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女之間就是這樣，因愛而隔膜，因隔膜而誤解，因誤解而衝突。她們“彼此失散了”，“互相間見不到，聽不到，互不了解”。在《喜福會》中，我們甚至能夠看到上一輩以至再上一輩的人，她們與自己的母親間種種的隔閡與矛盾，隻不過帶上了更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意味。龔琳達為了履行父母在她兩歲時對別人許下的一個諾言，成了媒妁之言的犧牲品。龔琳達並不喜歡被任意擺布的命運，隻是她把反抗延遲到婚後，以維護娘家的臉麵。許安梅的母親因為所謂的“不守婦道”，以寡婦的身份再嫁到有錢人家做四姨太，遭到了娘家的謾罵和唾棄，而實際上她是遭騙身之後被迫下嫁的，她甚至沒有為自己辯護，隻是默默地吞下苦水。其母臨終之際，她屈辱地回到娘家，割下手臂上的肉放人母親的藥湯一起煎熬，以盡女兒最後的孝心。“這種孝，已深深印在骨髓之中，為此而承受的痛苦顯得那般微不足道，你必得忘記那種痛苦，因為有時，這是唯一的途徑，能讓你意識到‘發膚受之父母’的全部含義。”但直至最後一刻，這上一輩的母女並沒消除芥蒂，母親帶著憾恨離開了人世，女兒帶著傷痛離開了遺體。
但在譚恩美所精心營造的母女氛圍中，更多的還是中美雙重的文化的色彩，一種悖謬的兩難色彩。母親們深切地意識到這一點，《喜福會》中龔琳達有這樣一段懺悔的文字——這一切都是我的過失：長期以來，我一直希望能造就我的孩子適應美國的環境但保留中國的氣質，可我哪能料到，這兩樣東西根本就是水火不相容，不可混合的。
我讓她學會適應美國的環境。什麼是美國的環境？假如你在美國出生貧窮，這並不是什麼永世不得翻身的恥辱，你可以先爭取到個獎學金，如果你讓哪片屋瓦砸破頭，不必為你的晦氣而哭泣，你可以去控告屋主……在美國，反正你可以任意改變你處身的境地。
她很快就學會了這一切。可我卻教不會她有關中國的氣質：如何服從父母，聽媽媽的話，凡事不露聲色，不要鋒芒畢露·一容易的東西都不值得去追求，要認清自己的真正價值而令自己精益求精……
她才不聽這一套呢，在我苦口婆心的給她講這些時，她隻顧嚼口香糖，吧嗒吧嗒的，然後吹起一隻比她自己臉頰還大的泡泡。
來到美國生活了這麼多年以後，龔琳達終於無可奈何地承認了這一點，她沒能把自己的女兒變成一隻美麗的天鵝，就像當年麵對滔滔海水，站立船頭遙望彼岸的婦人一樣，在踏上這片土地的那一刻就被迫和懷裏一路做伴的天鵝說再見，揮手之餘剩下的隻是一根沒有多少分量的羽毛。豈止是她一人，吳素雲、許安梅、映映·聖克萊爾，還有更多從舊中國的專製，從戰爭陰影中走來的婦女，都迷失在了她們的美國夢中。美利堅的天空曾給予了她們希望的曙色，那裏沒有戰爭的動蕩不安，沒有不幸的婚姻和家庭，她們能夠從零開始，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叩開幸福的大門。同時又衷心希望她們曾遭遇過的女性悲劇不要在女兒身上重演，但結果卻是事與願違。也許女兒不會重複在封建製度下的一切，但也遠遠背離了她們事先設想好的軌道。反過來，女兒們也有自己的焦慮——
我看看鏡中我們母女倆，我又想到自己的為人處世的準則，我實在弄不明白，哪個是中國式的，哪個是美國式的。反正我隻能兩者舍其一，取其一，多年來，我一直在兩者中徘徊，考慮取舍。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言行舉止、生活習慣還是思維方式，母親與女兒之間如何可能避免分歧？盡管共同生活在集東西兩種文化氛圍為一體的家庭中，她們仍然橋歸橋、路歸路，踩著中國的循規蹈矩和美國自由奔放的不和諧節奏行走。我們經常看到：母親在曆數老家太原的種種優點時，女兒卻自始至終把它當做了台灣；女兒把母親贈送的玉隨意擱置，等到想起佩戴它的時候卻已經無法明白那塊玉的含義了；女兒要給服務生當做小費的錢硬是被母親當麵扣了下來；在母親看來是不倫不類的發型女兒卻把它視為時尚……雙重文化的進退兩難使得母女間的代溝變得愈加深邃而複雜。
真實的母親
1992年，譚恩美出版了第二部小說《灶神之妻》（The Kitchen God’s Wife）。灶神是中國民間傳說中一個掌管灶台的神，地位不甚顯赫卻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俗稱灶王爺。每年歲尾，民間有“送灶”的習俗，因為這一天灶王爺要從灶台飛回天上去向玉皇大帝彙報各家情況，於是家家戶戶忙著做甜食、點心來封住灶王爺的嘴，希望他在玉帝麵前多說好話，以求來年平安好運。至於灶神的來曆，則另有一個傳說。古時有位姓張的農民，娶高氏為妻。妻子溫柔賢淑，勤勞能幹，田地收成一年比一年好，他們過上了衣食無憂的富足生活。但張姓農民見異思遷，垂涎一個風流俊俏的李姓女子，並把她帶回家中，而將高氏趕了出來。李氏好吃懶做，很快把家財揮霍一空，又跟別的男人私奔。一貧如洗的張淪為乞丐，有一次他昏倒在街頭路邊，醒來時驚訝地發現收留他的正是前妻高氏。張無地自容匆忙躲進灶台，毫不知情的高氏舉火作炊，眼看著丈夫化作三股煙火直升天廷。幸虧張知錯能改，虔心悔罪，從此被玉皇大帝指派為灶神，負責督察人間的是是非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