的婚戀中達到了極端。在文學創作中，她也和同時代的主流文學自覺拉開著距離，隻一心一意編織她的情欲傳奇。她有自己的見解，在《自己的文章》中作過說明：“我甚至隻是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裏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素樸，也更放態的。”“和戀愛的放態相比，戰爭是被驅使的，而革命則有時候多少有點強迫自己。”因此她選擇和營造了另一塊天地，作為自己生存和想象的空間。那就是上海和香港的租界或半租界的市民社會，她對那裏的五光十色、光怪陸離的人生和種種欲念的流動與沉浮，倍感熟悉而親切。
張愛玲對戰爭的反感可以追溯到她讀大學時在香港的三年履曆。這時期日寇對香港的侵略戰爭一下子擴大了她的眼界，讓她窺見戰爭的破壞力和人類文明的脆弱。在張愛玲回顧港戰的散文《燼餘錄》中，她真切地描繪出人類在戰爭這種野蠻的破壞行為中的猥瑣、自私、無力和絕望。以後在《傳奇》再版序裏，她又說：“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裏有這惘惘地威脅。”引人注目的是那種刻骨的文化悲觀主義。那種浸透在“亂世”的無奈中的“荒涼感”，可以說是在大學時代經曆港戰後發端的，以後又慢慢滲潤開去。這種虛無的態度，反過來證明了張愛玲對古老文明的重重依戀，麵對戰爭或別的破壞力量對於傳統的無處不在的威脅，她始終隻有惘然與傷懷。同時由於戰爭導致的極大破壞，她又產生了對孕育戰爭的現代文明的悲觀與絕望。在這裏，張愛玲的觀點也是種兩難的姿態，並多少顯得悲觀，因為她忽略了文明或文化的創造力和再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