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為數不少的作品中，程寧（Ning Cheng）的《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1987）曾引起媒體的廣泛注意。這是一本自傳體小說，作者程寧原是前國民黨外交官的遺婿。她和她的丈夫1935年在倫敦相識、結婚，1939年回到戰時陪都重慶。她的丈夫從那時開始任國民黨政府的外交官員，一直到1949年解放。解放以後，他們選擇留在上海，沒有跟隨國民黨退至台灣。在人民政府的許可下，程寧的丈夫擔任了殼牌國際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總經理，直到1957年患癌症去世。以後，程寧接替丈夫進人公司成為新任總經理助理，一直工作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夕。
1966年8月的一天，一群紅衛兵衝進了程寧在上海的溫暖舒適的家中。幾個星期後，她被逮捕，送到了第一拘留所。她被關進一間獨立的監室裏，這一關就是整整七年。在那裏，她遭到了殘酷的審訊，造反派們千方百計地要強迫她承認自己有罪，承認她是“美帝特務”。然而程寧卻以其不屈不撓的意誌力和非同尋常的堅韌性格與造反派作堅決的鬥爭。盡管她的身心都遭到了巨大的摧殘，七年的監禁留給她一身的病，她卻自始至終捍衛著她的清白。1973年，因為審訊毫無結果，程寧獲釋。但等著她的卻是意想不到的噩耗：她24歲如花似玉的女兒梅萍，因為是“美帝特務”的孩子，在“文革”中已遭迫害致死。
《生死在上海》即是對這一段非人經曆的追憶。小說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革命風雲”（The Wind of Revolution）寫的是“文革”初期運動還未波及自身時所目睹和親曆的事情，比如紅衛兵對殼牌公司前任財務主管陶風的公審大會等；第二部分“拘留所”（The Detention House）主要細數了在第一拘留所中度過的七年非人的生活，從被捕、審訊到最後釋放，寫得清清楚楚；第三部分“我為公道而鬥爭”（My Struggle For Justice）主要寫了從1973年獲釋到1980年離開中國之間七年的生活。這時候程寧住在一處擁擠的房子裏，生活處處有人“監視”，沒有人身自由，就連穿衣服也受管製。她這個時期主要的工作是弄清女兒在“文革”中自殺的真相。圍繞著這個事件，寫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
在作者前言中，程寧說：“這是一本真實地記錄我在“文革”期間的遭遇的書。其中的事件都按照它們發生的先後按時間順序記錄在這兒。讀者們將會發現，在那個時代，講任何一句話都事關重大。事實上，我能活下來也主要靠的是我被告知的和我所說過的話。我有足夠的時間一遍遍地回想其時的場景，不斷地掂量它們的重要性。到最後，它們被深深地烙在我的回憶當中。我的書，包括其中作為演講直接引用的每一句話，都幾乎是我個人經曆的忠實敘述。”
《生死在上海》的一個最突出的特點，是它從一個深受迫害的前國民黨外交官遺婿的視角，再現了從1966年到1980年間——也即從“文革”的發動、發展到結束後四年間——長達十多年中大陸的政治、社會狀況以及人民的生活情形。這裏麵沒有故事，有的隻是刻骨銘心的慘痛記憶；這裏麵幾乎涉及了“文革”所引起的社會巨變中的每一個方麵，然而常常隻是點到即止，沒有深入地探究和思考。
程寧也選擇了用英語來寫作，因為這是她掌握了近五十年的語言；同時，她心目中的讀者恰恰是那些“有幸生活在自由中的人們”，她要讓他們看一看“在那些黑暗的日子裏，我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的”。所以，對於“文革”中的一些特定稱謂、習俗，程寧都做了詳細的解釋，以保證生長在自由國土中的讀者可以理解。盡管這樣，程寧的敘述方式與思維模式仍然是傳統的。語言在她的手裏，真的隻退化成了媒介。她隻不過用英語向期待中的西方讀者忠實地“翻譯”了她的經曆。在這一點上，她的《生死在上海》與陳若曦、哈金的創作均是截然不同的，也因此在書寫“文革”的作品中占據了一個獨特的位置。