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一些不能忘懷的舊人往事不斷地湧現在陳若曦的腦海中。七年非常態的生活給她打下的烙印太深了。她一度擱下的筆終於又拾了起來。1974年11月，她寫的第一篇以“文革”為題材的小說《尹縣長》在香港《明報月刊》發表，立即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因為這位“現代文學”派的中堅人物擱筆已整整12年了。從此她一發不可收拾，接連寫了幾篇，1976年結集為以《尹縣長》為題名的短篇小說集，1978年出版了同樣是“文革”題材的短篇小說集《老人》和長篇自傳性小說《歸》，另外還有《“文革”雜憶》等散文集出版。1974年，陳若曦全家移民加拿大溫哥華。1979年應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之聘，移居該地，1988年加人美國籍，從此一直活躍於美國華文文學圈內。
在一係列描寫“文革”的作品中，以《尹縣長》、《晶晶的生日》和《耿爾在北京》等幾個短篇最為膾炙人口。陳若曦對於“文革”的描寫，重在反映出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浩劫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不僅僅是肉體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或心靈上的。
《尹縣長》中的主人公尹飛龍，是一個投誠中共的國民黨軍官。在他身上多多少少有作者自己從台灣來到大陸的側影。他解放以後工作表現一貫積極，對黨忠心不二，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黨叫幹啥，就幹啥。一共就是一個腦袋，隨黨怎麼改造……”他自述自己與共產主義的關係的一段非常感人，他說：“我知道共產主義時，已快30歲了。那時，我也不清楚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否一定能實現，實現了以後又是什麼樣的情況。當有人向我談到共產主義是教人為別人活著，為中國老百姓做事……我記得，我曾經感動得手和腳冒汗，握在手裏的馬鞭子變得水淋淋的……但是我畢竟是個老粗出身，小時候沒有好好讀過書；解放以來，雖幾次參加學習班，可惜文化水平太低，總是讀不懂馬列主義……”就是這樣一個對黨幾乎“愚忠”的掛名縣長，當紅衛兵進駐興安城，“文革”之火在這個偏僻貧窮的小城燃燒起來以後，卻被莫名其妙地當做“階級敵人”成為眾矢之的。他任國民黨軍官時槍殺某個作戰時違反命令的兵的“爛陳賬”被翻出來，最終導致他在紅衛兵所謂“為階級弟兄報仇”的口號下被槍斃了。小說最驚心動魄的一幕便是追憶尹縣長被公審和槍決時的場景，陳若曦正是在這裏拋出了她對“文革”最為深沉有力的控訴。
公審尹縣長時，紅衛兵頭子小張跳上台喊口號：“血債要用血來還！”“處決軍閥、惡霸、反革命尹飛龍是毛澤東思想偉大勝利！”開始，其他紅衛兵還跟著喊，“可是聲音越來越稀，越來越低。到最後一句‘毛主席萬歲’時，隻剩下台上的人跟著喊。大家一看。跟著喊的竟是尹飛龍！他雙手被人架在身後，眼鏡掉了，但頭卻昂起，蠟黃著臉，鼓直了眼睛，低沉有力地喊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我們都呆了，全場不作聲，隻聽著他一個人喊。”當行刑的槍對著他時，“他又仰頭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紅衛兵隻好用手帕把他的嘴堵上，槍於是響了。然而，“這一次，一聲歡呼都沒有”。一個到死也無法對“文革”的真正動因徹底想清楚的人，永遠也不會明白自己為什麼死了，因為正是他無限忠誠的黨和毛主席錯誤發動的這場運動斷送了他的性命。那麼，尹縣長的死在大家的眼光裏又怎麼看呢？——“當時都認為是革命需要，不槍斃個把人不足以樹立威風，擴大影響，事後大家也認為過分了些。類似這樣的事也不止尹飛龍一個。”小說是以這樣一句話結尾的：“我……腦子裏隻是反複地湧上一句平日誦熟的毛澤東的話：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陳若曦的筆觸溫婉含蓄，但在這裏顯現了反諷的能量。
在這篇小說中，還不能忽視另一個人物小張。他和尹飛龍是遠房表親，卻是把尹飛龍送上斷頭台的罪魁禍首。小說一開頭對他的描寫，可以看作是對那個年代曾紅極一時的紅衛兵的群體肖像：“才高二的小夥子，他已氣宇不凡，張口閉嘴都是‘保衛毛主席’、‘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這小張身上一套草綠軍衣，因為舍不得換下來洗，領口和袖口都油汙發亮了；臂上套著五寸長的紅綢袖章，倒是非常耀眼，見了人喜把右手叉在腰上，迫使別人不得不正視這紅袖章所代表的權威。”他主動請命去他的故鄉興安城“點燃革命的火種”，到興安不久，即成立了當地的紅衛兵組織，把革命運動轟轟烈烈地搞了起來。在一開始，他還能保持正直，對於尹飛龍被當做眾矢之的還能作出客觀分析，然而隨著運動逐漸深入，隨著他在紅衛兵組織內地位的爬升，（他一度當上了“造反團”的副司令兼宣傳部長，有獨立的辦公室，還配備了女秘書。）他的政治熱情淹沒了一切。他再也不顧什麼是非曲直，不管什麼遠房表親，處決尹縣長，正是他的主意。開公審大會時，是他跳上台帶頭喊口號；也是他，親眼看著行刑的子彈射向了自己表叔的胸膛。他的政治熱情可謂高昂，可是他這樣“鞠躬盡瘁”，下場又如何呢？我們被告知，因為紅衛兵組織內部分裂成不同的派係，大搞武鬥，小張作為紅極一時的“造反頭頭”受到了通緝，三個多月不曾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